12 月 18 日，新华保险董事长杨玉成在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时，系统阐述了新华对 " 十五五 " 时期的发展判断。在这次访谈中，他并未过多强调短期经营目标，而是将重心放在 " 大保险观 "、服务能力建设以及国际化方向上。

国资保险机构 " 集体 " 转型的背后，是行业历经十余年规模扩张后，整个保险行业发展逻辑的根本性调整。

过去五年，国内寿险业经历了从高速增长到增速放缓的调整周期。

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2019 年人身险保费收入 3.10 万亿元，2023 年增至 3.54 万亿元，2019-2023 年年化复合增速为 3.4%，较 2019 年单年 12.2% 的同比增速大幅回落。低利率环境持续压缩利差空间，2020 年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中枢持续下移，长期在 2.5%-3.0% 区间窄幅波动，而 2014-2018 年这一指标的中枢高位值约 3.6%，直接导致依赖利差收益的储蓄型产品盈利空间收窄。

更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增额终身寿险、分红险等产品同质化程度加深，市场竞争逐渐陷入 " 利率比拼 - 费用补贴 - 价值率下滑 " 的恶性循环，2024 年头部上市险企人身险新业务价值率普遍在 15%-26% 区间，较 2019 年显著下降，单纯规模扩张已难以支撑可持续增长。

部分机构为抢占份额，通过提高分红演示利率、增加渠道补贴等方式非理性博弈，导致阶段性价值率承压。

与此同时，监管层的功能性导向不断强化。从 " 偿二代 " 二期工程实施到动态定价机制建立，从 " 报行合一 " 规范市场秩序到鼓励发展商业健康险、长期护理险，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正在引导保险回归风险保障本源。

2025 年 1 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明确提出 " 推动保险业从规模导向转向价值导向，从产品销售转向服务供给 "，将服务实体经济和民生保障的成效纳入险企考核评价体系。

" 十五五 " 规划因此成为一个关键窗口期，倒逼机构重新审视自身的业务重心和发展路径，而最先发生深刻变化的，是 " 服务 " 在保险经营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回溯行业发展历程，2010 年 -2020 年的寿险市场竞争，本质上是产品红利驱动的规模竞争。分红险、万能险、增额终身寿险等储蓄型产品轮流成为市场主角，尤其是在开门红阶段，这类产品往往占据新单保费的 70% 以上，成为推动规模增长的核心工具。

但随着市场主体增多、产品条款趋同，价格和利益让渡逐渐成为主要竞争手段，部分机构为抢占市场份额，甚至通过提高分红演示利率、增加费用补贴等方式非理性竞争，导致行业整体价值率承压，也引发了消费者对保险 " 重理财、轻保障 " 的认知偏差。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头部国资险企开始主动调整方向，将保障功能和服务能力重新置于核心位置，这一转变在 2026 年开门红产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分红险依然是市场主力，但定位已发生本质变化。

一方面，2025 年上市险企分红险实际分红实现率呈现理性管控特征，部分头部机构如新华、太保的分红实现率维持在 110%-130% 区间，较 2022 年部分产品超 120%-140% 的高实现率有所回落。

另一方面，健康、医疗、重疾等保障责任被更深度地嵌入产品设计，太保推出的分红型健康险采用 " 分红主险 + 重疾附加险 " 模式，国寿在分红险中附加长期护理责任，新华则强化了分红险的医疗费用垫付功能，实现 " 储蓄 + 保障 " 的双重覆盖。

产品策略的调整背后，是行业对长期发展逻辑的重新认知。

太保在 2025 年 Q3 业绩交流中明确提出，2026 年预定利率将维持当前 2.0% 的相对稳定水平，并强调将严格遵循监管动态定价机制，其核心诉求是削弱市场对短期收益博弈的关注，引导保险回归风险保障本源。

国寿、新华等机构也均在产品设计中降低了对短期收益的强调，转而突出保障责任的全面性和服务的可持续性。

在低利率成为长期约束的情况下，单纯依赖储蓄属性已难以支撑寿险业务的长期增长，服务与保障才是更稳定的价值锚。

如果说产品结构调整是 " 服务化 " 的起点，那么服务体系的延展，则构成了这一轮转型的核心内容，其本质是保险从 " 一次性交易 " 向 " 长期服务关系 " 的转变。

杨玉成在访谈中提出的 " 大保险观 "，正是这一转型逻辑的集中体现。

他强调，新华保险的 " 十五五 " 规划将打破保险仅作为风险补偿工具的边界，将其与养老、健康、财富管理以及国家战略更紧密地结合，构建 " 保险 + 投资 + 服务 " 三端协同的生态体系。

这种思路并非新华独有，而是头部国资险企的共同选择。

平安打造 " 防救赔用 " 全链条服务体系，其 " 平安行 " 产品 2025 年已保障客户 4290 万人，提供超 400 次救援服务；人保健康围绕长护险、护理险，探索 " 居家 - 社区 - 机构 " 一体化养老服务模式，覆盖超 2323 万参保人；国寿则推进 " 保险 + 医康养 " 生态建设，在全国 16 个城市布局高品质机构养老项目，构建覆盖健康管理、养老护理、医疗服务的全生命周期服务网络。

对国资保险而言，这种转型既有天然优势，也有责任担当。凭借资金规模、网络布局和政策资源优势，国资险企更有条件构建跨周期、跨场景的服务体系；而作为承担政策功能的金融机构，其服务能力的提升，本身就是对 " 服务实体经济与民生保障 " 要求的直接回应。

在服务逻辑逐步清晰的同时，" 出海 " 成为另一个被明确写入规划核心的关键词。与 " 十三五 "" 十四五 " 时期的原则性表述不同，此轮国际化讨论呈现出明显的路径分化和目标量化特征，背后是政策支持与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

政策层面，从 2014 年 " 国十条 " 首次提出 " 鼓励中资险企尝试多形式、多渠道‘走出去’ "，到 2025 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进一步提升跨境金融服务便利化行动方案》出台，政策支持体系不断完善，为保险出海提供了制度保障。

2024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 1922 亿美元，同比增长 8.4%，对共建 " 一带一路 " 国家直接投资 509.9 亿美元；这些跨境业务面临地缘政治、自然灾害、供应链中断等多重风险，对保险保障提出更系统性的需求。

在这一背景下，国资保险的国际化不再是探索性布局，而是进入战略落地阶段，形成了两种差异化路径。

人保集团积极推进 " 建设世界一流保险金融集团 " 战略，旗下人保财险提出五年内实现 " 海外业务增量占全险种增量 30% 左右 " 的量化目标。

截至 2025 年 9 月，其海外利益业务已覆盖 148 个国家和地区，风险保障总额达 1.7 万亿元；并牵头成立绿色船舶保险共同体、国产商用飞机海外机队保险共同体，针对性覆盖跨境业务风险，支撑高端装备 " 走出去 "。

国寿和新华则选择了更为谨慎的 " 资产端先行 " 路径。

受制于寿险产品在品牌认知、文化差异和监管环境方面的天然壁垒，海外消费者对中国寿险品牌的认知度较低，不同国家的保险监管政策、税收制度差异较大，直接开展寿险业务面临较高的合规成本和市场培育成本。两家公司均选择从资产端切入，通过海外投资积累经验、搭建渠道。

国寿通过旗下资产公司参与海内外新能源项目投资，并联合新华各出资 100 亿元设立 " 鸿鹄二期 " 私募基金，聚焦中证 A500 指数成分股中的大型 A+H 股；新华则坚持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原则，重点布局海外优质上市公司股权、绿色能源项目，把国际化视为能力积累的过程，而非短期规模扩张。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采取何种路径，" 出海 " 都并非独立命题，而是对保险公司综合能力的全面考验。

缺乏成熟服务体系支撑的出海，往往难以形成可持续的业务模式，甚至可能因风险管控不当导致损失。

从这一角度看，" 服务 " 与 " 出海 " 实际上构成了一体两面。前者决定了保险公司的内生能力，是出海的基础；后者则是这种能力在更大空间中的延展，是服务价值的国际化输出。两者的协同推进，才是国资保险国际化的可持续路径。

头部机构虽路径各异，但核心共识已形成。

下一个五年周期，保险业的竞争不再是产品利率和规模的单一比拼，而是服务能力、风险定价能力、国际化视野的综合竞争。

能否在服务与出海两条主线上实现真正落地，能否在价值创造与风险管控之间找到平衡，或将决定其在新周期中的市场地位，也将影响中国保险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与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