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日，韩国总统李在明抵达中国，开启就任以来的首次访问。

随同李在明此访的还有一支更为抢眼的、由韩国最大民间经济团体大韩商工会议牵头组建的 200 多人的经济代表团，团员包括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SK 集团会长崔泰源、现代汽车集团会长郑义宣、LG 集团会长具光谟等。

5 日上午，中韩商务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由大韩商工会议所与中国贸促会共同主办。

首尔科学综合研究生院大学主任教授黄菲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这是中韩贸易结构巨变下，韩国企业来华寻找新机遇、拓展新市场的必然选择。

2019 年 12 月时任韩国总统文在寅访华时也曾携带过经贸代表团，当时的规模约为 100 人左右。据韩国海关的数据，2019 年中韩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 2434.3 亿美元。其中，韩国对中国出口 1362 亿美元；自中国进口 1072.3 亿美元，韩国与中国的贸易顺差 289.7 亿美元。

在 2023 年前韩国对华贸易均处于顺差地位，顺差额度一度在 2013 年达到 628 亿美元的峰值，此后便呈现下降态势。2024 年，中韩双边进出口额为 2729.1 亿美元，虽增长 2%，但贸易逆差连续第二年出现，规模较 2023 年的 180 亿美元缩减至 68.3 亿美元。2025 年则见证连续第三年的贸易逆差。

7 年来，中国依旧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中韩经贸的内涵却发生巨变。

在黄菲看来，韩国对华贸易顺差被打破，意味着中韩经贸关系经历了结构性拐点，" 长期以来，中韩贸易以‘韩国提供高端中间品、中国负责加工制造并出口全球’为核心逻辑，韩国因此持续对华保持贸易顺差。然而，自 2023 年起，这一格局被打破，背后反映的并非周期性波动，而是中韩贸易结构正在发生深层次、长期性的变化。"

黄菲对第一财经解释道，随着中国在半导体、显示面板、化工材料及通用零部件等领域实现规模化替代，对韩国相关产品的进口依赖明显下降，" 过去由技术差距所支撑的分工结构，正在被‘（中国）国产化 + 规模优势’逐步改变。"

其次，黄菲认为，中国出口结构的变化也削弱了韩国的 " 搭便车效应 "。比如，中国对欧美市场的加工型出口占比下降，出口重心更多转向东南亚及南方国家，使韩国作为关键零部件供应国的角色相对弱化。" 中韩之间原本高度耦合的外向型产业链开始松动。" 她说道。

此外，黄菲还告诉记者，韩国出口结构本身高度集中，抗冲击能力有限，" 对华出口长期依赖半导体、显示器和化工产品，一旦这些产业同时面临周期下行、技术替代与地缘政治压力，贸易逆转便集中显现。"

至于中韩贸易结构是否是永久性改变，黄菲认为，未来（中韩贸易）不太可能回到昔日垂直分工的模式，而将更多转向 " 有限竞争、功能互补 " 的新格局。" 新能源与绿色技术、老龄化相关产业、数字服务贸易以及部分高端制造领域，可能成为新的合作增长点。" 她说，" 这些领域的共同特征是需求对称性强，有望成为中韩经贸关系的‘稳定器’。"

黄菲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李在明此次访华并不在于短期内改善贸易数据，而在于为中韩关系设定一个更加可控、可预期的运行框架，" 在中美战略竞争持续深化的背景下，此访更像是一场‘风险管理型外交’，是否能为中韩关系建立起一个‘可竞争、可合作、可预期’的新常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中韩互为重要近邻和合作伙伴，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此访为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据报道，4 日抵达北京后，李在明与在华韩国侨民会面时表示，韩中关系的全面恢复是本届政府最重大的外交成就之一，" 此次访问将成为规划未来 30 年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标志。" 同时，他还提到了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的重要性，" 基于两国的比较优势，未来在可再生能源、生物技术、银发经济和许多其他领域，仍然存在着无限的合作机会。"

黄菲认为，当前中韩经贸关系面临的最大风险，并非竞争本身，而是因误判或政策突变导致的非理性脱钩，" 因此，通过高层沟通，明确双方在半导体、新能源、核心材料等敏感领域的政策底线，有助于为企业提供最低限度的稳定预期，防止投资与供应链决策陷入长期观望。"

" 李在明此行的重要价值在于规则沟通。" 黄菲说道，" 中韩之间在产业安全、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方面有显著不同，但通过制度化沟通机制，将‘不可谈的问题’转化为‘可管理的分歧’，本身就是一种政策进步，有助于降低突发性政策冲击的概率。"

在黄菲看来，李在明此访更积极的意义在于展示韩国对自身战略角色的再定位，" 若能在安全同盟与经济合作之间形成更清晰、稳定的叙事，韩国将有机会继续扮演技术桥梁和规则接口的角色，而非被动承受大国博弈的外溢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