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浪屿出生长大，后离家去福州读书，再去英国留学，毕业后到上海外企工作，30 岁选择辞职，离开 " 商业 " 走向文学，36 岁出版第一本小说集《岛屿的厝》，2025 年获第八届上海文化艺术奖优秀新人奖。现在依然不断在旅途中，到处走，到处看。青年作家龚万莹的经历与伍尔夫所说的 " 我扎根，又流动 " 相符合，岛民基因让她不管去哪儿都爱吃点海鲜，食物也成为她作品中重要的细节。在她看来，文学是一条孤独的路，但她走在这条路上，听着耳畔时刻回响着的灵魂契合者的声音，又觉得这路走得也不那么孤独。就如她所说，" 写作是灵魂的工作，每个字都很珍贵，而读者正是用他们的心在阅读。心和心的触碰不能强求，就和爱一样，不能强迫，只能追求。"

袁欢：你如何理解 " 正在写的人 " 这个状态？

龚万莹：对我来说，" 正在写 " 代表着持续不断、植物生长的状态，意味着一颗种子埋在土壤里。它需要在黑暗中积蓄力量，经历漫长的等待才能破土。即便第一本书出版，也只是开始——如果是树，要生长百年，如果是花木，也要成长十年。我在不被看见的地方写了很久，2024 年才出版了第一本书，算是一颗小芽的破土时刻。

栗鹿：36 岁出版第一本书，你如何看待文学创作的 " 早晚 " 问题？

龚万莹：文学没有所谓的 " 早晚 "。我原先在企业上班，35 岁可能会被视为分界线，但文学与永恒相关，重要的是你什么时候想表达，以及是否有人愿意阅读。写完第一本书，我的状态并没有改变。这本书里的九篇小说，大部分是我在图书馆、家里写的，写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谁会看，就是一味忠诚地写出来。写完也没有所谓的释然，或 " 干了大事 " 的想法。写作更像是一条长路，绵延开去可能是一生的事业，就像长途旅行的人抵达第一站，所想的是如何继续走下去。

《正在写的人》龚万莹篇剧照

栗鹿：从企业员工到写作者的转变中，你是如何寻找写作时间的？

龚万莹：我原先一直觉得自己站在文学的门外。在静安寺附近上班时，经常加班，但我尽量找时间来写，甚至列了个 Excel 表格规划时间。如果周末的时间没有被工作 " 夺走 "，我会去参加一些文学活动，好像就能离文学近一点。

有个朋友跟我讲日本漫画家的故事鼓励我，说他的创作就是在地铁上完成的。我就学着养成随时随地阅读、写作的习惯。地铁五到十分钟，也可以写作，很挤的时候，就歪着身体写。我初期的练笔都是在这种掏出手机就写的状态里完成的。

袁欢：从文学活动参与者到台上分享者的身份转变，有何感受？

龚万莹：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文学，随着年岁渐长，文学在生命里的浓度越来越高，才产生转变。在上海生活，参加文化活动很便利。我之前住泰康路，附近有思南文学会馆，每周都有思南读书会。我有时间都会去看。

有一次晚上七点，我顶着同事灼热的目光逃离公司，出了地铁，一路小跑到思南公馆。到的时候，椅子都坐满了，我只能站在最后一排，站到脚酸。我记得那是吴亮老师《朝霞》的新书分享会，台上还有程德培老师、黄子平老师等。我现在居然都还记得嘉宾的话，比如程德培老师说的 " 评论家有时候就像在路灯下找钥匙 "。我并不是说这些言语能一下子使人觉醒之类的，并不是像三井寿跪在安西教练面前，大喊 " 我想打篮球 " 的觉醒时刻，没这么夸张。但这些有关于文学的字句、言语一点点积累在心里面，如种子吸水。

还有一次，是 2018 年吧，我作为读者参加上海国际文学周的分享会，一出来就被记者采访了，问我为什么来参加这个活动。我还很不好意思，说自己在写一个科幻长篇。没想到，2024 年，也就是六年后，我受邀和其他作者一起在思南同一个场馆，坐在台上分享自己的写作。虽然我那个长篇最终没写出来，但我从台下走到了台上，这种感觉很神奇。

袁欢：你觉得什么样的状态更适合创作？或者说更有灵感？

龚万莹：创作状态和灵感是两个面向的东西，创作状态就像一瓶浑浊的水需要静置沉淀。平日里，我需要很认真地投入生活、人群中，这是动态积累的部分。但写作需要等一切沉静下来，等待写作的固定节奏响起，直至沉淀的清水部分出现。真正的创作，就是那段澄清的水。

栗鹿：每次见你，你好像都在不同的地方，这种流动的生活状态如何影响你的写作？

龚万莹：朋友送我一个伍尔夫的背包，上面写了一句话："I ’ m rooted，but I flow。" 我很喜欢这句话，" 我扎根，又流动。" 我大部分时候都是这样的状态，在国内外都有生活经历，很多时候，流动会给我新的刺激和想法。

前几天我跑去无锡玩，路过一家店，极为古旧，一对老夫妇在门口随意摆了几盆葫芦。我总忍不住想要看他们，经过这家店的那几秒钟就赶紧看一眼。我来来回回看了好几趟，希望他们没有把我当成奇怪的人。我觉得这家店有时间的具象 " 住 " 在里面，好像可以通过它穿越时光。街上还有很多古早玩具店，我是在鼓浪屿长大的，对这些商品都很熟悉，各种拧发条的青蛙，弹跳球，就这样穿回到了我的记忆里，好像跟我发生了连接。是一种很亲近的感觉。

在旅行中，我发现自己一旦被吸引，就会不停地想重复观看。在英国工作的时候，假期我去巴黎，定了各种行程，但当我遇到奥赛博物馆，一下被击中，就没办法再去其他地方，每天不停地回到奥赛反复地看。很多时候，浅尝辄止大概只会有一个外部的轮廓，但当我们一次次去凝视、观看，不管是人、事或物，就产生了情谊，有了这种情谊，就能化之笔端。

栗鹿：那你在不同城市生活，是否有一种共同的情谊会牵动你？

龚万莹：我与城市的情谊，一方面在于人，比如每到一个地方，会认识新的朋友，但我一般最早认识的大多都是海鲜小贩。上海泰康菜场以前是个老菜场，有好几家卖海鲜的老板，我一定是先认识他们。

买海鲜有很多门道，要跟摊主 " 搏感情 "，还不能只找一家买，得保留一点竞争意识，假装自己很老练，才能买到最好的。

比如，上海吃大闸蟹，大闸蟹性寒，不能吃太多，在我的家乡鼓浪屿，我们吃得比较多的是海蟹，没那么多讲究，大吃特吃。我住过伦敦西部，那边主要是大商超，但我在当地也成功找到了一个露天市场，有兄弟俩卖活海鲜，大的面包蟹、海螺都很便宜，我会买回去自己做。

海鲜在我的小说里也有体现。《夜海皇帝鱼》中，阿霞的丈夫卷钱离开她，阿霞跑去外地散心，怒点海鲜，可那里的海鲜不太新鲜，会用浓油赤酱的调味来掩盖腥味。阿霞吃了后，一下子就知道，这不是她喜欢的味道，她也没有必要用这种方式消费报复。在吃的过程中，她发现了自己的荒谬之处。

还有在《鲸路》里，宝如失去了孩子，丧宴上会有白灼章鱼等，但她吃也吃不进，吃进也吃不出味。海鲜成为悲伤之物。因为她的孩子掉进海里，每一口都可能是孩子的血肉。

食物是跟我们生活紧密相关的，我每到一个地方，就会确认当地美食坐标，这个城市有无海鲜，在我心里的地位是完全不一样的，能不能找到螃蟹，决定了我爱这座城市有多深，哈哈。因此，作为一个写作者，美食当然也会在创作中，作为细节流露出来。

栗鹿：这大概是读你笔下的人物会让我们觉得亲切的原因。在你的新故事里，除鼓浪屿外，会不会关注更广袤的世界？

龚万莹：我写的人物，自然会跟我亲近。落笔写人物时，作者的心灵就是孕育人物的场域，从心里走出来的人，与作者总是熟悉亲近的。也可能是我更喜欢这样的文学，它贴近人。

作为写作者，第一本书我会选择最熟悉的地方风物来写，慢慢练习自己虚构的能力，而新作品写的是在城镇与大都市间的迁徙状态。我的亲人长辈们，哪怕有外出学习的经历，最终都回到了厦门生活。但我们这代人不一样——我们离开家乡到大城市生活，很多都留在外地了，节假日才返乡。我写的人物就是我们这代人，自然就会有迁徙的感觉。

栗鹿：有没有一本书或一位作家对你影响比较大？

龚万莹：很早开始读伍尔夫，但《海浪》一直不敢挑战。等我真正阅读的时候，我被这种直接书写灵魂的文字所震撼。它不是戏剧对话，不是独角戏，而是灵魂之声。她的语言是高度诗化的，几个人的灵魂之声从童年到老年至死亡，高低起伏。伍尔夫在书里在乎的不是我们该如何对话，她直接看见人的灵魂。这本书让我感觉在孤独的时候拥有了许多朋友，我感觉伍尔夫的灵魂在耳边对我说话。

阅读这样的作品，让我更加尊重写作这份工作。我有时候不敢称自己是作家，只说自己是写作者。写作是灵魂的工作，每个字都很珍贵，而读者正是用他们的心在阅读。心和心的触碰不能强求，就和爱一样，不能强迫，只能追求。《海浪》也是这样的状态，灵魂与灵魂唱和，深渊与深渊回响。

栗鹿：那你的阅读审美有没有经历转变？

龚万莹：我工作的时候，读的书都是商业类的，文学看得少，这些年，都在恶补。

阅读需要慢慢锻炼。比如我读俄罗斯文学，没办法直奔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写的 " 大部头 "，需要布尔加科夫《大师和玛格丽特》这样的作品带我进入，然后再去读其他大家的作品。

有的作家真的很好，但我早期是啃不下来的，比如略萨，需要慢慢锻炼阅读的肌肉，积累自己对人生和文学的理解，最近才能体会到他的美妙之处。

袁欢：听说你最近有新的爱好？

龚万莹：终于能聊《喜人奇妙夜》了！这个综艺叫我又哭又笑，能看见好的作品，又能观察这么一大群创作者们。喜剧人也是创作者，不过与写作者的区别在于，他们的作品更需要群体创作、共同演绎，创作过程有时限，压力更大，但能得到现场观众的即时反馈。文学更依赖独自创作，创作时限灵活度高，但要得到反馈会是更慢更长的一条曲线。

《喜人奇妙夜》的青年创作者，其实创作方向跟青年作家差不多。在作品里，你能看到有年代感的东北老工厂叙事、二战叙事、架空的奇想世界、动物叙事、怪人奇遇，当然也有贴近生活的日常故事。而真人秀的部分，迷人的是真实的人性。他们贴近真心的忐忑、期待与热血，对我来说都很动人。写作者的创作纠结是在无声中的，自己揪自己的头发，但喜剧创作者们坐在一起，互揪头发，他们不孤单，我在安静中看他们，也觉得不孤单。

太多了，说不完，下次让我单独大聊一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