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25年，中国贸易顺差首次破万亿大关，超过德国、日本、荷兰、俄罗斯等全球主要顺差国的总和。这一数字与年末同美国短暂的"休战"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呼应：中国暂停稀土及关键矿物出口管制至2026年底，同时美国推迟芯片关税。本文指出，经济全球化已使制造业中心向中国转移，而传统地缘政治中心不变，形成了深刻"错位"。那么，中国经济的超大规模性能否重组全球化呢？

本文首先溯源"规模经济"概念，论证其如何从企业微观层面，经由产业纵向一体化与跨国公司全球化布局，"涌现"为国家乃至全球体系的宏观"超大规模性"，而这正是当代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其次，文章重点分析中国如何通过改革开放，将自身在劳动力、产业配套与市场方面的潜质，转化为深度嵌入并增益全球产业链网络的现实超大规模优势。再次，面对美国因国内"锈带"问题而转向以产业、科技、金融政策为工具的地缘经济竞争，文章指出，中国完备且庞大的产业体系已成为全球网络的关键枢纽，使得传统打压手段失效。最终，这种以中国制造业为"中枢"、连接发达国家服务业与发展中国家初级产业的独特位置，正使中国成为衔接海洋与大陆秩序的地缘经济转换节点，有望引领全球化走向陆海共济、发展导向的新阶段。

本文认为，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全球产业链一体化，使制造业和经济活动中心（地缘经济中心）发生了转移，而传统上的地缘政治中心却保持不变，从而形成了错位。国家作为现实的主权实体，有领土，有国民，更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可以驾驭本国经济，把握发展趋势，使其成为用于地缘竞争的"规模经济"。这种以国家为分析尺度的"规模经济"，是为"超大规模性"。在全球地缘竞争取代经济全球化成为主基调的当下，中国经济的超大规模性构成了其最根本的竞争力与战略韧性，这一特质不仅使中国能够抵御美国"脱钩断链"等打压，更可能从根本上重组全球化的格局与路径，推动形成一种由"中心—外围"结构转向"中心—中国—外围"结构的新型世界经济体系。中国正以自身第二产业为纽带，连接起发展中国家的第一产业和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使世界经济成为一个经济整体。中国正在从本质上改变全球地缘格局的性质。

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2025年第6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6年，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为起始，国家安全至上的地缘竞争开始取代追求效率的经济全球化。由此，在世界经济日趋碎片化的同时，沉寂多年的地缘经济学重新成为显学，再次进入国际政治经济政策制定者的视野。反映在中美关系上，2017年12月，初次上台不久的特朗普政府便发布了精心炮制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了"美国优先"的原则，将经济安全视为美国安全的基础，并首次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自此，地缘经济竞争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基调。

八年来，中美经济关系经历了贸易战、脱钩断链、"小院高墙"、"对等关税"战，跌宕起伏。然而，这些政策尽管使中美之间的贸易额和投资额有了明显下降，但世界经济并未出现美国此前预期的"减少对中国经济系统性依赖"的"去风险"局面。反而，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的贸易额和投资额都有了显著增长，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增长最为醒目。于是，为什么美国如此打压，中国经济却未屈服，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疑问。

对此，通常的解释是中国经济具有非凡的韧性；进一步深究，韧性植根的土壤是中国经济的超大规模性。中国是个大国，不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更重要的是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产业体系，并且规模巨大。这一产业体系广泛深入地嵌入全球产业链和供应网络之中，水乳交融，使整个网络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由此，一个司空见惯却不常被提及的经济学概念"规模经济"，开始重新进入世界政治经济研究的视野。经济的超大规模性及其竞争力，不仅刷新了传统"地缘经济学"的意涵，也成为制定国际经济政策的新考量，指导着地缘竞争的行动。

不同于以往地缘竞争是以政治军事博弈为主，新一轮地缘竞争将更倚重经济手段，规模经济的大小及质量成为重心所在，竞争者将竭力扩大自身的规模优势，削弱对手的规模优势，以实现经济和非经济的目标。基于这一判断，梳理从传统规模经济向超大规模性的演变路径，有助于理解经济全球化的兴起及其发展前景，帮助中国从容应对日趋激烈的地缘竞争。

规模和范围经济首先是基于产品数量的微观经济学概念。规模经济，是指企业在生产特定产品时，受制于该产品内在的技术经济特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因生产产量变化所带来的成本变化：产量增长在使流动成本上升的同时，也在摊薄固定成本，从而使平均成本不断下降，进而出现平均收益上升的规模效益。范围经济，是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生产多种产品，因设备、管理、销售等资产可以共享，甚至可以互补，从而可以摊薄固定成本，使总成本低于不同企业分品种生产的成本总和，进而出现总收益的上升。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共同特点，是随着规模或范围的扩大，边际成本下降，导致平均成本下降；直到边际成本等于平均成本时，规模或范围的扩张才会中止，此时也是企业生产产量和范围最佳水平，亦是企业规模和范围效益最大化水平。

经验表明，不同产品制造的复杂程度不同，技术经济特性也不尽相同，这不仅使各种产品的生产函数各异，也使不同企业的规模和范围效益最佳水平大小不一。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纯粹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规模和范围效益是企业治理中，内部组织协调演进的技术经济基础及其评价标准。这是因为规模和范围效益递增，不仅可以覆盖企业内部为此付出的组织协调成本，而且可以产生"剩余"，进而使企业的资产规模持续变大，直至实现规模和范围效益最大化。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涉及企业存在边界的讨论，是假定其他条件，尤其是微观个体行为不变的情况下发生的。在这一假定下，因不存在微观个体激励与被激励的行为变化，规模和范围经济是企业内部成本与收益的权衡问题，呈现为纯粹的线性关系。然而，经济发展是一个历史性的进程，规模和范围经济的内容是在不断扩充中，并因此使其范畴也在不断拓展中。这一拓展不单表现为因技术进步使企业平均规模持续变大，更重要的是会出现临界变化，即规模和范围经济的发展突破了传统企业的边界，变成产业成长及扩张的过程，呈现为复杂经济学意义上的"涌现"现象。换言之，这一临界变化虽始于微观层次的企业，却有别于传统企业层面的线性增长，上升到产业层次，展现为层次跃迁式的非线性发展，从而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体现为产业的升级和跨国的扩展，形成宏观层面新的秩序。

首先，从产业发展角度观察，19世纪末，以内燃机和电动机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迅猛发展，世界经济出现了趋向于重工业化的产业升级。用政治经济学的语言表述，区别于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所推动的以轻纺工业为典型的消费资料（第二部类）的工业化生产，重化工业化不仅是以钢铁、化工为典型的生产资料（第一部类）的工业化生产，而且呈现出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趋势，使重化工业部门的产值超过轻工业，并持续增长。这种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趋势，既是产业结构升级的表现，也是产业链条在上下游之间的延伸。特别是由于生产资料生产与生活资料生产是需求指向的市场上下游关系，生产的扩张也是需求的扩张。这种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促进预示着，规模和范围经济存在着持续扩大的可能性。不过，因生产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企业彼此独立的传统，这种产业层面的规模和范围经济优势还只是潜在的。换言之，如果将传统上的上下游企业分立的生产链条用交易成本最小的方式组织起来，就可以使其规模与范围经济的潜在优势在产业层次上发挥出来。

事实也是如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企业组织形式领域出现了以托拉斯为典型的产业上下游一体化的新型组织形式，并以美国最为典型。这种纵向一体化生产组织方式可以增强原企业的竞争优势，成为企业集团发展的底层逻辑。不同于控制同类产品市场份额的卡特尔与制定同类产品售价和原材料采购价格的辛迪加等市场垄断形式，托拉斯更多的是与该类产品生产过程密切关联，通过将具有上下游关系的企业组织在一起，形成战略清晰、经营统一、行动一致的跨企业的产业组织，进而将原先在企业外部存在的规模和范围经济的潜在可能性转变为现实，并内部化了。经济史学家钱德勒曾对美国以托拉斯为代表的纵向一体化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他在《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一书中指出，"把原先由各个企业单位之间的流动和交易放在一个单一组织内部，使纵向合并的多单位企业能够降低并更加精确地计算交易成本，即通过联结最初生产和最终消费的组织机构的长链将降低相关的中间投入成本"。由此，中间投入成本的降低带来了规模效益的增进，既决定了相较于卡特尔和辛迪加等纯粹的市场垄断组织形式，托拉斯更具有稳定性和长远性，同时也决定了需要制定《反托拉斯法》来更准确地界定垄断，厘清合理的产业组织与有害的市场垄断行为之间的区别。与此相适应，产业上下游间的规模和范围经济优势使制定产业政策成为可能。尤其是规模经济潜力吸引着新兴经济体，成为其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导向，优先发展重化工业，进而带动轻工业。它们往往采取财政补助和金融支持的办法，鼓励和推动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甚至不惜动用国有资本和国家行政力量来组建国有企业及企业集团，以期获得经济高速增长。其中最典型的是一战后的日本和二战后的韩国。

其次，从国际经济的角度观察，19世纪末，重化工业的大发展不仅推动着产业结构的升级，也使国际经济领域发生了新变化。以前，蒸汽动力使以纺织品为代表的生活资料生产工业化了，而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需要世界市场，由此催生了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现代国际贸易。然而，第二次工业革命后，以重化工业中间产品为代表的生产资料的生产，不仅需要世界市场，而且需要原料基地，资本因此越出国境进行境外投资，使生产资料的产业链延伸到整个世界。由此，国际贸易在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结构性变化，由传统的以制成品贸易为主演进为以包括零部件在内的半成品贸易为主，且中间品贸易占比持续升高的当代国际贸易。

国际经济贸易的这些新变化让国家利益也变得更为复杂，促使国家的对外职能更侧重于经济领域。各国政府在积极与外国谈判国际经济贸易协定的同时，也鼓励本国企业将跨国业务进行内部化安排。尤其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高涨，一大批附属于宗主国的殖民地获得了独立，也刺激着跨国产业链加快进行由外部贸易转型为内部投资安排的进程。1974年，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专门研究了这一现象，并将这种跨国组织产业的企业行为正式命名为"跨国公司"。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认为，这种行为是通过将外在于本国企业的境外潜在的规模和范围经济内部化的安排，在获取规模效益的同时，又便于建立公司"内部转移定价"机制，进而形成境外子公司为"成本中心"、境内母公司为"利润中心"的格局，实现公司利润的最大化。在这个意义上，跨国公司是托拉斯的跨国形式，是更高层次、更广范围的规模和范围经济内部化安排。

当规模和范围经济突破传统企业的边界并向上下游及跨国方向延伸时，临界变化就产生了。这时，规模和范围经济已不再拘泥于微观经济学意义，而是因产业层面的结构性和地理层面的国际性，展现为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超大规模性"，进而产生了复杂系统科学所描述的"超线性规模缩放"问题（superliner scaling）：传统微观经济学中的线性代数关系转变为复杂经济学中的非线性指数关系，一维增长现象转变为"涌现"现象，出现了整体大于局部之和。从这个角度看待当代世界经济，经济全球化就是"超线性规模缩放"的体现。自冷战结束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这十几年是经济全球化的黄金时期。其间，全球经济增长表现格外优异，全球GDP的年均增长率较此前高出一个百分点以上。这一相较于以往的额外增长，被学术界公认为是经济全球化的红利。从复杂经济学的角度观察，由于经济的一维增长是触发系统改变的基础性关键变量，其变动会改变系统中各个因素的相对关系，进而出现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超大规模性效应，表现为除经济增速加快外，国际贸易增速快于经济增速一倍以上，而国际金融增速又快于国际贸易数倍以上，金融一体化成为经济全球化秩序的首要特征。2008年发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就是这一秩序的另样体现，各国皆因此一损俱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区别于以往"一袋马铃薯"式的由国别经济所组成的世界经济，当代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以金融一体化为特征的各国经济相互依存、更为复杂的超大规模系统整体。

如前所述，二战前的世界经济是以国别为主体的，水平分工是其基本格局，实力竞争是其基本规则，结果是争夺世界市场和原料基地的以邻为壑的重商主义政策大行其道，形成两次世界大战的经济根源。二战后，国际社会痛定思痛，为铲除战争根源，建立了国际多边治理体系，制约传统列强式的无序竞争，形成了规范的世界经济秩序。规范的秩序带来了稳定的预期，使以直接投资为代表的长期投资可以持续增长，推动国际分工由水平分工向垂直分工转变。

从动力机制角度观察，推动这一转变的四个相互关联的要素至关重要。一是交易成本。资本是逐利的，企业是资本承担者，企业利润最大化努力的一种表现是寻求现有技术条件下的交易成本最小化，这构成企业寻求规模和范围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动力。二是治理结构。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企业或产业组织会不断优化包括信息传递、资源调配、资金筹措及有效管理在内的治理安排，进而形成寻求规模和范围经济效益的推进机制，使这一寻求行为长期化并可持续，由此从国内延伸到了世界。三是市场竞争。不同于国内市场，竞争性的世界市场给企业带来更大的竞争压力，迫使其在各个方面都要不断进化，塑造着企业或产业组织经营的适宜形式及演进路径。四是政府干预。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使产业跨越了国界，由此，企业借助国家力量的需要不断增强，进而形成了政府和企业利益相互嵌入的对外治理行为，表现为国家出面争取有利于本国产业跨国发展的国际协议和规则安排。这四个要素之间相互作用会产生棘轮效应，构成经济跨国发展的动力，使各国产业开始相互缠绕，各国经济开始相互依存，经济全球化开始形成、发育和成长，并呈现出阶段变化。

第一阶段，上世纪60年代，一大批亚非拉国家实现了民族独立。对这些国家来说，经济发展成为首要任务，而吸引外资又成为重要措施，构成跨国公司发展的国际环境，发达国家企业海外投资设厂，货物全球销售行为开始涌现。这种纵跨"南北"的垂直分工，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初意涵。其中，60年代开始兴起的集装箱海运是其代表性技术经济特征，而日本带动东南亚地区配套产业发展的经验堪称经典。

第二阶段，以越南战争结束为标志，世界进入了"缓和"年代，国际经济贸易合作日益发展，新的贸易现象也随之出现，并突出表现在产业链长的汽车工业上。例如，两个国家各自的汽车生产商可以用同样一批汽车零部件组装成略有区别的汽车，在同一市场进行销售。这种竞争不同于生产不同产品的传统贸易竞争，而是针对同一市场的消费者需求偏好差异的竞争。针对这种新现象，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引入了规模经济的分析方法，建立了"新贸易理论"。传统贸易理论是基于一般均衡框架下的产业间比较优势的古典贸易理论，其前提是规模报酬不变。与此不同，新贸易理论立足于不完全竞争框架下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产业内贸易，认为规模经济是引致国际贸易的重要原因：因国际市场的规模比国内市场更大，使投资者偏好的差异更为显著，可以形成具有经济价值的市场，使企业可以在经营战略差异上竞争，从而将潜在的规模经济转化为现实的规模效益。从新贸易理论出发，上世纪80年代《哈佛管理评论》开始倡导公司全球经营的理念并流行于西方企业，促使国际分工转向包括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在内的"混合分工"，进一步拓展了经济全球化的意涵。

第三阶段，冷战结束后，投资贸易自由化进一步扩展，并深化着全球产业链。在经济学意义上，所谓"冷战"是世界存在两个对立的体制和两个平行的市场，并因"谁战胜谁"而水火不容。"冷战"的终结则意味着市场经济统一了相互对立的体制，自由贸易消融了彼此平行的市场。各国经济由此开始相互融合，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针对国际贸易和投资领域出现的新现象，梅里兹和安切斯等一大批经济学家，将微观层面的企业异质性和内生边界问题引入经济全球化研究，建立了"新新贸易理论"。他们认为，生产率及组织形式的差异对企业是否选择出口或对外直接投资有重要影响，更高生产率的企业更可能参与国际贸易，低生产率的企业则更倾向于仅服务于本土市场。相应地，在企业异质性的条件下，企业在国际层面配置资源时，其内生边界也会发生变化，因此需要从产业组织理论和契约理论的角度分析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决策安排。由此，外包、公司内贸易、对外投资设厂、授权经营、全球价值链管理等，成为企业的热门话题。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企业在国际贸易和投资创新与发展上的第一推动力作用。如前所述，企业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组织，追求规模经济是其自然行为，它们对于国际市场的统一和扩展具有"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天然敏感。例如，改革开放后，中国企业不断发现细小的市场机会，通过生产特定差异的产品，满足国际市场上同类消费者不同的消费偏好。这说明这种同类企业为降低单位成本而集中生产特定差异化产品的行为，是具有规模经济效益的，从而有别于单纯的比较利益考虑，成为克鲁格曼"新贸易理论"的有力佐证。更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在经济全球化中贸易和投资之间的转换作用。经济全球化是全球经济同质化的进程，从单纯比较利益的角度看，这意味着贸易机会的减少。但实际情况表明，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贸易却在高速增长，同时贸易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1991年中间品贸易仅占全部国际贸易的70%，现在这一数字已达到30%。它证实了"新新贸易理论"的洞察：为追求更高生产率，企业将决定是参与国际贸易还是进行国际投资，两者都会扩大国际贸易规模，区别仅在于前者更多体现为制成品贸易，而后者更多体现为中间品贸易。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观察，交易成本、治理结构、市场竞争和政府干预，这四个要素之间的关联所产生的不可逆的棘轮效应，将深刻影响一国的对外经贸行为，并推动国家治理结构和能力为适应企业跨国发展的需要而持续演进。换言之，在利润最大化和交易成本最小化的驱动下，企业通过日趋复杂的组织过程，在将规模和范围经济内部化的同时，形成了企业组织内部错落有致的治理结构。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压力，又推动着企业治理结构持续演进，最终带来了治理方式突破，传统企业的框架具有了集团化的架构。更突出的是，因产业跨越国界，企业利益和国家权力开始相互嵌入，不同国家纷纷干预企业或集团内部的治理，用监管等方式营造企业的外部环境，并在国际治理上展开对规则、规制、管理及标准制定的竞争，从而健全并完善了国际多边治理体系。

历史的进程和逻辑的进程是一致的。正是在上述逻辑的驱使下，当代经济全球化展现出与以往世界经济不同的宏观特质。第一，生产力的全球布局使得产业链不再拘泥于一国，也不完全受制于传统垂直或水平国际分工，而是沿着比较成本最小化的方向散布在世界各国之间，形成了有别于以往的全球产业链，在提升规模和范围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促使全球产业链网络化了，经济全球化因此展现为世界产业的一体化。第二，全球产业链网络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处于该网络不同环节的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的成本优势。这使这一网络中的不同环节都具有外包或承担外包的可能性，外包因此大行其道，成为当代经济全球化的鲜明标志，催生了更专业化、更有效率的全球供应链网络。第三，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网络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使原有的企业管理扁平化了，还使管理重心转向全球供应链管理，管理的标准化程度也大大提高。与之相适应，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也更高了，推动着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更加规范化和现代化。这特别突出地体现在对标准要求更高的与金融相关的规则、规制、标准及管理上，如巴塞尔协议、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等。

需要强调的是，当代经济全球化之所以展现出这些新的宏观特质，与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及增长方式密切相关。中国是个大国，天然具有超大规模性的潜质，改革开放将这种潜质转变为规模和范围经济的现实优势，进而影响着经济全球化。从交易成本、治理结构、市场竞争、政府干预四要素的棘轮效应角度观察，改革，就是摒弃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市场经济的方式组织工业化。随着产权清晰和市场竞争的深化，企业利润最大化动机不断强化，使得寻求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创新不断涌现，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三来一补"、合资合作等创新性的微观经济组织形式都是案例。与此同时，中国地方政府又是发展主义导向的，以经营公司的方式进行地方经济建设，通过税收优惠、完善基础设施来招商引资。由此，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产生了现实的超大规模性，推动规模和范围经济不断增进。开放，就是将中国的工业化纳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在全球市场的规模和层次进行资源配置。此前，中国经济的资源配置仅限于国内，呈现不平衡状态，人力资源充沛，但土地、淡水、石油及其他矿产资源却相当贫乏，资本和技术更是短板。对外开放使中国可以在全球层面配置资源，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改革取向下的对外开放意味着与国际惯例接轨，大幅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由此，中国将低成本却高质量的劳动力优势纳入经济全球化，吸引着全球资本和技术向中国流动，中国因此成为全世界投资的"世界工厂"，形成了贸易和投资"大进大出"的国际循环，使中国成为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大国。

从全球经济角度观察，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经济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全球化也因中国经济的融入而得到格外的发展。当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与国际资本相结合，全球产业链开始延伸到具有超大规模性潜质的中国，激发出无与伦比的规模经济效应；与此同时，这一过程也让中国日益成为全球产业和供应网络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节点。

围绕着中国这一节点的成长，世界经济开始出现新的"涌现"现象，使当代世界经济有了全新意义：首先，当中国逐渐成为与西欧、北美比肩的制造业中心后，就成为全球初级产品市场的强劲需求方和全球工业制成品的主要提供者。一方面，中国强劲的需求改善了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收入；另一方面，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又降低了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增进了全球，尤其是发达国家消费者的福利。这些可以视为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规模效益增进的表现，也使高增长、低通胀成为经济全球化全盛时期的特征。其次，中国产业以集群式的方式加入经济全球化，一方面增加了全球生产网络的弹性，使生产和服务外包的条件更加完备，环境更加优良；另一方面在扩大全球供应链规模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网络的节点不断增多，这意味着产品层面配套组合的可能性越大，产业层面集成创新的机会越多，经济发展的空间也越广阔。最后，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的对外开放获得世界的认可；与此同时，世界经济体系需要对中国的对外开放做出适应性调整，以便"消化"超大规模的中国经济。于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体系双向适应的调整过程，成为一个改善全球经济治理方式、提升其治理效能的过程，推动了产业标准、行业规范、国际贸易治理、国际金融治理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经济体系性地嵌入全球生产链和供应链网络，成就了经济全球化。当人们为此津津乐道并认为"世界是平的"时，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仍是民族国家。国家横亘在经济全球化中，因经济或非经济原因，自然导致各生产要素的开放程度不同，国际流动的便利程度不一，进而形成了新的问题。乔治·索罗斯在本世纪初就指出："全球化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它允许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相形之下，人员的流动仍受到很大的限制，由于资本是生产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各国必须相互竞争来吸引它，这妨碍了各国对资本进行征税及管理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受利润最大化规律支配，在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吸引下，发达国家的资本因便于流动，沿着成本最小化方向，引导产业向发展中国家，尤其向中国转移，加速了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资本和产业的转移又使发达国家出现了产业"空心化"趋势。由于劳动力不愿也难以在国家间自由流动，致使发达国家失业率不断攀升，蓝领工人收入下降。这在美国中西部尤为突出，形成了具有美国特色的"锈带"问题。

"锈带"问题的出现，埋下了社会撕裂的种子，金融资本与中下层的利益日益分野，对立日趋严重。发达国家的反全球化运动愈演愈烈，形成了对政府的巨大政治压力。迫于这一压力，政府的政策及职能开始发生系统漂移。特朗普两次当选美国总统，推动美国政府的政策与体制由曾经大力鼓吹"全球化"转变为"美国优先"。为"让美国再次伟大"，特朗普政府在推进美国再工业化的同时，宣称世界"必须减少对中国经济的系统性依赖"。于是，削弱中国的规模经济优势，壮大美国的规模经济优势，就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基本思路。

一旦把"规模经济"概念引入地缘经济学，它的含义便发生了变化。依照新古典经济学，规模经济是分析企业经营的微观经济学概念；因此它是有边界的，即当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等于平均成本，便达到了最佳规模。超越这一边界，企业获得新增产品就不再是通过内部生产，而是通过市场的交易。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的交易及其发展是由效率推动的，是由社会分工所决定的。对效率的追求使社会分工不断细分化，一方面推动着市场交易广度的扩张，出现了跨越国境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另一方面推动着市场交易深度的拓展，形成了产品、劳务、技术金融乃至信息等多层次市场，并且具有不断丰富化的态势。由此，市场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它是一种自生自发、自组织、自适应的秩序，是看不见的手，既不可干预也不能干预。换言之，市场没有边界，当然也就无所谓规模。因此，在传统宏观经济讨论中，很少涉及"规模经济"。即便非要涉及规模经济，也是从企业角度出发，在市场交易环节展开讨论，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对国际贸易的研究上。

然而，地缘经济学之所以是地缘的，就在于它是以国家为本位讨论经济问题的。从地缘经济学的视野出发，就把新古典经济学眼中无边无沿的国际市场交易，套上了国家边界的框架。这样不仅使地缘经济学成为可描述、分析的经济范畴，更重要的是，国家是个现实的主权实体，有领土，有国民，更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可以驾驭本国经济，把握发展趋势；使其成为用于地缘竞争的"规模经济"。显然，这种以国家为分析尺度的"规模经济"，超越了企业层次和产业层次，上升为宏观乃至全球层次的战略问题，本文称为"超大规模性"，以示与经济学传统讨论中规模经济概念的区别。

国家尺度的经济"超大规模性"纳入地缘竞争后，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国家首先是个地理单元，幅员有大有小，人口有多有少，资源有富有贫，但只有幅员辽阔的人口大国，才具有"超大规模性"的天然潜质。即使一个后起的大国，也可以通过工业化建立起全面完备的产业体系，奠定自身经济超大规模性的竞争实力，美国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代，超大规模性的产业体系的竞争优势更加凸显。如前所述，与其说大国的超大规模性产业体系嵌入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网络，不如说它本身就是这一全球网络的形成基础。小国经济可以加入这全球网络，分享规模效应，实现搭便车式的经济增长，但只有大国才能利用其产业体系在全球网络中的地位，以其超大规模性影响国际投资的流向，左右国际贸易的规模与结构，特别是决定全球中间品贸易的地理分布。换言之，地缘竞争之所以是大国竞争，首先在于大国经济的超大规模性。美国之所以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也是从这个角度看待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的。

美国近年来制定的地缘经济政策，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领域。

其一，产业政策。美国向来崇尚自由市场经济，鄙视产业政策。尤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里根经济学促使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流行，进而形成了"华盛顿共识"，强调企业竞争，减少政府干预。放松管制、开放市场、自由贸易，更成为经济政策的主流。特朗普上台后，却一反常态，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开启了在产业政策加持下的再工业化进程。一方面通过加征高额惩罚性关税等多种贸易保护措施，为美国本土企业创造市场机会，防止其继续流失海外；另一方面则通过减税和产业补贴等支持性手段，吸引外资，首先是美国的海外投资回流本土建立产业。特朗普第二次上台后，更加变本加厉，将上述两方面结合起来，将关税政策设计成与贸易对等、对美顺差挂钩的"对等关税"，要求贸易对手以扩大对美投资的形式进行"对冲"安排。这些政策的制定动机十分明确，就是通过产业政策，支持美国本土产业形成超大规模性，在为当下的地缘经济竞争赢得优势的同时，也为未来的竞争优势奠定基础。美国副总统万斯特别强调了再工业化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意义，指出工业是人工智能应用的基本场景，因此，再工业化不仅关乎当前的就业，还关乎美国经济的未来。

其二，科技政策。一国产业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的地位，不仅取决于该国产业体系的完备性带来的超大规模性的范围经济影响，更取决于其产业体系的技术前瞻能力带来的超大规模性的引领作用。于是，技术创新的自主性和技术标准的制定权，就成为地缘经济竞争的关键。例如，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技术被认为是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的"明天技术"，也被美国视为关乎国家安全和未来竞争力的战略技术，必须严加管制，这正是美国限制中国获得先进芯片技术的原因。由此推而广之，以往被认为"科学无国界"的知识生产领域，也被套上了国家的"枷锁"。一方面，知识生产和发明创造本身就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只有具备完整产业体系的大国才值得，也才有能力大规模投入研发；一旦成功，技术引领带来的产业规模效应非同小可。因此，抢占未来技术制高点成为大国地缘竞争的关键领域。另一方面，知识生产和发明创造还具有很大的外部性，技术后进者享有明显的"搭便车"机会，这使得技术领先国有较强动机阻碍技术进步正外部性的发挥，地缘经济竞争更加强化了这一动机。近年来，美国科技政策地缘化的倾向正在加强，开始禁止中国留学生学习敏感专业，禁止与中国学者进行合作研究，等等。

其三，金融货币政策。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首先表现为资本的自由流动。这使得国际金融市场的套汇套利对冲机制，大大抵消了一国货币政策的效用。这驱使着各国货币政策回归中性，进而使国际金融市场有效性假设得以成立。在这种背景下，"直接融资"大行其道，资本的供给者和需求者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直接相互匹配，金融机构只是发现风险、配置风险、处置风险的中介机构。然而，当时代趋势从经济全球化转变为地缘竞争，金融的性质及功能都发生了变化。地缘竞争阻碍国际资本自由便利地流动，不仅弱化了国际金融市场套汇套利的对冲机制，减低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有效性，更有甚者，金融霸权国还可以把金融作为制裁工具。据统计，美国每年新发起的金融制裁数量由2010年的3起，增加到2018年的15起，再到2023年的48起。

国际资本流动更加不畅，还意味着货币再度非中性化，货币政策倾斜作用的空间加大，并成为增强地缘竞争能力的一种工具。例如，如果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安排，使金融资源向工业倾斜，会因制造业产业链条长而出现"乘数"带动效应，产生规模经济；如果再以财政政策进行配合，会使"乘数"效应更加显著，在加速产业体系成长的同时，提升本国产业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网络中的地位。美国产业政策中就含有这种结构性财政金融安排。正是从地缘竞争的立场出发，自2017年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后，美国政府就陆续将涉及产业、科技、金融等领域的经济竞争手段整合在一起，统筹建立了服从地缘竞争的工具箱。过去八年中，美国政府既不在乎经济全球化的效率，也不顾及美国企业和资本的利益，仅在意造就"美国第一"的竞争优势。结果，美国由国际多边治理体系的创建者变成了现行国际麻烦的制造者，其地缘经济政策自然在多国遭遇冷遇和抵制。

当前，世界又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再度创造了地缘经济学兴起的历史契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的地缘政治经济观念和战略可以"旧瓶装新酒""换汤不换药"就能应对变局。尽管美国已经祭起了地缘竞争战略的大旗，但时代却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冷战已经结束，经济全球化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在冷战年代，东西方对立使两个阵营之间的政治经济往来甚少，但现在全球化却使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网络一体化，进而使传统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出现了结构性变化。传统的地缘政治中心虽依然如故，但地缘经济中心却发生了漂移，以中国为代表的"一带一路"产业链和供应链网络，已成为全球制造业的最大基地或中心。正是这种地缘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错位，造成了新的地缘矛盾，引发了中美摩擦。然而，也正是这一错位，导致了传统地缘政治经济理论和战略的失效，过去八年，美国对华地缘经济政策，无论"脱钩断链" "小院高墙"还是"极限施压"都未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在日益成就"一带一路"的繁荣。

经济全球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地缘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错位，使全球南方，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机会发展自身，进而深切地体会到经济增长、收入提高和社会发展的意义，"发展是硬道理"由此深入人心，成为"一带一路"格局崛起的缘由。在这一格局中，中国不仅处于地理的中枢，更因其日益成长的超大规模经济，尤其是在全球具有压倒性优势的重化工业和制造业，成为"一带一路"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联结中枢：对资源能源富集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中亚、中东）而言，中国的重化工业和制造业是其产业的下游；对出口导向型加工业发达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东南亚）而言，中国的重化工业和制造业是其产业的上游。

于是，我们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冲破了传统地缘思维模式的束缚，以"两头在外"的方式开启了欧亚大陆岛上"一带一路"的陆海共济。中国正以超大规模的经济体量连接着海洋秩序和大陆秩序，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的方式，使"一带一路"不再是海洋进入大陆的前沿或大陆对抗海洋的缓冲地带，而是成为世界经济繁荣地带。更重要的是，以更长远的角度看，中国超大规模的工业体系，一方面构成对发达国家资本、技术及服务的需求，另一方面又是发展中国家能源、资源等初级产品的重要需求方。中国这种"半中心半外围"的状态，使世界体系论下"中心—外围"的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变成"中心—中国—外围"的结构，中国正以自身第二产业为纽带，连接起发展中国家的第一产业和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使世界经济成为一个经济整体。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因具有连接海洋秩序和大陆秩序的中枢地位，正在从本质上改变全球地缘格局的性质。这是"一带一路"带给我们的新型全球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