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Vicky

2025 年 12 月，余华带着新书《卢克明的偷偷一笑》回到公众视野，计划以「混蛋列传」开启全新叙事系列。出乎意料的是，不但没人「笑」出来，社交媒体上铺天盖的读后感，还充斥着对余华本人的满满失望。

对余华的讨论还未散去，2026 年 1 月，歌手邓紫棋的科幻小说《启示路》进入了第 37 届银河奖最佳原创图书奖项的初选。面对被誉为「中国科幻界最高奖项」的提名，新人作家邓紫棋在微博上表示自己「受宠若惊」，但与此同时，舆论场也迅速被质疑声淹没。

与名家遭遇的冷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近几年素人作家的现实题材作品持续突破圈层。60 岁才开始写作的杨本芬，以质朴纪实的写作风格，成为备受读者拥护的新力量；快递员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不仅打动国内读者，更在 2025 年被英国杂志《经济学人》评为年度最佳图书，在跨文化语境中成为当代罕见的叙事样本。

这种倒置的热度现象并非文学届独有，近几年，影视行业同样在发生这样的变化。星二代们频频入场却屡遭质疑，名导们的新片一再让观众摸不着头脑，长期被视为稀缺资源的「名人效应」，正肉眼可见的逐渐失灵。

在「光环失效」的时代，大众对名人的宽容度正在下降，而对普通创作者的关注度却在持续走高。这种注意力的重新分配，是否代表着一种社会心态的整体转向？在被名气裹挟的文化市场里，当下的大众，究竟想看到什么样的作品？

「人设」反噬

在公众记忆里，写出《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等作品的余华，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最具沉痛现实主义气质的作家之一。他的名字本身就自带「文学厚度」、「社会反思」、「人道主义」光芒。而当一个创作者的名字变成了「品牌」，那么从一开始，大众等待的新书，其实也是一种价值确认。

对于新作，余华首先给出了「喜剧承诺」，宣称「全程无刀」、「全员存活」，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这次写了个喜剧，你们可以从头笑到尾。即使有眼泪，也是笑出来的眼泪」。先不提这种巨大的风格跨度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在《卢克明的偷偷一笑》中，余华还将主角卢克明设定成了一个「混蛋」，坑妻、风流、算计，最后还能回归「完美家庭」，这样的故事走向，首先把大多数读者气得胸闷。

除此之外，让读者们感到更加困惑的，不只有大尺度性描写、油腻段落、胡闹式叙事，而是整个故事，读起来非常「轻飘」。读者以为他要写「混蛋之下的人性」，余华却只写了「混蛋的日常」；读者以为喜剧是「以轻入重」，余华却给了「以闹取巧」。于是，原本的「风格突破」，在读者眼里，就变成了「下滑」、「油腻」、「老登化」。

大家质疑的，不只是这个故事好不好看，而是「这是余华该写的吗？」

过去几年，余华在互联网爆红。他对年轻人不但坦诚、温柔、理解，还喜获「潦草小狗」的可爱形象，各种短视频切片中的金句与犀利观点，共同构建了一个「和年轻人站在一起的余华」。在年轻读者眼中，他早已从「文学前辈」变成了「嘴替同盟军」。

而正是这一层绑定，使得年轻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带着极高的信任阅读《卢克明的偷偷一笑》，却得到了一个如同「故事会」般的「中年油腻男的故事」，于是，曾经「替年轻人说话」的余华，让年轻读者感到了背叛。人设与创作之间的巨大落差，就这样在注意力经济环境中，被无限放大。

如果说余华的舆论起始于「人设崩塌后的失望」，歌手邓紫棋的争论焦点，就在于「跨界」。两年开了 133 场演唱会，音乐成绩突出，粉丝基础巨大，被粉丝誉为「全能才女」的邓紫棋，在推出第一本小说《启示路》后，首日销量就破 20 万，并直接进入了银河奖的初选名单。

在大众认知中，普通科幻作者想要出人头地，需要通过极其漫长的时间积累。写稿、投稿、评选周期，每一个环节都可以让普通作者「累到放弃」，而同样作为写作新人的邓紫棋，则「开挂」式地直接进入专业殿堂，更关键的是，在豆瓣的众多评论中，「剧情偏玛丽苏」、「科幻元素单薄，缺乏必要的严肃性」的言论在低分评论中屡屡出现。当「销量爆炸」和「口碑平平」出现明显背离，质疑声就自然聚焦在「粉丝效应是否挤占了专业空间」上。

公众对「跨界」本身就天然敏感，对「名人跨界」更是敏感，因此，当作品质量配不上「全能」人设时，跨界的成绩越漂亮，越会被质疑公平性。

不难发现，同样的逻辑其实早已延伸至影视行业。《酱园弄》卡司豪华、标签厚重，却因叙事散乱被观众痛批；《749 局》耗费大量制作成本，但质量成色根本无法支撑体量；新版《射雕英雄传 · 侠之大者》的背后是老牌导演与大 IP，却因剧情失败和选角争议口碑骤跌。

在当下的文化消费环境里，名人的每一部新作都不是「重新开始」，而是与既有的人设做博弈。上行时期，人设确实能推着事业一路冲高，甚至成为最可靠的价值来源，但一旦新交付的作品与大众预期不匹配，这套加速器也会瞬间变成反噬装置。

曾家的名家可以创作出引发深思的作品，是思想的领航者，所以大众愿意为「光环」预付情绪价值，但在当下，大家紧握有限的「信任预算」，对名人的「交付」是否精准匹配「预告」异常敏感。而在互联网「情绪机制」的作用下，吐槽比赞美更易传播，失望比满意更有共鸣，所以名家们每一次的「失手」都在「辜负信任」，每一部作品都在承担更大「心理溢价」。

「素人」崛起

与名人「光环崩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素人创作者在过去几年里意外但持续的「上升直线」。

作家杨本芬写《秋园》时已年近八十。她并不了解市场运作，也没有经过专业写作训练，只是写关于母亲、家族、自己的人生片段。但正是这种未经修饰的口述与回忆，引起了无数读者的共鸣。许多读者看完《秋园》后会理解父母为何总沉默，明白上一代「压抑与忍耐的性格」从何而来，也「仿佛看见了自己外婆的匆匆一生」。

在一个越来越快、生活经验被忽略的时代，杨本芬写出了一代普通人的痛苦、隐忍和柔韧。许多读者感慨，读杨本芬的作品，仿佛看到了从未被提到过的千万中国家庭史。

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同样如此。故事重点聚焦作者送快递的经历，描写了与顾客的互动、工作的艰辛、机械化的运作以及从中体验到「被当成机器」的个人感受。对于在 20 年换了 19 份工作的胡安焉来说，他的文字能真实记录底层劳动者面对的职场困境、生存压力、人际关系，以及自我价值和思考。还写出了普通打工人从青年到中年的心理成长，从最初的抱怨、愤怒，到逐渐学会理解和宽容，认识到「怀着怨恨的人生不值得过」，发掘生活中的平凡美好。

胡安焉真实地呈现中国无数小人物的成长与转变、喜怒哀乐，以及在困境中如何保持人性，并寻找生活的意义。这本书不但为许多沉默的基层劳动者发声，还成为了「让每一位打工人都能产生共鸣」的纪实文学。

这些「非主流」作品之所以能突破圈层，正是因为它们具备名人创作者越来越提供不了的特质。一个是能让大众在故事中清晰地看到自己；另一个是名家无法模拟、也很难学习的「现实感」。

同样的内容「改变」，在影视行业也已发生，具有「草根」、「反宏观叙事」的创作者作品近几年得以持续「走红」。饺子导演在《哪吒》系列前从未拍过长电影，但用一句「我命由我不由天」写出了无数年轻人长期积压的愤懑与挣扎；申奥导演的《南京照相馆》，一改战争电影里的宏大叙事，用普通人的视角讲了一个更「贴近」观众的故事；邵艺辉导演的《好东西》从女性视角，探讨了爱、女性成长、及城市中的「人际学」，向观众传递了「爱自己」的观念。这些「素人」创作者作品中的疲惫、迷惘、抗争，都来自真实生活的质感，因此能够和普通人情绪对位。

而这些不雄伟的叙事，在这样一个时代，恰恰就用平凡的真实本身成就了最具价值的叙述形式。

过去的观众热爱传奇，是因为生活里「缺乏」传奇；今天的观众靠近素人，是因为生活已足够疲惫，大家越来越需要有人替他们把情绪说出来，把隐忍拆开，把压抑翻译成故事。「有人替我说一句话」的「嘴替逻辑」，成为了大众最想看到的内容。

1 号结语

名人作品的「滑坡」与素人创作者的「崛起」看似矛盾，实则指向同一趋势。当内容过剩、注意力稀缺，公众情绪正在重新分配价值，耀眼的光环不再具备绝对优势，而普通人真实、直接的表达，却因贴近现实、贴近情绪，被看见并赋予意义。

那么，大众到底想看什么？

当大众兴奋、疲惫、焦虑、迷茫的情绪越来越密集，名人创作者又与现实距离越来越远，文化市场自然会把注意力投向那些真正生活在「现实」中的人。行业格式化、名气庇护、资本滤镜，在今天都变成了一种隔阂，而素人的局促、挣扎、不完美，却变成了最能穿透时代表达的力量。于是，大众用脚投票，把目光转向那些能让他们看见自己、听见自己、相信自己的作品和创作者。

其实，作品是谁写的不重要，毕竟总有一天，光环会暗淡、噱头会失效，能让创作者继续站立而不被反噬的，唯有内容过硬的质量和真心付出的诚意罢了。

《主编浅度》视频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