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天前，北京下了一场大雪，电影《我的朋友安德烈》（以下简称《安德烈》）恰好在此时上映，电影里大雪纷飞，两个少年——怪咖安德烈和好学生李默——之间的友谊，勾起每位观众的少年记忆。

这部电影的原著同名小说（收录于《平原上的摩西》中）之于很多读者，是非常特殊的一篇。每个人的少年时代都有一个安德烈，Ta 是周围大人嘴里 " 冥顽不化 " 的典型，却把最赤诚的部分展示给唯一的朋友。《安德烈》是我们望向少年时代的、透着光亮的缺口。

电影上映的第二天，我们邀请到原著作者、小说家双雪涛，与播客《除你武器》的两位主播吴呈杰、刘诗予，一起回顾这篇小说的创作心路，以及那些陪伴我们长大、却最终走散的老友们。

吴呈杰：

昨天北京下第一场雪的时候，我去看了电影。我特别想去看《安德烈》，更像是想去看望一个朋友。第一次读这篇小说是九年前，那时我很容易代入少年安德烈，但这一次重读小说、再看电影，我发现自己完全代入了成年后的李默。李默是一个在城市里工作的普通人，当站在这个位置回望少年时代，尤其知道安德烈后来的人生走向，会非常唏嘘。

电影结束、灯亮起，我仍然坐在座位上，不太想离开那段时光。这让我想到，其实我们都经历过很多这样的友情：大家并没有闹翻，也没有矛盾，就是走上了不同的人生、不同的命运，关系有一天就走散了。

双雪涛：

朋友得在一块待着，时间不够，很难维持，有人说三年不见面还很好，我觉得有点吹。没有时间、没有共同爱好去维系，关系会一点点变远。

我有个发小，十一二岁就一起踢球，到现在都四十了，在一起踢三十年。我每次回沈阳还叫他踢球。共同的事很重要，不是坐那儿干聊。

每次踢球就会有一种错觉：又回到年轻的时候，觉得自己还跑得很快，还想着多踢两脚因为马上要上课。足球像一种语言：场上互相传两脚球，就在沟通。那种感受很珍贵。

刘诗予：

友谊的走散，除了共同的活动，地理位置也很重要。相比男性，女性可能更擅长不一定非得做一件什么事，而是围绕一个话题聊天。但面对面 " 干唠 "，和你们有时差、在不同城市，在微信上聊天，状态是不一样的。随着你选择各自的人生，自然分散到不同地理空间，哪怕一切都没变，但见不到面就是很大的变化。

双雪涛：

我觉得在微信上发很多，也很难成真朋友，微信上的朋友就是微信上的朋友，真朋友还是得面对面唠，得在一起待着。毕竟咱是人，要感受另外一个人的很近的那个气。

有时候我跟初中同学在一块，我觉得我的肢体都会产生变化，变回当时大家在一起的状态。你一看他，就有一种"他是我前桌 "的感觉，自己的历史一下回来了，控制了你的身体。

吴呈杰：

我采访过雪涛老师的高中同学和前同事，他们说你在当时的集体里非常融入，是文艺骨干，但你又常说，你在很多集体环境里感到格格不入。这让我觉得，李默这个角色的复杂在于外在和内在不一样：外在努力得体、融入；内在知道自己有奇怪的一面。李默走向安德烈，其实是在召唤自己更本真的那一面。

双雪涛：

我上学的时候其实挺平庸的，是那种 " 大杂烩 "：运动也行，学习也行，接话也能接。但我特别敏感，经常在日记里抱怨自己太普通。

李默朋友很少，他和安德烈做朋友，是因为安德烈身上有李默欣赏、但自己做不到的东西。李默也是敏感的人，读者可能潜意识觉得他很普通，但其实不是，他会留在你的印象里。

小说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表达方式，因为你躲在一个面具后面，可以尽情地跳舞。你写的未必是儿时的具体经历，但只要你用那个心态，小说就能推进。

吴呈杰：

《安德烈》是你比较早期的作品，当时还在银行工作？

双雪涛：

对。当时我在写《聋哑时代》，一边上班一边写。我把那个长篇当成一种 " 活页文学 "，可以拆分。《安德烈》是倒数第二章，因为前面已经写了很多人物，情绪累积到了高点，几乎是无意识写作，好像手自己在写，故事自己往外长，写完之后改动也很少。

《安德烈》和《飞行家》是我写作生涯里改得最少的两篇，也是我写得最轻松的两篇。

吴呈杰：

那最近有回看这篇小说吗？

双雪涛：

很多年没看了。其实我昨天也有点不太敢去看这个电影，怕自己看完之后情绪起伏太大。

这个故事对我来说，在内心里的连接比较不一样。它是一种情感逻辑：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少年，和另一个相对 " 正常 " 的少年之间的故事。这个逻辑我一直很喜欢，而且这篇小说基本把我对这种人物结构的理解都表达完了，所以我不太敢回看。

吴呈杰：

电影里的李默和安德烈，和小说有什么不同？

双雪涛：

我觉得不需要还原，电影需要创作者有自己的理解。小说更多是通过李默的视角去塑造安德烈，安德烈很具体，李默相对模糊；但电影中李默变得非常具体，尤其是他的原生家庭，很容易让人代入，安德烈在电影里反而有一点虚幻，更像是一个精神层面的存在。

子健和刘昊然之间的合作关系，本身就和小说里的情感形成了一种呼应。他们是真正想把这部电影拍好。

刘诗予：

我最近重温小说，产生了一个困惑：我们在这些特立独行的同龄人身上，到底寄托了什么？

我发现安德烈不仅要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还必须是一个聪明的人。他的古怪里一定要带着某种值得羡慕的东西。比如他可以通过老师眼镜的反光判断班主任来了；比如他在国旗下讲海豚的呼吸系统 …… 他不是因为古怪被记住，而是因为古怪背后有一种少见的聪慧。

但我一直困惑：是不是只有天才，才拥有特立独行的权力？如果一个人没有任何能被评价体系承认的天分，只是单纯地古怪，他会不会被轻视，甚至被更残忍地对待？

我有一个同学让我印象很深，他和安德烈一样邋遢、夸张，也非常敏感。被老师批评时，别人低头认错，他却会痛哭流涕，用头撞门，觉得自己被冤枉。重点在于，他并没有出众的才华，他没有天赋，我们这些同学会用更残忍的方式对待他——嘲笑他，觉得他的古怪应该被剔除。那个年纪的我们，没有能力去理解他。

双雪涛：

我觉得有时候，一个人身上的天赋和他的古怪，本来就是同一个东西。很多时候，这种天赋如果难以施展，就会在别的地方表现出来。所以它不是 "A+B" 的结果，而是同一件事的不同形态。

安德烈的古怪之所以迷人，是因为他并不是刻意想要显得特立独行。他是全校唯一一个不想让自己显得与众不同的人，他只是自然地生活，结果就变得和别人不一样。

我并没有设定 " 只有这样的人才值得被书写 "，在《聋哑时代》里也有很多平常但古怪的人，只是安德烈恰好是一个 " 有天赋的古怪者 "，这不是一种演绎法，而是一种选择。

吴呈杰：

我觉得我们之所以对《安德烈》有这么深的情感，很可能是因为在少年时代，我们既当过李默，也遇到过一个安德烈。

我在播客里也讲过，我有过一个 " 天才舍友 "。当安德烈在国旗下讲海豚呼吸系统的时候，我那个朋友也在研究海洋洋流。他比安德烈幸运的一点在于，他很轻易就考上了清华建筑系。但在大一上学期，他做了一个非常 " 安德烈式 " 的决定——退学。原因很简单：他感受到国内教育系统的压抑，以及和周围环境的格格不入。

我觉得安德烈和我这个朋友都很迷人的一点，是他们拒绝任何 "最小单元 "的规训。比如老师问 " 你听明白了吗 "，所有人都会点头，但安德烈会说 " 没听明白 "，因为他内心真的没听懂。

双雪涛：

我现在突然想起当初为什么给他起名叫 " 安德烈 "。我最开始写《聋哑时代》，希望每个章节人物都是苏联名字，但写了一章就发现太奇怪了，" 咱们踢球去，吉洛布斯基 "，完全乱套。后来我放弃了这个设定。

把那一章改成短篇时，我发现不能让他 " 生来就是安德烈 "，得有来龙去脉。所以我就反推给他起了个中文名 " 安德舜 "，才有了 " 安德烈 " 这个外号，直接叫安德烈会很怪。

安德舜的 "舜 "像在礼教、宗法系统里的名字："烈 "又有反抗的含义，"德 "又像在说他是个好人。它又是个俄国名字，确实很合适。

刘诗予：

除了友谊，我感觉双老师在《安德烈》里投射了很多与体制对抗的东西，比如最高潮的情节：本来属于李默的去新加坡的名额，被同学、老师、体制一起给了另一个人。当时您为什么设置这个情节？

双雪涛：

我从来就不喜欢学校，我觉得它不公平，我一直这么觉得。后来我发现我对 " 公平 " 有一种渴望，从很小的时候就有，所以我大学学了法律。我那年其实什么专业都可以选，但我选法律，是想学一下怎么让这个社会公平。

可能因为我在成长过程中，尤其在 90 年代的青少年时期，看到了很多不公平。比如父母很善良，为什么失去工作？比如安德烈这样的同学很了不起，为什么被打击？好人到底能不能得到良善生活？有才华的人能不能兑现天赋？这也是最基本的基石。我特别想把公平拿在手里，想夺回这个东西。

所以写学校名额这事，对我来说很自然。而且我觉得它好的一点是：在这么一个城市里，突然有 " 新加坡 " 这个地名进入故事，像飞地、像绿洲、像一个气口，要不然故事就会很凝、很封闭。" 新加坡 " 这个名字很有文学性：新加了一个坡。

吴呈杰：

电影里李默说新加坡是 " 一个很远的地方 "。这个情节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中学经历过几乎一模一样的事情，完全不是编的，是现实。

上中学时，老师向全班宣布：这次期中考试谁考班级第一就可以去日本游学。我当时巨努力学，考了班级第一，但后来这个名额给了另一个同学。老师的理由是他综合成绩更好。但对我来说是公平的问题：既然宣布了 " 班级谁第一谁去 "，为什么机会不是给我的？

那次对我来说是重大的世界观冲击，此前我觉得我把人生献祭给一件事：如果考到第一，应试教育会给我某种允诺，后来你发现允诺像肥皂泡 " 啪 " 地破灭了。那是我几乎第一次"成年的时刻 "：你突然意识到现实世界的运作，有时候跟你想的不一样。

双雪涛：

我们这个文化里，其实不太讲公平，讲的是秩序和各司其职。要让一个地方高效组织成城市，非常需要公平，没有公平，城市会失序。中国又很神奇，在人情里也能建起城市，但不公平一直在浅层流动。你会经常质疑 Ta 为什么在这个位置？Ta 怎么选出来的？尤其随着年龄增长，这个感受更强。你在课上刚讲 " 能 "，下课就 " 不行 " 了，很快就能感受到这 " 两层皮 " 的东西。

我觉得写《安德烈》也是作家的一点点挑衅，文学就是在做这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