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艺人爆红以后，粉丝无不期待自己的偶像自立门户，可以 " 不受那个鸟气 "。

但是他们不知道，解约这条路，其实溢满了血腥味。

3 月初，有传闻称，迪丽热巴和嘉行传媒结束了 13 年的长约。

在过去几年，迪丽热巴粉丝和嘉行摩擦不断，经纪宣传团队长期被指控失职，后勤保障屡遭吐槽。粉丝们长期抗议嘉行 " 强带新人，消耗热巴 " 等等。

滞留迪拜事件，让粉丝的怨气到达顶峰。网友普遍认为，这是嘉行续约失败的报复。实际上，该航班为热巴自己所选，而续约与否早就确定了。

不过，之所以迪丽热巴被传自立门户，是因为她换了经纪人团队——张小斐前经纪人郝阿三成为了她的新经纪人。但据「文娱春秋」所知，郝阿三其实是入职了嘉行的，所以，即便更换了经纪人，但约还在（或许也是换了合作模式）。

身为艺人，永远比粉丝更知道自身的真实处境。

即便是约满不续，也远远不是简单的分行李，利益的牵扯盘根错节。更何况是长达 13 年的合作，打断骨头连着筋，独立运营不仅很多事要重头再来，可能还有许多潜藏的风险。

当然艺人也不傻，续约必然已经保障了充分的自主权和利益，甚至可能是代理式合作。对于双方，这无疑算得上是双赢。

或许，会有许多人感到惋惜。毕竟对于头部艺人，能无伤离开第一个经纪公司的机会，很可能一生只有一次。

大出血解约的赵露思，可能就深知这一点。

2025 年 8 月，赵露思以一条空白文案的微博，拉开了手撕银河酷娱戏码的大幕，紧跟着晒重度抑郁重度焦虑的评测报告，直言 " 不用你们封杀，我不干了 "，随后多次直播，硬怼公司在她生病期间虐待、私自划账，一副鱼死网破的架势。

然而舆论战看起来惨烈，赵露思却始终没有提起诉讼的意思。

据多个媒体报道，若是按照内娱顶流艺人违约金 " 按年收入数倍计算 " 的行业惯例，加上合约约定和预期损失，赵露思解约的违约金可能高达 4 亿。

若是官司再拖个一两年，恐怕等官司胜诉，圈里都已经没有了赵露思的位置。

2025 年 11 月，舆论战大优、职业前景却十分不妙的赵露思，在生日音乐会上宣布正式与银河酷娱解约，并成立个人工作室 " 熠而叁思 "。这家工作室的大股东，是虎鲸娱乐 100% 控股的大鱼快乐，与银河酷娱前创始人李炜的合资公司。

赵露思和银河酷娱解约的代价，则是虎鲸娱乐通过 " 后续演艺分成抵扣 " 的方式，为赵露思支付了约 5000 万 " 赎身费 "，同时，赵露思还放弃了部分已拍摄作品的版权费。

事实上，没几个顶流像赵露思这样自毁式闹解约。近年来，艺人申诉解约，除非有实质性证据，证明公司有重大违约，否则就是一场大概率会输的血战。

艺人的爆红期就那么几年，没人愿意在这样的血战中消耗自己。

更何况，即便血战还有可能会输。

为什么艺人解约变得这么难？

这还得从三十年前说起。

- 合约本是你想解，想解就能解 -

1997 年，随着王京花成立黑海红日，内地才有了第一个正式的经纪公司。

到 2000 年，华谊签入冯小刚、并购黑海红日，与鑫宝源、荣信达组成京圈三驾马车，娱乐行业进入了蛮荒时代。

此时，国内的电影屏幕不到 2000 块，电视剧年产量 7000 集，一部电视剧的总卖价不过几百万。

资源几乎完全掌握在公司手中。

几乎只有签了这些大佬公司的艺人，才能从中获取资源。

此时，艺人的演艺经纪合同，一般被司法认定为委托合同，有时也被认定为劳动合同。

艺人拥有单方面解约权。

唯一需要解决的是，解约之后的资源问题。

1999 年，范冰冰不满琼瑶公司长期让她演配角，提出解约。琼瑶因此震怒，大骂她 " 就是丫鬟的命 "，并将她告上法庭。

然而震怒归震怒，根据《合同法》第 410 条，艺人可以单方面解除委托合同，范冰冰以赔偿 15 万（一说 20 万）换取了自由身。

范冰冰敢跟琼瑶甩脸，自然也离不开当时的大佬、皮卡王影视董事长贾云的支持。贾云声称要几百万捧范冰冰，是当时金锁最大的底气，也确保了琼瑶的影响力不至于干扰自己的发展。

这一案例，后来也成为司法实践中的常规做法。

因为这一司法实践，双方都更倾向于坐下来讨价还价，尽快了结。

张雨绮私接《白鹿原》，并在发布会上单方面宣布与星辉解约。哪怕她违约在先，法院也没有支持星辉的 1400 万索赔要求，更没有支持原经纪约继续有效，星辉上诉也没能改判。

总而言之，在 2013 年以前，艺人与经纪公司之间，无论具体合同怎么签，经纪公司势力有多大，只要艺人想解约，基本都能得到法院支持。

对于艺人而言，在绝大多数情形下，甚至不必担心赔多少钱，法院并不支持天价赔偿。如果公司有核心违约行为，艺人甚至无需赔偿。

《情深深雨濛濛》（2001）中饰演 " 陆梦萍 " 的乐珈彤，因长期无戏可拍，起诉解约，就无需赔偿，因为她长期无戏可拍是事实，属于公司违约。

选秀艺人要例外一些，也无非是赔偿金额的确高不少，陈楚生创下过 950 万的赔偿金记录（实际调解金额要低不少）。

实操中，除了 2009 年熊天平解约案被法院判决继续履约外，没有其它案例。

2012 年，事情发生了变化。

- 合约不是你想解，想解就能解 -

2012 年，窦骁起诉新画面要求解约，遭新画面反诉接私活、私接代言，并举证窦骁私接活动 59 场等违约行为。

窦骁主张经纪合同是委托合同，适用《合同法》410 条，可以单方面解除合约。

这一次，北京中院更改了司法实践惯例，将演艺经纪合同认定为多属性混合合同，在公司不存在根本违约的情况下，艺人不可以单方面解除合同。

由于窦骁存在根本违约事实，法院判定合约解除，窦骁须赔偿私接活动损失 100 万和毁约损失 200 万。

北京高院二审维持了这一判决。

尽管法院没有支持新画面的高额索赔需求，但是这一判例释放了极其重要的信号：演艺经纪合同，不再被北京法院认定为委托合同，艺人也不再享有任意解除权。

2012 年，因《步步惊心》爆红的林更新，拒绝出演《步步惊心 2》，与唐人的矛盾迅速激化。

2012 年 12 月，林更新按照艺人解约的常规流程，委托律师向唐人发《解除合约函》，以公司未履行经纪艺人、资源分配不公、双方缺乏信任基础等理由，单方面提出解约。

唐人书面回函拒绝解约。

2013 年 2 月，双方对簿公堂。

2013 年中，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经纪合同是委托合同，基于双方信赖，现在双方已丧失信任基础，援引《合同法》第 410 条，合同自林更新发函之日起解除，发函日之后接拍《痞子英雄》不算违约，并驳回唐人的诉讼请求。

2013 年 12 月，上海中院二审判决，明确将演艺经纪合同定性为 " 兼具委托、劳动、行纪、居间特征的混合合同 "，排除了《合同法》410 条，判定林更新的解约行为属于违约，需要赔偿公司损失 195 万元。

这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也没有影响解约的结果，但是最对整个行业，却有着里程碑的意义。

从北京高院对窦骁案的判决，到上海中院对林更新案的终审，演艺经纪合同从此被司法实践认定为混合合同。

所为混合合同，即司法认为，经纪合同不仅包含演出安排，还含商业运作、包装推广、著作权许可，各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构成完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不能单方面解除，除非一方根本性违约。

艺人从法律性质上，失去了任意解除的权利，也失去了想走就走的可能。

随着经纪合同法律性质的变化，法院的判决自然也产生了变化，于是有了 2015 年的蒋劲夫案。

- 诉讼解约也会败诉的时代来临 -

2013 年，蒋劲夫出演《轩辕剑天之痕》爆红，随后参演多部剧集和综艺，成为一线小生。2015 年，蒋劲夫与唐人矛盾公开化，于 9 月发微博单方面解约。

双方随后进入诉讼程序。

蒋劲夫认为唐人妨碍其事业发展，并拖欠费用，资源分配不均，同时主张演艺经纪合同是委托合同，自己享有解除权。

2016 年，法院一审判决，驳回了蒋劲夫了诉求，判词重点是：演艺经纪合同是混合合同，唐人没有核心违约，艺人不能随意单方面解除，蒋劲夫仍然需要继续履行经纪合同，且须赔偿唐人经济损失 200 万元。

2017 年，二审终审维持原判。

蒋劲夫不得不继续做唐人旗下艺人。在此期间，喜天影视提前悄悄打理他的事务，但由于官司耽误，加上合约在身，诸事不便，蒋劲夫已经失去了最好的发展机会。

2018 年，法院对于金晨诉讼解约的案件，维持了一样的判罚：不予解约。

从窦骁的北京第一案，到林更新的全国示范性二审，到蒋劲夫的解约失败，司法一步步收紧了艺人解约。

根据 2015 – 2020《中国艺人经纪合同纠纷司法裁判大数据报告》，艺人主张解除合约的案件，法院判决继续履约的，占了 20% 以上。

在 2015 年以前，艺人申诉解约失败的案例，几乎为 0，只有熊天平一个孤例。

越来越多的艺人，即便打官司也无法解除合同，只能继续履约，还面临赔偿和公司的雪藏。

界面 . 新闻援引法律界共识报道：" 过去的经纪合约官司通常都会判决解约，但是近几年来不解约的判决越来越多。"

司法为什么会收紧解约？

- 前人砍树，后人遭殃 -

" 若视为委托合同允许单方解除，将鼓励成名艺人恶意解约，破坏行业秩序。" ——法院对林更新案的核心判词，在后来的蒋劲夫案、金晨案反复出现。

这句话已经表明了司法收紧的原因。

单方面解除权，导致一红就解约的现象有普遍化的趋势，对行业发展不利。

2005 年，周笔畅获得超女亚军，从素人一跃成为爆红艺人，4 个月后，周笔畅单方面宣布解约，最后赔了 500 万获得自由身。

从此，爆红就解约成为选秀艺人的常规操作。2009 年，陈楚生被法院判为恶意违约，但最终结果仍然是 650 万换来自由。

相比赔偿，不用给原经纪公司高额分成的诱惑实在太大了。

随着影视行业的发展，这个诱惑也在蔓延。

2008 年开始，商业院线大爆发。到 2012 年，影院超过 3500 家，银幕数达到 13118 块，是 2005 年的 5 倍有余。

2012 年的电影总票房达到 170 亿，是 2005 年的近 9 倍，2008 年的 4 倍多。

电视剧市场，由于视频网站的疯狂竞争，各类新资本的进入，2012 年，电视剧产量达到 18000 集，全球第一，平均单集售价台网加一起 75 万，最高已经达到单集 200 万。

在这种大爆炸式的发展背景下，艺人的片酬堪比坐火箭，头部艺人电影片酬 2000 万、电视剧单集片酬 70 万，都已经不是新鲜事。

爆红前后的片酬差距百倍不止，自然推动了艺人的解约意愿。

根据上海交大的调查数据，2005 年以前，年解约官司小于 5 件。自超女解约潮，每年的解约官司 10 到 15 件，到 2008 年影视爆发年，每年的解约案暴涨到 50-80 件。

这使得司法不得不从行业健康和长远发展的角度，快速大力地收紧艺人解约。

一红就解约，很难单独从某个角度定性是非，比如辛芷蕾单方面与梁婷解约，从双方的角度都各自有话说。梁婷觉得我一分钱不赚就是想把你打造成文艺大咖，辛芷蕾认为我现在真的很需要商业化赚点钱。

但从行业客观角度，艺人可以任意单方面解约，是极大的风险，艺人和经纪公司的互信关系被先天埋了一颗雷。

那些走在前面的艺人，多少对后来某些事情产生了负面影响。

司法一收紧，艺人从 " 想走就走 "，变成 " 输官司、赔大钱、甚至走不了 "。

艺人解约成功率从 2009 以前的 100%，变成了 2015 年以后得 50% 以下。

黄婷婷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一审被判继续履约，二审虽然解约成功，但因为付不起高额赔偿金，成了失信被执行人，工作大幅度停摆数年之久。

解约风险的血腥味，逼迫艺人更审慎地对待自己签下的合约。

在行业摆脱草莽、走向正规的三十年，合约，一步步蜕变成为契约。

艺人亲手为自己星途，戴上了黄金枷锁。

也许下一步，司法会进一步完善，为枷锁送上一把钥匙，用来扫清那些利用灰色地带牟利的经纪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