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在历史长河中为文明和民族的赓续发展作出不凡贡献的大写的人，人们常常情不自禁地渴望走近他们，不仅仅目睹其音容笑貌，而且深入肺腑骨髓，一睹其内在的精神世界及其演化的轨迹与特有的图式。林林总总的传记作品为人们走近 " 他们 " 提供了难易不一的路径，而那些对其本人或家人友朋的访谈，则独辟蹊径，展现出为传记作品忽略遗漏、语焉不详的另一番风景。

高渊先生新近推出的访谈录《择一事，终一生》选取了在 20 世纪中国历史上投下鲜明身影的 13 位人物，他们中有施蛰存、钱锺书、谭其骧等文史大家，有钱学森、邓稼先、王淦昌等研制两弹一星的功勋元老，也有丰子恺、盖叫天等声名卓著的艺术家。全书除了李储文、张浚生两位采访时尚健在，其余各篇采访的对象都是家人、学生和友人。这与高渊 2019 年结集出版的同为访谈录的《中国寻路者》不同，后者收录了 24 篇访谈，除了书末涉及东京审判的三篇因当事人均已辞世，采访的对象为家人后代外，其余均与本人对谈。

《择一事，终一生》，高 渊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6 年出版

通常的传记类作品是由书写者一人掌控全篇、主宰全局，访谈则不是。它不是纯然的独白，而是一种对话，是采访者与对象间的对谈交流。但它不是社交礼仪性的，一个有个性有思想的采访者不应仰视采访对象，不会过分膜拜对方，但居高临下的俯视姿态也并不可取，这会使对方尴尬乃至恼恨。正因为这样，有深度、给人启迪的访谈常常穿插着思想的交锋、博弈与辩驳。只有经历这一过程，先前沉埋在历史尘埃与暗影中的真相才会豁露而出。意大利的法拉奇、美国的迈克 · 华莱士便是这类采访者中的高手。更为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交谈是社会运作的必要条件，是人社会性互动的典型体现。俄罗斯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在其代表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深入分析阐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最大的创新之处在于其多声部的复调性，这与欧洲小说源远流长的 " 独白小说 " 传统迥然有别，而陀氏小说的复调性最为鲜明地体现在人物的对话之中。在巴赫金眼里，这些人物间的对话要表现的是 " 公开对话的对语与主人公们内心对话的对语的交错、和音或间歇。到处都是一定数量的观点、思想和语言，合起来由几个不相融合的声音说出 "，而其要旨在于 " 一个主题如何通过不同的声音来展示 "。显而易见，高渊这部访谈录并不是虚构性的小说，他本人与采访对象间的对话并不构成陀氏小说中的那种复调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择一事，终一生》里采访者在与不同人物的对谈中，层层剥笋般将传主生活经历、思想与精神及至逸闻趣事一一点染而出，而这些在传记、回忆录等文本中常常付之阙如。

纵观中外林林总总的访谈，其中的佼佼者大都出自新闻从业者之手。他们多年积累沉淀的经验、猎人般敏锐的嗅觉与迅捷的反应能力，使他们常常能在其间纵横捭阖，游刃有余，孵化催生出既妙趣横生吸人眼球、又闪烁着智慧光焰的对谈。但新闻人也有着自己天然的短板：由于身处急速变幻、喧嚣喧哗此起彼伏的现场，纷繁驳杂的第一线生活图景有时会占据他们大部甚至全部的视野，因此时新的话题、短时间内大批量浮出水面的人物事件会吸引、占据他们的注意力，一时间有些如梦幻泡影的景象俨然被他们赋予了永恒的特性，没意识到不多久这些光彩夺目的人物事件便会烟消云散，沉入忘川之中。但并不是所有的新闻人都会掉入这样的陷阱：他们身处日新月异的生活现场，凭借其内在的定力得以辨识出历史长时段的走向和趋势，透过层层表象察觉人性底部的奥秘，袒露生命的底色——这一切使得其访谈不仅仅具备当下时效的价值，而且能够穿越历史的长河，触及并展示社会和精神生活中某些恒定的论题与意义，而这一切恰恰是那些整日沉湎于思古倚梦中的冬烘先生所难以企及的。

作为《择一事，终一生》的作者，高渊可谓一个新闻界全能型选手。踏入报业之初，他的主攻方向是消息报道、特写和分析三类稿件，随后他又将工作重心转向特稿写作，他花费巨大心血采写的洋山深水港工程的报道堪称其代表作。自 2015 年来，他开始将重心转向对话体访谈的写作。他曾道出其中甘苦，" 做访谈就像川菜师傅做一道鱼香肉丝、粤菜师傅煲一碗汤，看似平常，但窍门不少。" 这本访谈录中涉及的对象大都生活在 20 世纪，与当下已拉开了一段时间距离。他们浮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显露出人们或熟悉或略感陌生的面影。尽管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胡焕庸便破天荒地提出了勾画中国人口空间形态的 " 瑷珲—腾冲线 "（这条线还被称为 " 胡焕庸线 "），但当时并没有为他赢得大名，多年后他的这一发现的真正价值才被学界认识。王元化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文化界早已是一位声名卓著的人物，但直到 90 年代他才向世人充分展示其思想的光泽和力度。他对法国思想家卢梭《社会契约论》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 " 五四 " 精神的反思在国内学界独树一帜，发人深省，被誉为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思想界的 " 最佳射手 "。即便在当下，他思想的穿透力度与价值依旧不减。有中国学术界泰山北斗之称的钱锺书，在生前便名满天下，但对其著述的价值也是争议不断。学界对其价值的体认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近期学者夏中义在《管锥编》中发现了两个大系统，一是对中国古典诗学进行了现代阐释和转换，二是建立了一套知识者在特殊语境下如何既安全又有尊严地言说的伦理学系统。文化人的创造需要时间的积淀，对他们价值的认知也是这样，不经过时光的淘洗，他们内在的光华无从摇曳生姿。

通过这本访谈录，读者还可对一些原本熟悉的现象获得更深一层的了解，如达摩克利斯剑那般长年悬在中国教育界头顶的 " 钱学森之问 " 便是典型的一例。20 多年前 "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 由钱老之口说出，便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至今仍余波未平。经钱学森之子钱永刚之口，人们对 " 钱学森之问 " 的渊源由来有了更深、更全方位的认识。它触及的不仅是传统教育体制之缺失弊端，而且与钱学森晚年念兹在兹的 " 大成智慧教育 " 息息相关。它以系统科学观为基石，孵化出新的通才教育观。至于它能否大范围推广其具体成效尚有待观察，但钱老对教育事业的热忱和探索的勇气令人钦佩。

有人或许为《择一事，终一生》抱憾，觉得它大多通过对象的亲属学生朋友的目光来讲述，错失了与当事人对谈的机遇。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通过他者的言说也是一种构建、形塑人物形象的方式。它能揭橥出人物不为人熟知的侧面，更重要的是，与读者面对面的已不是一个当下的人物，而是站立在不舍昼夜流淌而过的历史河流中，透过层层折光，映在人们视网膜上的一幅幅充满睿智、定力的人物画像——这恐怕是高渊这本访谈录价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