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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世界进入逆全球化的周期，世界各地出现了频繁而深刻的冲突与重组。

长期研究国际关系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翟东升，用了"缠斗"这个词形容当下的中美关系，他指出过去全球化时代深度绑定的中美经贸关系正在重组，但是又没有完全脱钩，而是形成一种新的"缠斗"的形态。

翟东升教授曾经精准预测到了中美贸易战、全球化退潮、中东格局变化等地缘政治大事，他有一套独特的分析框架，尤其适合现在的逆全球化时代，因而近年来他的观点在政界、经济界和民间都备受关注。

翟东升教授和朱煜博士，最近在中信出版社出版了新书《缠斗：中美经贸重构与全球经济新秩序》，4月初的时候，星海情报局&军武次位面与翟东升教授有数个小时的深度交流，就最近社会普遍关心的中美经贸关系重构、中东战局以及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新的挑战等问题，翟东升教授都给出了相当精彩的见解，也给出了中国应对这种局面独到的政策建议。

以下内容根据翟东升教授的现场论述整理，文章发表前经过翟东升教授的审校，为使得阅读更加流畅，原文部分内容有删节。

曾航：当前的美伊冲突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展开激烈对抗，这对中美经贸博弈有何影响？

翟东升：我的新书中有专门一段话对这个问题进行阐述。

实际上，特朗普政府会继续攫取海运通道、关键矿产以及能源等战略资产。

这些举措一方面服务于保障美国关键产品供应链安全的目标；另一方面是特朗普还会针对中国的弱项继续"造牌"，必要时对运往中国的海上货物进行拦截，企图在原材料、能源方面掐住中国的命脉，以此为未来的对华博弈积累筹码。基于这些地缘政治目的，特朗普政府正在想方设法削弱中国在全球海运的主导权，对中国制造的船舶停靠美国港口征收高额服务费，施压各国航运公司从中国转移造船订单，或者加大对美国本土造船业的投资力度；

特朗普政府还通过外交施压，要求美国的邻国、盟友或伙伴强制收回中国控股或经营的海外港口；今后会加强对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霍尔木兹海峡、土耳其海峡以及格陵兰岛（靠近北极航线）等航运要道的实际控制。我们需要警惕特朗普未来拿马六甲海峡来对付中国。

曾航：这本书的书名取名《缠斗：中美经贸重构与全球经济新秩序》，您想表达什么独特的意思吗？

翟东升：我这个新书的主线，是围绕中美经贸关系重构这样一个主题。

我的一贯的观点就是认为整个世界最近十到二十年，它的主线是逆全球化。这一点与我们个人意愿无关，这就是当下的客观态势。

这意味着此前在全球化的上升期的时候形成的中美的共生关系它面临瓦解。

过去中美的共生关系，美国处于主导地位，中国是融入这个全球化体系，美国是全球性的帝国，中国是这个世界体系当中一个重要的支撑部分。

但问题就在于我们是否永远作为一个支撑部分，或者作为一个客体，而不是主体存在于这个体系当中？

现在这种中美的共生关系，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在战略上似乎都不可持续。所以我们今天正在经历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以我的学术观点正在由过去的小众和边缘，慢慢被更多的人所接受。

我们的二十大报告的许多表述开始有了变化。例如过去我们说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但是现在不再这样提了。

最后，我的这本新书的书名叫作《缠斗：中美经贸重构与全球经济新秩序》，"缠斗"这个词比较能够概括目前中美的真实状况，我们目前的战略还是缠斗的状态，中美紧紧抱在一起搏斗，但是还并不想完全中美脱钩。

过去，中国有很多经济部门，都是出口导向型的，他们不愿意接受一个渐行渐远的中美关系。有许多人还希望中美不要脱钩，希望我们继续拽住美国。

但是根据我的研究，这个恐怕很难。因为我对美国政治经济研究得比较深入，一直与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智库界的精英保持密切的交流。

目前中美经贸关系实际上是一个脱钩的过程。其实是美国想要脱钩，但是我们这边呢，还不想让它脱钩，不想让它脱钩得那么顺利，所以就会继续缠斗。这就好像美国要跟我们打拳击。我们最后把它变成了一个摔跤、肉搏。双方紧紧抱在一起，在地上缠斗、翻滚。你也脱不了，我也脱不了身，大概我这本书的书名就是想表达这个意思。

曾航：这本书的整体脉络和分析框架是怎样的？

翟东升：这本书的开头先是从美国的角度讲中美关系的重构，从美国方面看，美国的内政。还有它内部的政治经济的一个变局，包括美国的贸易理念、贸易政策，都出现了重大转变。包括美国国内的MAGA 派的崛起、底层民众受损于全球化这个力量的崛起。

我在书中还阐述了特朗普的第一任期、第二任期，他的经济政策背后的根源是什么。同时，我在书中分析了美国国内政治的极化和美国政策的一种分裂摇摆。

同时我还在书当中从中国的视角去看中美关系的重构。有句话叫作一个巴掌拍不响。在中美脱钩的过程当中，其实中国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比如说中国经济的重塑，包括"一带一路"，包括亚投行、金砖银行的建设，还有中国在发展的国产替代，中国制造2025等经济政策。为了应对美国的脱钩断链，中国也不得不采取了一些反抗措施。但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些中国的政策，反过来又加速了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制裁、打压。

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变量，例如人工智能时代中美竞争的变化。再比如中国的价格革命。

我在书的最后谈到了在当下中美竞争环境下我的政策建议。

中国为了应对中美经贸脱钩，就需要大力发展内需。你要发展内需，就必须要让老百姓有钱可花。你要让老百姓有钱可花，就要弥补中国的福利缺口。

这个福利缺口是什么概念呢？世界OECD 国家，也就是实现或者初步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在工业化之前和工业化之后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那么今天中国其实已经是个工业化国家了。我们和其他 OECD 国家相比，中国的福利缺口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应该拿出 GDP 更多的比例，来分给家里的老弱病残。

当一个国家还处在工业化过程中的时候，你作为后发国家。让全家人勒紧裤腰带，少消费多干活，这样更容易形成储蓄，加速资本积累，我们拿这些钱去修筑更多的道路桥梁、电网等基础设施是可以加速工业化的。

但是当一个国家已经工业化完成得差不多的时候，你已经追赶上了，你仍然用赶超的这个策略继续弄下去，就会出问题。如果你是小国还好。当你是个大国的时候，尤其中国还是一个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大国，你仍然用小国的模式，仍然用赶超的模式去布局，就会出一些问题。

现在中国在很多工业化的领域已经全球领先了。但是。我们拿出来用于给弱势群体的福利占GDP 的比例还是像工业化追赶阶段时那么低，那就不合适了，对吧？那么你要平衡工作和生活。你要平衡你的供给侧和需求侧。

曾航：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给中美关系重构带来了什么新的变量？

翟东升：现在还有一个新的变量。我们跟美国一方面在斗，另外一方面双方又是拉手跑步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

我前几天刚刚从德国回来。我和德国人交流的时候，谈到美国的人工智能主要是剥夺掉文科生的就业岗位，例如写文章啊、做PPT 啊、看法律文件啊。而中国的人工智能更可怕，可怕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中国的人工智能跟具体的生产生活场景结合得更加紧密，尤其是物质性的生产环节，我们的发展可能比美国还要快。

前段时间我去参观了一个人工智能企业，它生产的机器人不是那种唱唱歌、跳跳舞的那种，它也不打功夫。他带我去参观了一个房间，这个房间里的机器人在做实验在做生物医药方面的实验，过去这样的实验室里面，需要多少个教授、博士、硕士一起做多少年的研发，才能够把新药研发成功？但是现在呢？这些机器人在这个实验室里面，24小时不睡觉地在干活。他们主要的客户就是全世界这些最大的医药企业，比如葛兰素史克等等，这不就意味着许多学生物化学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可能会失业吗？

再比如在研发芯片的环节，人工智能也在快速的发展，因为我们知道芯片研发是很吃时间、很吃人力的。它有很多的know how，它在实践中有很多经验性的东西。我请教了一些芯片方面的专业人士。芯片研发，40% 是靠设备，60% 是靠经验，要靠团队、靠人啊。

例如中国台湾有大概两三百个芯片研发方面很核心的人员，他们的经验非常重要，这对于解决高端芯片的研发就至关重要。

它不光是一个设备的问题，它更多的是人的因素。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呢？它是在长期的生产、研发、实践中形成的，需要通过不断的试错中摸索出来。

但是，我现在可以通过机器人，通过人工智能，大规模地复制人的这种经验，而且速度很快，它24 小时不休息在积累经验。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许多原本的硕士生、博士生就可能会失业。

我从这家公司最后离开的时候，他们带我来到这个空间的最后一部分，是瑞幸咖啡在美国的曼哈顿岛上开的最新的咖啡厅用的做咖啡的机器人。我看到这个咖啡机器人可以做咖啡的拉花，它可以把全球咖啡拉花比赛冠军的手法复刻下来，它能够做1000 多种咖啡和奶茶。

我当时就跟他们的老板说了，你这个生意如果普及啊，可能就会有大量的人失业，有许多做咖啡的人也会失业。本来博士生、硕士生搞研发搞不下去了，还想着去做个咖啡，现在连咖啡也做不下去了。

所以，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一个超级经济体，我们必须要在分配制度上也有一定前瞻性的思考，以应对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时代所带来的巨大冲击。

昨天还有人跟我讨论以工代赈的问题。我说，你想想明白什么叫以工代赈，过去以工代赈就是说，我为了创造一些新的就业岗位，就让你去干点活，然后我给你发钱。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无论你挖大坑也好，还是干一些其他没用的事情也好，现在没有这个需要了，我说，那你还不如诚实一点，直接给大家发钱好了。

所以我在书中提出了关于未来分配制度的一些新的主张。我提出，未来我们可能会在欧洲人探索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对他们进行批判和学习。

在中国，有很多人认为，给老百姓发钱就会养懒人。

但是现在在人工智能时代，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有一个趋势，就是最聪明的一小批人，他一个人可能可以创造相当于几百万人创造的价值。

现在在中国的一线城市，一个普通人一个月挣到5000~10000万块钱，还算不错了，对吧？但是你知道现在企业给一个刚刚毕业的人工智能相关专业的博士生开出的年薪是多少吗？500 万人民币。这是中国的行情，如果在美国就更贵了。

在我们人民大学里面。一个博士生，如果他学的是哲学、历史、艺术或者政治啊，他毕业后的年薪是多少钱呢？可能也就是十几万人民币。但是如果他换了个专业，比如说他本硕博读书的过程当中，他中途换了一个人工智能专业，或者去辅修了，那他毕业后的年薪就是500 万。

你看看这里面的问题是什么？他们在考大学的时候，都是参加了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才能够考上人大。只不过因为选的专业不一样。最后上了人工智能专业的博士，毕业后年薪就是500 万的水平。而其他专业毕业生可能只有十几万的年薪。

但是问题就是，精英的下一代未必还是精英。有个词叫做均值回归。就是说，人的智商它带有一定的随机性，精英的儿子不代表智商就一定高。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分配制度应该怎样改革呢？我们的制度应该是给每一代的社会上最最聪明的人，给他们成长和成就的机会，因为只有这样的社会制度才是有竞争力、有创造力的。

但是反过来呢？你作为这个社会上最聪明的人，你的成功和成长不是因为你个人的努力，至少不完全是因为你个人，是吧？还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制度帮助你成功，允许你成功，而不是打压你，对吗？

比如假设你作为一个聪明人，出生在贫苦之家，国家通过分配制度给到你足够的补贴，让你可以去读大学。最终，你可能也上了名校的人工智能博士毕业，拿到了高薪，对吧？

所以呢，我觉得一个公平正义，而且有生命力、有竞争力的制度安排，它应该是把福利体系重点补贴给年轻人，补贴给孩子们，只有这样，这个社会它才是可持续的、不断繁荣的、不断前进的。如果社会制度打压社会当中的精英，这样的一个社会可能就没有活力。

封建社会论出身。计划经济论计划，个体不能凸显，所以为什么最后计划经济缺少竞争力，就是在这里。

可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变成美国那样，少数的精英拿上万亿美金的薪酬。而大量的普通人活不下去，活在斩杀线以下，那这样的社会也会出问题。他的下一代优秀的年轻人可能就会被埋没掉了。很多穷人供不起自己聪明的小孩去接受优质的教育。

所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各自有各自的优点。最后最好的分配制度应该是这样的，它既能够保障一定的公平正义。同时又能够让一部分最顶尖的精英可以冒出来，带领大家往前走。

曾航：给年轻人提升福利，需要大量的资金，这些钱从哪里来？

翟东升：是的，我们要给年轻人发钱。钱从哪来呢？它不可能从高税率当中来，最后这个钱可能是从国家的债务扩张当中来。

国家的债务扩张，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进入到1971 年 8 月 15 号之后。整个世界的货币体系的内在逻辑是，大国的主权信用，它就等于黄金，它就取代了黄金， 颠覆了以往国家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

所以我过去一直说，中国其实挺吃亏，在什么地方呢？过去我们拼命卷，拼命出口廉价的商品，换取美元外汇。我们卷的结果就是帮助世界压低了通胀。而美国印一点纸币，就可以换回我们这么多的商品。

现在我主张我们可以适度学学美国的模式，我们也可以印钞票扩张。主权货币的信用。只不过我们在它的基础上要改进，我们也要中央政府负债，然后把地方政府从高利息当中解放出来，然后给老百姓多发点钱，也不用发太多，就是让每一个家庭的年轻人能够活得下来就可以了。

我主张在给年轻人发钱的时候，要不管你是穷人的孩子，还是中国首富的儿子。都一视同仁地给发钱，否则这样的制度会产生一个反向的激励，就是说我穷我有道理。大家都愿意穷一点点，好去占国家的便宜，这样也是不好的。

但是我的这个主张，在实际落地的过程当中，也没有那么容易。中国有很多自己独特的考量。

现在中国社会的主导力量很多还是50 后、60 后，他们小时候饿过肚子，小时候穷过，他们会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就是认为财富必须靠劳动创造，他们对人性的理解是，人是要偷懒的，人有贪图享乐的一面。

但是我认为我们要看到人另外积极的一面，就是你如果衣食无忧之后，有些人就闲不住，他要去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做一些认为更有价值的事情。你说文明是怎么来的？那不就是有一帮人吃饱了闲的没事干，所以创造了文学呀、艺术啊、舞蹈啊、甚至武术啊、哲学呀。

所以等有一天中国的主流人群是从小没饿过肚子的这个群体起来以后，可能我现在说的许多观念就更容易被接受了。

曾航：AI带来了社会分配的剧烈变化，那么美国是怎么应对这个冲击的？例如我看美国的马斯克、彼得蒂尔等科技企业家似乎对这个问题有很多他们的看法。

翟东升：我对马斯克、彼得蒂尔等美国科技右翼的观点做过很多研究。

马斯克等硅谷极右翼路线非常激进，想通过生育、脑机接口等技术实现精英和普通人的生殖隔离，以自己的基因为基础繁育出特殊品种，尤其是人工智能来临后，精英认为大众存在的必要性越来越低，所有事情由精英配合AI完成就行。

那么这样下去可能就变成生殖隔离了，精英和社会普通民众之间形成生殖隔离，这样似乎有些极端了。

在均值回归理论下，精英的孩子不一定还是精英，天才往往是在下一代小孩里随机产生的，所以社会要提供一个机会均等的发展环境，建成全民福利制度，给政策兜底，才能更好的选育出下一代的天才。

曾航：许多科技产业的人士似乎认为，目前在AI顶尖人才上，中国跟美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您如何看？

翟东升：因为美国的待遇要更高，薪资上，中国开五六百万美元，美国能出一个亿，而且在中国顶尖人才的影响力是有"天花板"的，不能够"嚣张"，不能追求"影响力"。

我主张一方面，放大对精英的生存空间、发言权和尊重，真正落实到位，让牛人得到承认，给他们更大施展企业家精神、知识和才华的空间；但精英要把财富转移给不那么优秀的下一代时，要收高额遗产税，想要移民离开中国，也要交足够多的脱籍税。

我们拿这些税收来用来养活底层的人，让大家都有生存发展的机会，让底层孩子里的优秀者有机会冒出来。

目前的问题是，给大众的兜底不够，给精英的空间也不足。上层不开放，底下不托底，这两边都没做好，实在可惜。希望以后的政策可以在这方面改进。

曾航：您前段时间有一篇讲伊朗局势的文章，讲到世界可能已经进入第2.5次世界大战，甚至预测美国以色列有可能对伊朗使用核武器，这两个观点颇有争议，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

翟东升：按照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战争的发展会超出单方面的掌控，现在美以伊战争的烈度，已经超出了特朗普的控制，不是特朗普想打，而是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拉着他想打。

我认为目前战争是伊朗处于相对强势地位，连特朗普圈子的人都承认了，伊朗现在处于上风，占据天时地利人和。当然，后续形势仍有可能逆转，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力度。

为什么我说不能排除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就是因为特朗普"进也进不了，退也退不出"。美国和以色列手里还有什么牌？过去四十年，美国打仗的模式是：在距目标几十公里、上百公里的地方布置前进基地，外交施压与军事部署并行，条件成熟后咣咣咣开始轰炸，把防空系统摧毁掉，然后想炸哪里炸哪里。

但这次伊朗的情况完全不同。伊朗是一个遭受了四十年制裁的发展中国家，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却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现代化做得最好的国家。伊朗的无人机、中远程导弹，包括高超音速导弹技术的扩散，背后与中国作为"全球南方"典型代表所积累的工业能力和技术进步密切相关。相当于"全球南方"获得了原本被美西方垄断的先进科技。

曾航：美国地面部队进入伊朗的概率有多大？

翟东升：关于美军地面部队进入的概率，我认为非常大。这不是特朗普主动要搞的，而是内塔尼亚胡早就决定的。去年七月份，我在一次讲座上就明确指出，内塔尼亚胡早已决心把美国的地面部队卷进去。内塔尼亚胡这次清除的目标，大量都是伊朗内部的妥协派，他想要把以色列在开战之前不得不妥协的出路全部封死。

以色列现在最怕的是什么？就怕伊朗投降，也怕特朗普跑路。所以以色列必须在特朗普还在台上、美国国内反犹势力还没有完全上台之前，逼着美国再打最后一架，彻底解决伊朗问题。随着美国国内反以情绪的上升和战略收缩意愿的强化，以色列的时间窗口越来越窄，这种紧迫感将推动其采取更加极端的选项。

到最后急了，就是不死不休，因为以色列面临的是：如果美国不再保护以色列，以色列将面临灭国之危。

曾航：如今世界是不是和一战前很类似，大国争相划分势力范围？这对我们有什么启发？

翟东升：我曾经对一、二战前后的英、德关系做过很深入的研究，研究完吓一跳，我们现在的情况和一战前确实太像了，我们中国现在经历的很多事情，其实德国早就经历过了。

一战前的矛盾，是一个老牌守成大国——英帝国、海洋霸权，面对一个它自己的长期盟友、甚至有姻亲关系的德意志民族的崛起。

英帝国的成功，靠的是早期资本主义体系下大规模铺摊子、靠量取胜，那时候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是很粗放的，马克思对它的批判并没有批错。

而俾斯麦时代统一的德意志，走的是高质量发展路线：普及教育，大搞理工科，推动内涵式增长，最终使"Made in Germany"从一个羞辱性标签变成了品牌，今日中国与那时候的德国的可比性极强。

俾斯麦定下了自我设限的原则：绝不去搞殖民地，德国海军吨位不超过英国的70%，只要我活着，就绝不挑战这个体系，满足于欧洲大陆霸权，把海洋让给英国。

但最后结果呢？就是因为德国的工业和技术实力越来越强、质量越来越高——虽然规模不如英国，但质量超过英国——英帝国决意要把这个崛起的表弟扼杀掉，最后酿成了一战和二战，两次战争合在一起，才把德意志民族彻底肢解。

本质上一战和二战都是为了解决德意志民族的崛起问题，要通过两次世界大战，这么大的代价才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的很多人不读历史，缺乏历史意识和战略意识，以为你说了"和平发展"人家就信了，以为"韬光养晦"就可以躲过去，这是不对的。

好在近年来中国对这一点有清醒的认识，提前做了许多前瞻性的准备。

中国今日的优势，在于我们的工业规模和技术积累，已经在某些领域全面超越美国，而不是苏联那种从来没有超越过、只能追赶的状态。

而且中国目前并未走激进的对抗路线，没有举旗说"我要摧毁美西方"，没有强行去推金砖货币体系。

而美国脑子还停留在以前的战争思维里，搞大兵压境，按部就班先部署、再轰炸，但在这次伊朗问题上发现这套模式行不通了。

曾航：那么在美国霸权衰退，几个主要的大国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情况下，未来的国际局势会如何演变？

翟东升：美俄双方的共识是，未来的世界就是中美俄三家说了算，其他国家都是附属。

美国的总体方向是战略收缩，美洲优先，把拉美和加拿大纳入势力范围，逐步撤出欧洲，但欧洲人拽着他不让走，如果美国最终从北约退出，相当于把欧洲卖给了俄罗斯。

中东问题上，以色列不想放手，但如果美国最终撤退，中东将在深度冲突中整合——要么形成一个以色列主导的地区秩序（北到土耳其、南到撒哈拉、西到利比亚、东到阿富汗），要么形成波斯帝国主导的格局。

伊朗如果赢得这场对抗，将从"抵抗之弧"的精神领袖升级为地区强国，而且可以立即越过核门槛，因为对手以色列有核，而美国既然灭不了它，它就没有理由不发展核武。

在这个格局下，我在书中提出了中国面临的两条战略路径，二者是非此即彼的选择。

第一条路径——增量博弈：与美西方共存，在学习借鉴其制度经验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以更高的效率和更优的公平正义推动中国的和平发展。这些走过来的国家不是傻瓜，是一步步摸索出来的，但我们有后发优势，可以比他们少走弯路，走得更稳更好。这是一条妥协性的、渐进式的路径。

第二条路径——存量博弈：不走和平共存的路，把对方给灭掉，从存量博弈中获取拓展空间。这是对抗性的路径，比如推动金砖货币体系、回归实物锚定的货币秩序，让美元体系崩溃，让西方的货币霸权崩溃，中国从中获益。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我感觉后一条路径的概率在上升。这也是书最后一章想要呈现的：十字路口的中国面临的两个选项——前一个是妥协、缓和、和平发展的路径，后一个是争夺天下的路径。

中国之所以没有走激进路线，是因为我们还想做生意挣钱。

所以，竞争与冲突并存，但合作空间也保留着，我猜想，最终的历史进程可能是打了折扣的平行体系：美国在某些问题上发现打不过，就退了；欧洲人发现美国不可靠，为平衡美国而拉拢中国，于是也认了，随着中国在军事、科技上迭代速度超过美国，2035年之后中国可能形成全面优势。

目前美国缺乏足够实力逼中间国家在中美两国间表态选边站，因为许多国家经济太过依赖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供应链，而中国在2035年之前则对这些国家的两面骑墙持宽容态度。两套并行体系形成之后其他国家的选择，它们周旋的空间有多长，主要不取决于它们自己，而取决于中美关系的演变。

曾航：随着能源工业化发展，对石油的需求大幅度降低，会对地缘政治产生什么影响？

翟东升：关于未来10—20年化石能源需求大幅下降后的地缘政治格局，我认为这次中东战争在历史上的意义可以与19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相提并论。

那两次石油危机推动了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和技术革新，这一次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导致的油价暴涨，如果战争拖延至6个月以上，将大大加速全世界，尤其是全球南方拥抱新能源的进程，涵盖新能源的生产（光伏、风电）、储存（第三代储能电池）和使用（电动汽车等电动化浪潮），亦即从碳基能源向硅基能源的转型。

这对于中国相关产业优势的扩散和巩固，帮助极大。更重要的是，在世界政治话语体系中，中国将因此占据重要的软实力优势。

绿色能源本来是欧洲人用来与美国争夺话语权的抓手，结果欧洲人起个大早赶个晚集，这块优势正在被中国抢走。在高能源价格背景下，全世界开始拥抱中国的廉价清洁能源，中国的优势将更加明显。中国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代表着清洁、绿色、先进、平和、理性。

有一位国际政要曾私下对我说：中国是房间里唯一的成年人（China is the only adult in the room）。他还说，你们干了很多了不起的事，但就是不会讲故事。这正是中国人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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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根据发言人录音整理，已做口语转书面处理，内容经核实，发言人观点仅代表个人立场。访谈人曾航，微信公众号军武次位面、星海情报局的创办人，长期研究科技产业，著有《一只iPhone的全球之旅》、《移动的帝国》、《大国锁钥》等畅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