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估值TOP10看中国量子计算：当院士、教授和海归科学家开始办公司

作者 | Judy

来源 | IT 桔子

图片 | 豆包 AI 生成

量子计算正在经历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关键转折。

据 IT 桔子数据，截至 2026 年 4 月，中国量子计算赛道已追踪到 92 家公司，其中估值最高的 10 家企业合计估值超过 490 亿元，占据行业总估值的绝对大头。

这 10 家公司并非同质化的创业者。

它们的创始人背景、技术来源和创业路径，呈现出三种截然不同的画像：

教授 / 院士领衔、弟子承袭的「学脉延续型」；

海归研究者归国自主创业的「海外回流型」；

以及高校与科研院所实验室直接转化的「成果孵化型」。

三种路径共同撑起了中国量子计算的创业版图。

一、教授 / 院士带队，

弟子承袭：学脉延续型

在估值 TOP10 中，有 3 家公司属于典型的「师徒创业」模式，总估值 137 亿元。

本源量子（估值近百亿元）是这一模式的标杆。创始人郭国平长期师从郭光灿院士，团队源自中科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郭光灿院士作为中国量子光学和量子信息科学的奠基人之一，其学术影响力为本源量子提供了极强的技术背书和人才凝聚力。本源量子走的超导路线，是目前国际最主流、工程化难度最高的技术路径，能在这条路线上做到国内龙头，离不开中科院体系数十年积累的工程化能力。

华翊量子则由清华大学段路明院士带队，核心团队来自清华大学量子信息中心。段路明院士是国际知名的量子信息专家，华翊量子专注离子阱路线，已实现百比特二维离子阵列，是国内离子阱领域的领头羊。

幺正量子同样出自郭光灿院士体系，创始人韩永建是郭光灿院士的弟子，团队也来自中科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值得注意的是，幺正量子是国内唯一采用 QCCD（量子电荷耦合器件）架构的离子阱公司，这种架构正是为了解决离子阱扩展性瓶颈而生。

这一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学术权威 + 团队延续」。院士或资深教授不仅带来顶尖技术，更重要的是带来稳定的科研团队、长期的政府信任以及持续的博士生供给。

但挑战也很明显：如何从「课题组」转型为「市场化公司」，如何在学术理想与商业节奏之间找到平衡，是这类企业普遍面临的课题。

二、海归研究者归国，

自主创业：海外回流型

当前市场估值 TOP10 中，有 3 家公司由具有海外顶尖学术或产业背景的研究者创立，总估值 170 亿元，是三种模式中平均估值最高的一类。

玻色量子创始人文凯是斯坦福大学博士，师从量子计算领域国际权威山本喜久（Yoshihisa Yamamoto）教授，深耕相干光量子计算方向。联合创始人马寅则来自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玻色量子 2020 年在北京创立，完全市场化运作，没有依附于某一特定科研院所，却拿到了赛道内最多的 11 轮融资，融资总额达 18.4 亿元。这说明，在量子计算这样极度依赖顶尖人才的领域，海归创始人的国际视野和技术稀缺性，本身就能成为资本市场的硬通货。

量旋科技由项金根（哈佛博士后）与其妻子曾蓓（香港科技大学教授）联合创立，2018 年在深圳起步。量旋科技走了一条务实的路径：早期以核磁共振技术切入教育市场，快速产生现金流，再反哺超导量子芯片研发。这种「以商养技」的策略，在海外背景的创始人中更为常见——他们通常对国际产业节奏更敏感，也更善于在短期生存与长期技术之间做平衡。

太一量生是 2026 年 1 月刚成立的新锐公司，创始人刘弘斌此前担任微软首席量子架构师，另一位创始人方正浩则来自投资圈。太一量生选择中性原子路线中的镱原子差异化方向，天使轮即拿下 3 亿元融资，估值直接冲到 15 亿元。这是典型的「顶级产业背景 + 稀缺技术路线」带来的资本溢价。

海归模式的优势在于创始人往往掌握了国际最前沿的技术路线和工程经验，且没有体制内转型的包袱，决策更市场化。

但挑战在于，如何在国内重建供应链、如何适应本土的科研协作生态，需要时间磨合。

三、高校 / 院所实验室直接转化：

成果孵化型

TOP10 中，有 4 家公司直接孵化自高校或科研院所的重点实验室，总估值 187 亿元，是数量最多的一类。

国仪量子创始人贺羽毕业于中科大少年班，公司源自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国仪量子做的是量子精密测量，而非量子计算本身，但它是量子技术最早实现商业化的方向——产品已经能卖钱。这种「离钱近」的特性，让它在资本市场上获得了与量子计算公司同等的估值认可。

图灵量子创始人金贤敏是长江学者，团队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光子集成与量子信息实验室。图灵量子走光量子路线，投资方包括复星集团、商汤科技等上海本土产业资本，呈现出典型的「高校 + 产业 CVC」联动特征。

国测量子由北京大学量子电子学研究所陈景标教授创立，落地湖州，专注量子精密测量中的量子频率标准与原子钟方向。它的特点是将北大基础研究能力与地方政府的产业落地需求相结合。

逻辑比特孵化自浙江大学超导量子计算实验室，创始人王震带领团队走超导路线，深耕超导量子计算技术近二十年，曾三度创造超导量子系统全局纠缠比特数世界纪录。浙大在超导量子计算领域有深厚积累，逻辑比特代表了长三角高校在这一方向的产业化尝试，于 2026 年获浙江省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实验室孵化模式的核心逻辑是「科研成果 + 人才梯队 + 设备平台」的整体迁移。创始人通常是实验室的核心骨干或教授本人，团队是现成的，设备是共享的，技术验证是完成的。

这种模式启动最快、技术风险最低。但潜在问题是，实验室成果与产品化之间仍有鸿沟，高校体系的考核逻辑（论文、专利）与企业逻辑（收入、毛利）并不完全兼容。

结语：三种模式，一个共识

从估值 TOP10 的公司背景分布来看，三种模式并非互斥，而是相互交织、互为补充。本源量子既是「院士 + 学生」模式，也是中科院实验室的转化成果；图灵量子的金贤敏既是长江学者教授，也有海外学术背景。

但无论出身如何，这 10 家公司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诞生于中国顶尖科研院所或海外顶尖学府的学术体系，创始人无一例外具有博士学位或教授 / 院士头衔。

量子计算极高的技术门槛，决定了这不是一个「草根创业」的赛道——它首先是一场顶尖科学家的创业运动。

三种模式也映射出中国量子计算产业的区域格局：

中科院体系（合肥）孕育了本源量子、国仪量子、幺正量子；清华（北京）走出了华翊量子；上交（上海）孵化了图灵量子；浙大（杭州）催生了逻辑比特；北大（湖州）落地了国测量子。科研院所的分布，直接决定了量子计算公司的城市分布。

随着 2026 年《政府工作报告》设立量子专项、实施「量子 +」行动计划，资本正在加速涌入这个赛道。三种创业模式之间的竞争与融合，将决定中国量子计算产业未来五年的格局走向。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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