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网 昨天
“母亲得肝癌后,我永远失去了大哭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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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说的话都说完了,你以后记得要生两个小孩。"

2025 年 6 月 3 日,妈妈病逝前的几个小时里,蒋祎彻夜不眠地跪在床边,握着母亲的手。但她没有想到,妈妈留给她的最后嘱托是这样一句话。

这句遗言,源自妈妈病中的体会。两个月前,蒋祎母亲被确诊为肝癌晚期。作为独生子女,她暂停了博士学业,陪伴妈妈辗转奔波于舟山、上海、杭州求医。

托朋友找医生、凌晨排队挂号、四处咨询病情、看报告拿药、擦洗身体、联系租房转院…… " 妈妈对我说过,当初为了把全部的爱给我,只要了我一个小孩。但生病后看我跑前跑后很辛苦,后悔没有帮我生个兄弟姐妹一起分担。"这份曾经百分之百的宠爱,如今变成了百分之百的责任。

蒋祎的困境并非个例。中国社科院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我国的独生子女总量接近 2 亿,分布最广的年龄段,集中在 80 后、90 后与 00 后。其中,许多人通过家庭托举进入大城市闯荡,父母则留守在家乡。

如今,这一批独生子女渐渐迈入中年,享受了阖家全部宠爱的他们,开始面对父母的衰老、病重,甚至是离别。

当父母突然倒下

父母生病的消息大多是突然降临的。

一年前,30 岁的孙笑怡在沈阳工作。一天中午,丈夫接到了母亲从老家丹东打来的电话,告诉她父亲胸口突然疼痛加剧,呼吸困难,夜间无法平躺入睡。

得知消息的那一刻,孙笑怡 " 整个人是蒙的 "。她生气,气父亲长期忍痛不愿去医院,也气自己平时对父母的关心不够;她害怕,以前一直担心的父母生病的情形此刻在自己身上真的发生了。

来不及多想,她和丈夫没吃午饭就立刻驱车 320 公里赶回老家。半劝半拉之下,终于将父亲送进当地医院急诊,却被告知病情严重,需转至具备心脏造影技术的省会医院。" 妈妈一直在哭,做不了任何决定,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一刻,孙笑怡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成了这个家的 " 主心骨 "。

她果断决定转院,并做好了心理准备:万一在高速上发生意外,就立刻就近送医。到底是什么病?会不会是癌症?要花多少钱?一路上,她把所有不好的结果都想了一遍。没想到抵达沈阳某大型三甲医院后,第一道难关竟是挂号。父亲病情紧急,她只好花 5000 元找黄牛,才挂到第二天的号,让父亲从急诊转入住院。

造影检查后发现,孙笑怡父亲的心脏三根血管堵塞严重,分别堵塞 95%、90%、85%,分别在去年 4 月和 5 月完成了两次支架手术,才转危为安。

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孙笑怡那样幸运。对蒋祎来说,母亲的异常是隔着电话一点点显现的。

去年清明节前后,29 岁的她正在杭州读博,父母则住在舟山。以往,她给妈妈打电话,对方几乎都是秒接,就算有事也会先接起来说一句 " 妈妈现在忙,待会打给你 "。可那段时间,父母几乎不接电话,回消息也格外慢,只是简单回复 " 很忙 ",从不提具体发生了什么。

直到父亲委婉暗示她回家看看,她坐大巴赶回老家后才得知,过去十几天里,母亲确诊了肝癌,并且在上海做完了一个周期的放疗。尽管已经做了一些心理准备,蒋祎见到病床上的妈妈时,还是吃了一惊。几个月不见,原本梨形身材的妈妈已经瘦得肋骨轮廓都清晰可见,而这一切,她竟完全不知情。

那一刻,29 岁的她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世界轰然倒塌,无忧无虑、享受父母荫蔽的日子已经过去。她有点理解父母不愿意告诉她太多病况,让她管好自己,正常生活。

" 他们想要竭力为我维持一个生活正常运转的假象,但我不能再当小孩了,我要回去当大人了。" 蒋祎在日记里写道。

被迫成为大人

与影视剧中亲人重病后情绪崩溃的场景不同,蒋祎回忆母亲从患病到离世的整个过程时,发现自己异常冷静,几乎从未放声大哭过,因为 " 连悲伤的时间都没有 "。

母亲病倒后,全家人都动员起来:外婆每天清早去买黄鳝和骨头熬汤,奶奶准备午饭,爸爸值夜班。由于母亲非常注重隐私,蒋祎决定不请护工,自己承担白天的照料任务。

那时,她的每一分钟几乎都被填满,包括但不限于:定时为母亲量体温、扶她上厕所并记录尿量、紧盯输液进度、在 " 有营养 "" 能吃 " 和 " 妈妈想吃 " 之间寻找合适的食物、喂饭喂水、换洗衣物、带母亲在不同楼层间奔波检查、与医护人员沟通异常指标,还要应对各种突发状况。

" 我主动把自己训练成一台停止思考的机器,我知道只有熟练才能缓解焦虑。" 尽管尽心尽力,蒋祎仍然会为晚上回家睡觉而感到愧疚。每天离开医院时她会感到一丝轻松,却又因这种 " 逃避 " 涌起羞耻因为她知道,如果是她病了,母亲晚上一定不会离开她身边。

蒋祎注意到,妈妈生病后,她和妈妈的角色发生了互换——她成了大人,妈妈更像是一个 " 任性的小孩 "。" 她意识清醒时,会以‘妈妈’的口吻说话;而当发烧或者状态不好的时候,则会以‘我’的名义提出直接而具体的要求:‘我不要吃这个,给我剥 5 颗荔枝’。" 蒋祎曾听外婆说,母亲小时候很爱读书,没人能把她叫去玩。但每次问母亲有什么理想时,答案总是 " 希望你好好长大 "。在她出生之前,母亲的理想与追求是什么呢?蒋祎很想知道。因此,当母亲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提出各种 " 非要不可 " 的要求时,蒋祎反而为她身上闪动着的久违的主体意识感到高兴。

除了日复一日的照护,独生子女们也得为父母的医疗方案做最终的决定。在父亲做心脏造影的间隙,孙笑怡需要在一分钟之内决定,爸爸是做心脏搭桥还是放置支架。此外,亲戚们经常通过道听途说的方式给她支招。

而蒋祎则面临更多抉择:去上海还是自己更熟悉的杭州?激进化疗还是保守治疗?要不要将医生的 " 死刑判决 " 告诉满怀希望的母亲?最后时刻是留在医院还是回家?

每一步她都反复权衡,托朋友咨询多方医生。直到母亲去世后,她仍在不断纠结:是不是哪里做错了?是不是考虑不够周全?夜里梦中,她一遍遍回溯推演各种治疗方案。有时梦中方案成功了,她开心地醒来,一边笑着,一边掉下眼泪。

但在患病的父母面前,笑怡和蒋祎从不敢流露惊慌和难过。想哭的时候,她们就假装去卫生间,也不敢哭太久,怕眼睛红肿被看出痕迹。" 以前难过时总找妈妈大哭一场,可现在我再哭,只会增加父母的负担。" 蒋祎感觉,作为独生子女,没人倾诉、商量的无助感尤其强烈。

母亲去世后,蒋祎连续一个月都梦见她。梦里,母亲还在,她紧紧抱着母亲,大哭着说:" 妈妈,其实我真的好害怕。" 在梦里,她终于又做回了母亲的小孩。

与世界重新联结

父母的病重与离世,以一种不容回避的方式,给年轻的子女上了一堂沉重的 " 死亡课 "。

时隔近一年,蒋祎仍清晰记得那个下午。母亲刚做完化疗手术,可能因创口处理不当,突然开始大量出血,呼吸急促。血浸透了纱布与床单,医生在病床旁紧急按压止血、实施抢救。

蒋祎站在帘外,与母亲只隔一层布。浓重的血腥味阵阵涌来,她忍不住干呕,双腿发软,几乎站立不住。那一刻她清楚地意识到:这样的场景,未来或许还会重复上演。这一次母亲挺过来了,还会有下一次,直到最终彻底失去她。

后来,蒋祎亲眼目睹母亲咽下最后一口气。" 人临走前原来是这样的," 她回忆," 妈妈口吐白沫,说了一些胡话,便安静地走了。" 随后她镇定地处理后事,去医疗站报告死亡、办理证明、挑选墓地、打印遗照、联系火化事宜。直到这一切结束,失去的感觉才开始真切。

近距离经历死亡,让蒋祎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她研究的是二十世纪的电影史,但那时她却步了。那些宏大的、他人的命运,在她所经历的具体的、切身的痛苦面前,突然变得遥远而模糊。

她开始把目光收回,投向身边的人。她变得更恋家," 以往我像一只向外飞的小鸟,只要我想飞回来,家会随时接住我。" 如今,她会主动惦记父亲、外婆、奶奶的期待,尽量在每个节假日回家陪伴他们。

蒋祎不再紧逼自己。今年春节,是她记忆中第一个没有写作业、赶论文的年。" 你能想象吗?从小学到博士,每年除夕我都在写作业、改论文。但今年除夕,我和表哥、表弟打了一晚上的掼蛋,哈哈哈。"

母亲离开半年多,蒋祎没有一天不想她。她努力好好生活,想让母亲放心,但她心里清楚,自己再也无法体验到那种 " 纯粹 " 的快乐了," 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永远地失去了 "。但蒋祎开始像妈妈关心她那样关心自己,尤其注意好好吃饭,这是母亲生前最惦记的事。

在焦虑与哀恸之后,生活自身,会悄悄给出新的答案。最近,蒋祎又忙碌起来,她重新关注起 " 远方的哭声 " —— AI 时代下普通人的处境。她说这种关注并非出于功利,更像一种本能,一种对更广阔世界的天然关切。这让她感觉自己真正活着。

" 我知道重建与世界的联结,不是获取一个稳定身份,而是找到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一个能从容地与广袤世界共处的落脚点。我知道,这一切,都要慢慢来。"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图文无关)

丙午年

三月十三

2026-04-29

监制:李绍飞

编辑:杨瑞

审校:瑞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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