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将尽》之后，年过九旬的作家阿西尔决定搬进养老院。《活着，还活着呢！》一书便是她的生存报告。

她说：" 在九十七年的生命历程中，我收集了无数美景与风物的记忆画面，如今想来，竟比自己曾察觉的还要多，现在，它们争先恐后地涌进了我的脑海。"

我这一生中，很少有什么事是由自己决定的。比如受什么教育，住在哪里，为什么不结婚，如何谋生，等等，所有这些至关重要的事情，都是 " 发生 " 在我身上，而不是我主动达成的。当然，一个人的本性或多或少会影响事情的走向，但说出 " 我现在要做某事 "，然后付诸行动的时刻，其实少之又少——至少在我的生活中是这样。搬到养老院，也许不是我唯一主动做的决定，但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

这并不是说外部事件对此没有影响，事实上，确实有两件事为这个决定奠定了基础。第一件是我去拜访了一位名叫罗丝 · 哈克的朋友，因为我得知她搬进了养老院。这事让我吃了一惊，罗丝虽然年过九旬，却是个活泼而独立的女人。养老院里的罗丝？似乎不可想象。我决定鼓起勇气去看看她，之所以需要 " 鼓起勇气 "，是因为养老院在我脑海里的画面非常不令人愉快。

她入住的养老院，位于伦敦北部的海格特区，藏在一堵墙后面，坐落在一个树木环绕、保存完好的大花园中，看似杳无人迹。现在我才明白，当时大多数住户都在图书室，那里为不喜欢在自己房间里喝茶的人们提供茶点，工作人员则正在办公室里喝茶。但就任由我自己在这里闲逛，没人看管，感觉有点瘆人。还好，我遇到了另一个闲逛的人，那是个对这里很熟的访客，他将我带到了罗丝的房间。我敲了敲门，没动静。于是我推门而入，一眼就看到了罗丝，她那时一定快满百岁了，正窝在一张华丽的扶手椅上打盹。

她立刻醒了，一点没觉得不好意思，热情地招呼我之后，紧接着就说：" 亲爱的，你一定要搬来这儿住。这真是个好地方。" 我当时并没有入住养老院的打算，但看到罗丝这么快乐，我就放心了，还催促她多跟我说说这里的事，她那热情洋溢的介绍，一定深深地留在了我脑海，只待需要时便会浮现出来。

奠定这个基础的第二个人是南 · 泰勒，自从当年我们忐忑地前往牛津大学报到，各自乘坐的出租车首尾相接地停在玛格丽特夫人学堂外时，我就认识她了。南比我小三个月，身体状况却远不如我，她刚满八十就已经非常虚弱，一次严重跌倒导致她髋骨骨折，自那以后，我这位最亲爱的老友就彻底失去了行动能力，还患上了尿失禁，整个人状态糟糕透顶。她雇得起每天早晚都上门的护工，还有天使般善良的爱尔兰清洁工为她做各种杂事，但即便如此，朋友们还是得轮流过来照应——因为爱她，大家也心甘情愿。但久而久之，这份照料还是成了负担。两年下来，就连我也开始在心里后悔：当初真不该让她执意要在自己家里离世。

我每周去看她两次，每次都需要疯狂地寻找停车位，焦急地在她家门口等着。因为除了护工和隔壁邻居，她不给任何人钥匙，所以我总在担心：她是正摇摇晃晃、慢慢腾腾地来应门，还是已经摔倒在地了呢？通常都是后者，那么我就不得不联系邻居，祈祷有人在家，如果不在，就只能打给警察（他们的反应倒是迅捷友好，但要爬进她起居室的窗户并非易事）。好不容易把南安全地扶回椅子上，泡上茶端给她之后，我又发现，除了没完没了地抱怨那些照顾她的人，她对其他任何事都漠不关心，而且这种冷漠坚不可摧。多年来，她一直是个亲切、慷慨又有趣的朋友，所以我们始终都很喜欢她，也想要帮助她，但我敢肯定，我不是唯一一个对她的离世感到既悲伤又解脱的人。或许是自尊心作祟，想到要将这样的经历强加给朋友们，我就感到沮丧。

2008 年冬天，我得了流感，很快就变得浑身无力，就算我明白应该喝水，也不想伸手去拿床边的水杯，也没有精力给任何人打电话。后来，好朋友桑德拉 · 宾利碰巧给我打来了电话，然后，她便心甘情愿、热情洋溢地来照顾我，一直到我好转。桑德拉对此事毫无怨言，我心中除了纯粹的感激和宽慰，也别无他感。但后来，我想起南去世后我感到的沮丧，南当时的衰弱是逐渐发展的，但直到此刻我才意识到，一个老人可以在一夜之间变得无助，陷入必须被照顾的境地。如果我有孩子，或许我会（虽然不太情愿）接受他们的照顾，但朋友呢？如果还能报答，也许我也愿意偶尔接受吧，但是，如果这种被照顾的需求变得频繁，很快就像南一样彻底依赖于他们呢？绝不！现在我已经九十多岁了，我又怎么能欺骗自己说，我不会进入那种状态呢？想到这里，我决定给罗丝所在的养老院打电话，让他们把宣传册寄给我。

之后，我去了他们的办公室，临走时还跟他们约定，如果一年内能有房间空出来，我希望能成为这里的住户。我能感觉到，自己可能做了个明智的决定，同时也还没有被它束缚住。因此，在接下来的十二个月里，即便偶尔想到这件事，我也能自我安慰，搬进养老院是一件遥远得无须焦虑的事。

那时我已经对玛丽 · 菲尔丁公会养老院有了相当多的了解。我知道这里的护理质量非常好，但房间很小。拜访罗丝时，我并没有对她房间的狭小感到特别吃惊，那是因为我当时并没有想象过自己要住在这样的房间里。但这次，我和一个刚搬进来的人聊过天，她仍然清楚地记得为了住进来，不得不舍弃了些什么，这让我有些不安。

当然，住在这里，你并不是囚犯。你可以在餐厅吃午餐，下午茶既可以选择在房间里用托盘享用，也可以选择去图书馆吃。这里还有一间电脑室和各种功能房，其中就包括带有烤箱的厨房，专为想做饭的人准备。这里的花园也又大又漂亮。在我看来，住在这里就像是回到了寄宿学校，只不过上学时，我们还没有积攒下这么多要舍弃的东西。

正因如此，当收到来信说已经有个房间空出来时，我才会如此震惊。这是他们最好的房间之一，有几扇大窗户俯瞰着花园，还有一个大阳台，可以放几个花盆和一把椅子。房间里可以容纳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一把办公椅，仅此而已。内置的储衣空间或许能放下我所有衣物的四分之一，还有一堵约十二英尺长的墙可以挂画。至于我的那些书，该怎么处理呢？

我回到家，坐在小客厅里，环顾四周——这里堆积着我漫长一生中积累下的心爱之物，像个杂乱却珍贵的 " 喜鹊窝 " ——心里想着：" 这就是我啊。" 人的个性与其所占据的空间、所拥有的物品之间，竟有着如此密不可分的联系，在那一刻，这个想法淹没了我。我怎么能做出这种等同于自我毁灭的行为呢？答案很明确：我不能！我做不到也不愿意做，我宁愿去死。

这个时候，只要有人对我说一句鼓励的话，我就会立刻打电话给公会，告诉他们我改变主意了。但没人说出这句话。我最依赖的两个人，侄子菲利普 · 阿西尔和桑德拉，都认为我搬进养老院是明智的决定。我知道他俩都如释重负，换作我也一样；当他们发现我现在很可能惊慌失措时，显然也感到了不安，同样，换作我也会如此。他们并非自私或不友善之人，只是意识到，在他们充实而忙碌的生活中，一份亲情或友情随时可能让他们背负起非常繁重的责任。他们当然不希望这种事发生，正是他们的这种反应，让我抑制住了恐慌。

这可怕的感觉阵阵袭来，就像阵阵恶心，既折磨人又难以抗拒。恐惧袭来时，我整个人都被这种感觉吞噬，但和恶心感一样，它终究会过去。我渐渐认识到这一点，因此感到宽慰，只要坚持下去，等待恐惧过去，理性就能重新站稳脚跟。一个明智的决定，不会因为最终要付诸行动，就变得不再明智。我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冷静坚持。

当我惊奇地发现，通过把物品送给朋友或家人（当然我确信他们会喜欢这些东西）来处理掉它们，其实还挺容易时，这件事就没那么痛苦了，甚至还成了一件让人快乐的事。但遗憾的是，我的书太多了，没办法全部这么处理。有些可以送出去，但大多数必须批量处理。我最终还是做到了，尽管在把最后一批东西搬出去之前，我经历了一次严重的身体崩溃，不得不在医院住了一晚，我现在确信，那是压力太大的结果。

最先伸出援手的人，是我非常亲密的朋友萨莉 · 巴格纳尔，她从肯尼亚专程赶来，陪了我三天，带我去买了一张床、一把安乐椅和一张桌子（我原来的东西一样都放不进新房间），将原本看起来繁重的任务变成了兴奋的购物狂欢。第二个帮我的是我的侄子菲利普，他帮我克服了 " 处理书籍 " 这道看似不可逾越的难关。我在新房间里定制了个书架，可以放下两三百本书，可我大概拥有上千本书，要怎么选呢？每次我试图做决定时，都会陷入一种羞愧无能的状态。菲利普花了大半天时间，从那堆令人望而生畏的书里，一本本拿起来问我：" 留下还是拿走？" 然后根据我的答案把书装箱。光靠我一个人，肯定是做不到的。

然后他又挑了十六幅画，设法把每一幅都挂在墙上（他开了一家画廊，是 " 密集挂画 " 的大师）。搬家那天，他在儿子奥兰多的帮助下，比我先到新房间，把书整齐地摆进书架，把我的各种装饰品布置好，帮我铺好床。就这样，我还没踏进门，这个漂亮的小房间就已经有了 " 我的味道 "。在其他住户那里，我还没见过谁有这么好的开端呢。

我相信，正是这一点使我很快确定，我在这里会过得非常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