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域外打交道，进行文明交流互鉴，是中华文明长卷上的一抹重彩。伴随时代演进，我国对域外认知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近年来，基于国家战略和时代需求，区域国别研究更是迅速升温，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繁荣之下也潜伏着隐忧，需要正视与纠偏。

中国人理解世界的六个阶段

就五千年中华文明史而言，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大致可分为以下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先秦到明中期的 " 张骞天下模式 "。这一阶段对域外，既有张骞、法显、玄奘等人的实地体验，也包含很多神话般的想象成分，比如《山海经》的记述。

第二阶段是自明末到清初的 " 徐光启自觉模式 "。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中国人敏锐意识到中华文化还存在更大的发展空间，但须在域外文化的刺激下才可能更好地发展。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改变了中国数学研究的方向，可以说徐光启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 " 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可惜的是，这种自觉引进域外文化的潮流被后来的礼仪之争打断。

到了晚清，进入了第三阶段的 " 魏源冲击模式 "，约持续到 20 世纪 20 年代。这一阶段，处于人类农业文明顶峰时代的中国遇到了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比如人与自然的关系，工业文明讲求对自然的征服，农业文明讲的是天人合一；时间观念上，工业文明讲的是线性进步史观，农业文明的时间观念重视循环。李鸿章所谓 "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指的就是西方工业文明对中国农业文明秩序的根本性冲击。中国在这种情况下被迫打开国门。鸦片战争打破了 " 天朝上国 " 的幻觉，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等一系列著作，加之江南制造总局的大规模翻译，让国人对域外世界有了更多的认识，但总体思想还处于 " 师夷长技以制夷 " 层面。

第四阶段是艰难探索阶段，时间范围大致为 20 世纪 20 — 40 年代。

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为没有经验，我国在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方面的文化建设大多仿照苏联，尚未形成自己的知识生产体系，这一时期至上世纪 70 年代是第五个阶段，即 " 苏联模式 "。

改革开放以来是大规模引进欧美学术作品的第六个阶段：" 西方模式 "。"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 "" 文化：中国与世界 "" 走向世界 "" 二十世纪文库 " 等代表性丛书影响了几代学人。

去年 5 月，《辞海》第八版修订启动，修订原则是优化知识构成，全面反映学科前沿，可谓是脱胎换骨。收词总量从 12 万条增加到 20 万条，增量约占总量的 40%。顾云深教授和我负责世界史部分，汇总条目后发现以下问题：《辞海》第七版世界史条目中，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有 1175 条，世界近现代史有 1394 条，历史总论和史学史只有 30 条左右，近代 500 年以来的世界史内容需要大大充实。入选条目过于重视西方世界，其他学科可能也存在类似情况，毕竟该书是以 1979 年版框架为基础的。因此《辞海》第八版如何体现 " 全球观念 "，即如何跳出欧美历史学框架，如何完善苏联的历史解释模式，如何反映世界史学发展的前沿趋势，如何反映中国的学术立场等，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任务，或许区域国别研究就是一个突破口。

正视隐忧，推动学科长远发展

近年来，区域国别研究颇受关注，政策层面持续发力，相关机构、项目、课题接连涌现。但繁荣之下潜伏着不容忽视的结构性隐忧，事关这一学科的长远发展。比如，当前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存在明显的区域研究不平衡问题，对欧美发达国家的研究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对亚非拉广大区域的研究尚未获得与其战略重要性相称的学术关注；过于关注陆地，忽略了海洋以及新的数字空间；现实中心主义导致历史维度严重缺失等等。在加快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当下，如何研究区域国别？在人类从碳基文明向硅基文明过渡的大背景下，如何突破过往区域国别研究中长期依赖的西方范式？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何通过区域国家的比较研究，讲好中国故事？如何把中国故事融入世界故事？这些都是学术界不可回避的问题。

区域国别研究的繁荣，是时代赋予中国学界的重要机遇，也是检验中国自主知识生产水平的一块试金石。只有正视隐忧、厘清路径，这一学科才能真正从繁荣走向成熟，从追随走向引领，在新的历史坐标上为理解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从《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等出自西方学者之手的学术著作可以看出，西方知识界、思想界、学术界内部也在不断进行反思。就区域国别研究而言，我们要总结欧美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以期加快构建我们自己的区域国别学。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