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月 28 日,由首都师范大学和中华书局联合举办的点校本 " 二十四史 " 及《清史稿》修订工程《晋书》修订本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随着红绸揭开,十册崭新的《晋书》修订本展现在世人面前,标志着这部记载两晋兴亡史的官修史书,完成了问世以来最为系统深入的一次文本升级。

点校本《晋书》修订本正式发布,彰显当代古籍整理新高度
这是点校本 " 二十四史 " 及《清史稿》修订工程推出的第十五种成果,也是继《史记》《南史》等之后,正史文献整理领域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收获。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修订本在原点校本基础上,全面吸收近半个世纪学术成果,校勘记从原有 2200 余条增至 4600 余条,切实补齐了 1974 年原点校本的诸多缺憾,文本质量、学术水平全面提升,达到了中古正史文献整理的新高度,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提供了更为可靠的文本基础。

中华书局向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赠书仪式
二十年深耕打磨全新晋史定本
《晋书》为唐代官方修撰的纪传体正史,由房玄龄领衔编纂、唐太宗亲撰史论,全书共计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志、列传、载记四大体系,系统梳理两晋王朝兴衰脉络与十六国政权更迭历史,是现存最早、体系最完备、史料最核心的晋代典籍,也是串联汉魏、两晋至隋唐历史脉络的枢纽性史料,在中古史学研究中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大众熟知的点校本《晋书》由吴则虞先生执笔完成初稿,后经杨伯峻、阴法鲁等先生全面覆校,唐长孺先生审定《载记》部分,最终于 1974 年正式出版。半个世纪以来,这部原点校本始终是国内学界通用的权威版本,支撑了几代学人的学术研究、课堂教学与文史创作。
但受限于当时的馆藏资源、版本视野和学术积累,原点校本存在底本年代偏晚、宋元版本利用不足、部分标点分段有误、全书体例不统一等诸多问题,学界始终期盼一部更为精审、严谨、完善的升级版本。
为回应学界长期诉求,适配当代学术研究规范,《晋书》修订工作于 2007 年正式启动,由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先期主持,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聂溦萌接续攻坚,多校师生接力参与,前后历时二十年,最终完成全面修订。相较于原点校本以金陵书局本为工作底本的做法,本次修订做出了关键性调整——改用《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南宋前期建刊本为底本,广泛比对宋元旧本,审慎参考明清善本,形成以早期古本为核心、历代校勘成果为辅的全新校勘体系。最终校勘记数量从原点校本 2200 余条,大幅扩充至 4600 余条,修改标点和分段达数百处。
改换底本,带来了校勘思路的整体变化。比如,原点校本《景帝纪》有 " 帝烧铁灸之 " 一句,根据校勘记,其中 " 灸 " 字,殿本、局本作 " 炙 ",点校本根据宋本(即百衲本)等改字,并引《后汉书》说明作 " 灸 " 义长。在补充版本校工作后发现,包括修订底本在内的大部分版本都作 " 灸 ",也就不必再出晚期版本的异文校,因此删去了原校勘记。校勘记的数量变化只是修订工作的冰山一角。
聂溦萌在回顾修订历程时,将工作分为 " 稳步推进期 "、" 沉淀期 " 和 " 奋起直追期 "。2016 年夏天,修订组完成了 130 卷修订长编和校勘记初稿提交中华书局。但初稿在本校、他校方面尚有不足。随后的几年里,修订组与编辑部反复琢磨,厘清《晋书》" 校史 " 与 " 考史 " 的边界:校勘中的文字异同看似客观,实则带有相当程度的主观判断,需要根据各书的具体情况,判断出属于文本流传讹变范畴、具有校勘意义的文字差异。找准 " 校史 " 的边界离不开 " 考史 " 工作的充分展开," 校史 " 的目标又使得 " 考史 " 工作终究要隐藏于幕后。
2022 年起,聂溦萌将全部精力集中到对长编的修改上," 其他的工作和生活都是根据修订工作安排的 "。2024 年 11 月,《晋书》修订定稿会召开,重点解决疑难问题,其后改定长编,提交定稿。到校样通读阶段,修订组与编辑部 " 合署办公 " 进行最后冲刺。2026 年上半年,修订本正式面世。

研讨会现场
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深度融合
如果说底本的更换是 " 骨架 " 的重塑,那么对校勘背后研究工作的重视,则是本次修订的 " 灵魂 "。
多位学者在座谈会上指出,本次《晋书》修订不仅产出了一部高质量的整理本,更催生了一系列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华书局原执行董事徐俊在发言中,将《晋书》修订视为一个 " 学术事件 "。他列举了修订过程中衍生出的重要成果:聂溦萌《中古官修史体制的运作与演进》、青年学者研讨会论文集《版本源流与正史校勘》《十六国春秋辑补》整理成果等,均是在《晋书》修订过程中打磨成型。这些研究反过来厘清史源、校正文本、梳理制度,让新版《晋书》不再是简单的文本校勘,而是带着深厚学术思考的升级定本。
深耕魏晋南北朝史数十年的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点校本《南史》修订主持人张金龙表示,原点校本《晋书》陪伴了自己的学术成长生涯,也让他深知旧本存在的诸多细节局限。他强调,古籍校勘三法相辅相成:本校、他校是基础,理校负责判定异文正误,三者缺一不可。二十四史这类综合性史书疑难考证,不只需要文字、文献功底,更要求整理者深耕对应断代史,兼顾文献学功底与深厚史学素养。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胡鸿教授评价称,对以中国古代史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来说,古籍整理相当于 " 基础设施建设 "。《晋书》是中古史研究的枢纽史料,新修订点校本依托更好的底本、更全的校本、更细的校勘,将会成为未来学界新的权威通行本。他同时呼吁,现行学术评价体系应给予古籍整理工作更多的尊重与倾斜,因为这种 " 慢工出细活 " 的基建工程,其价值需要放在更长的学术史尺度中衡量。
点校本《晋书》的修订历程,也是一场润物无声的青年学术培育工程。古籍整理工作细碎繁琐、耗时长久、见效缓慢,却是打磨文史学者基本功、锤炼治学素养的重要路径。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爽表示,《晋书》修订工程采用的协作模式,使众多魏晋南北朝专业学生、学者参与讨论打磨,虽非全员全程深耕,但为青年学者奠定了扎实的古籍辨析与史料研究基础。
同时,《晋书》修订工程也是高校学术研究与国家级专业出版深度融合的范例。中华书局总编辑尹涛介绍,自 2007 年立项至今,修订工作横跨二十载,见证书局三代编辑团队的接续耕耘。高校学者深耕学术前沿,负责版本考证、史实辨析、文本校勘等学术工作;编辑团队专注体例统一、文本打磨、校对审核,形成了严谨高效、可复制、可延续的协作模式。他透露,目前《宋史》《明史》修订本稿件已经交稿,进入编辑出版流程,后续项目实施中,他恳请专家学者继续从学术上把关,使修订本成为 " 更符合现代古籍整理规范、能够代表当代学术水准、体现 21 世纪新时代典范之作。"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晋书》修订本的出版绝非整理工作的终点,而是晋史研究与文献传承创新的全新起点。这部凝结两代学人二十年心血的典籍,以扎实严谨的学术升级补齐了晋代正史整理短板,丰富了 " 二十四史 " 修订成果,让千年晋史在当代治学语境中焕发活力。
从 1974 年原点校本到 2026 年修订本,半个多世纪的时光流转,见证了古籍整理事业的范式转换与几代学人的学术坚守。正如徐俊在发言最后所寄望的:" 希望修订工作行稳致远,在保证质量前提下力争早日完成,成为立得起来、传得下去的新时代古籍整理标志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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