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 " 草根逆袭实现身份跨越 " 的故事，在当下很容易被消费。市面上从来不缺此类叙事，它们大多遵循一套标准的脚本：贫穷是背景，奋斗是主线，成功是结局，读者在合上书的那一刻获得一种安全的感动。但《纽波特街 33 号》根本不属于这个类型，有读者精准地指出：" 正因为这个故事听起来如此成功，这本回忆录反而显得格外克制。"

该书作者理查德 · 霍加特是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创办者，其代表作《识字的用途》被视为文化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但《纽波特街 33 号》提供了一条比学术著作更直接的通道，让我们得以接近这位知识分子诞生的具体土壤。这篇回忆录初版于 1988 年，彼时的霍加特已是 70 岁的老人，距离他在利兹贫民区度过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已过去半个多世纪，而回顾本身，在霍加特这里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他的书写中几乎找不到任何自夸的成分，他甚至很少使用第一人称的胜利姿态来讲述自己如何 " 战胜 " 了环境。他更关心的是那个环境本身，那些物质匮乏的日子如何形塑了一个人对世界的感知方式，如何在肉身和精神上刻下长久的印记。

《纽波特街 33 号》， [ 英 ] 理查德 · 霍加特 著，徐芳园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6 年出版

以 " 安妮姑妈躺在…… " 的开头唤起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圣詹姆斯医院是很多利兹穷人最后等死的地方。" 她在夜里快不行了，所以他们把她送进了圣詹姆斯 "。大家默认这就是他们在那一刻所能做的事。不久后你大概就会听说她 " 没了 "。葬礼上最常被提起的两个词是 " 没了 " 和 " 走了 "，而非 " 死了 "。这就是《纽波特街 33 号》开篇抵达的地方：一个由词语、口音和生死仪式织成的工人阶级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正是霍加特一生身份跨越的起点，也是他用书写来挽留的文化记忆。

在书中，霍加特退回到一个具体的地址：英国利兹，纽波特街 33 号，祖母的房子。他写那栋排屋的格局：" 在 33 号楼上，客厅上方有一间卧室，套室上方还有一间。" 霍加特不煽情，他只是把东西放在那里：一月烤兔子、煤烧的炉火、排屋里准备饭菜的地方……这些东西加起来，就是一个群体的生活肌理，也是他日后在身份跨越中试图守住的文化记忆。

这是 20 世纪初期英格兰北部工人阶级的日常，也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我们和我们的邻居是非常贫穷和非常古老的一群人，一个被遗忘的小群体，被塞进了最富裕的大城市里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但他拒绝把这个角落写成悲惨世界的样本。他写母亲如何让家的 " 习惯和风格由上帝——也就是母亲——规定 "；他写那种内在的防御、强大的骄傲和自尊：" 他们知道他们母亲有一种潜藏的……生活方式，就是正确且唯一可能的方式。" 每一个词语都是一道阶级的刻痕。霍加特后来离开这个群体，但他从未停止记录这些刻痕。因为文化记忆的载体，恰恰是这些看似琐碎的词语与仪式。

霍加特在自传中写到祖母、安妮姑妈、埃塞尔姑妈，女性是这个世界真正的支柱。在安妮姑妈临终的时刻，" 我握住她瘦削、如同光滑纸张般的手，轻轻捏着，同时反复柔声说 " ……一股强烈的情感穿透出来，那不是宗教性的体验，而是一种源于阶级共同体的、朴素的、肉身性的爱。霍加特从来没有忘记这种爱。他后来在大学里读斯温伯恩，读吉卜林，但他始终知道，纽波特街的炉火边有一种无法被任何理论替代的东西。这种爱，是他身份跨越之后仍然魂牵梦绕的文化记忆的核心。它无法被写入学术论文，却可以被写入自传。

霍加特也写了那些无法被理论消化的残酷。他写到贫穷催生了反向的价值逻辑，人们高频且强烈地使用各类形容吝啬的词语，拒绝陷入小气思维，还以自嘲、对孩子慷慨的语言与表达，映照出对拮据处境的态度，他们会说：" 哦，我们挺好的。起码手头上有的东西我们都不缺。" 他写到学校的操场和那些 " 无特殊技能的学生 "，写到教师中既有 " 温柔的好教师 "，也有用暴力威胁学生的男人。他没有美化工人阶级，也不丑化中产阶级，而是把两边的风景都放在眼前，然后说，我是从那边走过来的人，所以我看得见两边的阴影和光亮。这是身份跨越者的独特视角，他站在边界上，成为两种文化的翻译者。

他写到自己越来越被书本和学校吸引，写到自己拿到大学录取信的时刻。那些时刻是光荣的，也是撕裂的。他后来在大学里遇到了来自不同阶级的同学，遇到了那些 " 穿着粗布硬衣服的女人 " 用军笛似的口音质问他，遇到了教授从门框里探出头来说出意想不到的话，他感到震惊——教授不应该这么说。但那是跨出纽波特街之后才会遇到的震惊：原来世界的规则不止一套。霍加特的高明在于，他没有把任何一套规则神圣化。工人阶级的语言朴素有力但也有局限，中产阶级的礼仪温文尔雅但也可能是 " 冷静的文雅 " 之下的冷漠。他想要的是理解。他尊重那种从日常经验中产生的评判，尊重那些 " 半独立性的文化 "，尊重祖母那种 " 从骨子里知道孩子需要爱 " 的直觉知识。这种尊重，使他的身份跨越成为一种持续的对话——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在煤火与书房之间、在方言与标准英语之间。

霍加特用自传的形式，写出了一部英国工人阶级的认识史，同时也完成了一次文化记忆的抢救工程。他没有用学术话语，只是把一个人从纽波特街走到大学讲台的路上所见的风景、所听的口音、所吃的食物、所爱的人与所失去的人，一件一件摆出来。他走出去，走得足够远，远到可以回头看见那条街的全貌；他又走回来，不是肉体上的回来，而是通过记忆和书写，让纽波特街 33 号成为英国文化研究史上一个不可磨灭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