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成门六号院 3小时前
国籍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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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奖项更可视为两位数学家个人的成功,或者中国基础教育、本科教育的成功,而非中国高等研究体系的成功。

只有越来越多的王虹、邓煜这样的优秀人才,在博士毕业后选择回国工作,只有他们的获奖成果是在中国本土,或者依赖中国本土研究资源支撑做出来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大声宣称这是中国科研的成功,这是中国科学的崛起。

昨天晚上一直在盯着菲尔兹奖的发布大会直播,到了 21:30 分稍微往后的时间,看到了各大媒体发出《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的消息,笔者异常兴奋,转发朋友圈的时候写下了 " 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在创造奇迹,我们有理由相信,大约十年之后,也会有很多中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 "。

很多媒体也在发布这个消息时,用 " 代表中国基础科学的崛起 "," 意味着中国开始从数学大国迈向数学强国 " 来形容这件事情。

因为笔者不是搞自然科学研究的,此前对这两位获奖者的背景也一无所知,所以想当然认为他们是像屠呦呦那样,是在中国接受了高等教育、并且在国内工作的研究人员。也只有这样它才配得上全体国民性的兴奋,深层的期许,以及媒体赋予的巨大象征意义。

不过笔者又查询了一下这两位科学家的简历,尤其是读了北京大学官方公众号发布的《北大校友王虹、邓煜荣获菲尔兹奖》一文对其获奖成果的详细介绍,这种兴奋感、自豪感就大打折扣了。

关于王虹,该文这样介绍道:

王虹,2007 年考入北京大学,就读于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2008 年转入数学科学学院,于 2011 年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2014 年相继获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工程师学位与巴黎 - 萨克雷大学硕士学位;2019 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师从古思(Larry Guth)教授。曾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博士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助理教授,现任纽约大学柯朗研究所银教授(Silver Professor)、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IHES)数学学科终身教授。

王虹与合作者扎尔(Joshua Zahl)运用精细的多尺度归纳方法,证明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谷猜想(Kakeya Conjecture)。此外,王虹与古思(Larry Guth)、伊奥塞维奇(Alex Iosevich)、欧雨濛等人合作在二维福尔克纳(Falconer)距离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并与任开元合作完全解决弗斯滕伯格(Furstenberg)集合猜想。

关于邓煜则是:

邓煜,2007 年至 2009 年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后转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获数学学士学位。2015 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师从约内斯库(Alexandru Ionescu)教授。曾任纽约大学柯朗研究所博士后、南加州大学助理教授,现任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

邓煜与合作者哈尼(Zaher Hani)、马骁共同完成长时间尺度下硬球粒子系统到玻尔兹曼方程的严格推导,建立从牛顿硬球动力学到玻尔兹曼方程再到纳维 - 斯托克斯方程(Navier-Stokes equations)的推导链条,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Hilbert ’ s sixth problem)上取得关键性进展。

我们可以看出两位获奖者,除了国籍和本科教育外,他们的成功与中国科研体系并没有太多的关系。他们的获奖成果是在国外做出的,他们的职业履历也全部是国外机构,他们的获奖既可以解读为中国教育的成功,也可以解读为外国教育和研究制度的成功,比如法国总统马克龙在 X 上立即发帖说,王虹曾在法国高校接受教育,现为法国研究机构的教授,她的获奖 " 体现了我们研究和教育的卓越水平 "。

本质上讲,王邓两位数学家的获奖是杨振宁、李政道获奖模式的翻版——而不是屠呦呦模式的翻版—— 1957 年这两位科学家尚没有加入美籍,是拿着 " 中华民国护照 " 去领的奖,全球媒体都是以 " 中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 报道他们获奖的新闻,在颁奖典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典的外交人员,作为祖国的代表也出席了仪式。

所以,现在媒体上对于王邓获奖有过度的解读,这个奖项更是他们个人的成功,或者中国基础教育、本科教育的成功,而非中国高等研究体系的成功。我们看北京大学官方账号发布的另一则新闻《14 位北大人受邀国际数学家大会作报告》,也印证了这个说法,其中的 11 位年轻(2000 年之后接受本科教育)的数学家,只有两位(孙鑫、谢俊逸)在获得国外博士和教职后回国发展,其余仍旧全部是在国外机构工作(8 位在美国、1 位在法国)。

中国科研的崛起过去有两大障碍,一是支出问题,二是体制问题。现在支出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2025 年清华年度经费支出跟哈佛的差距缩小到 20% 以内,并且远远高于其他美国大学,浙大、上海交大的支出业已超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工大支出已经超过哥大、斯塔福,中山大学支出超过普林斯顿大学。

去年中国研发支出达到约 7859 亿美元,历史性地超越了美国,全球占比为 27% 左右,远远高于 GDP 占比。所以,我们现在的经费软肋是解决了,但是体制的约束解决幅度并不大,行政化主导、腐败等依然困扰科研人员潜力的发挥。

比如数学和计算科学领域,SCI 论文全球机构发表量前 33 名皆为中国大学或科研院所,但是中国论文进入前 1% 的比例仍然远远低于西方机构,美国顶尖大学可以达到 4% 左右,而中科院只有 1.2%,北大只有 1.7%。在全球四大数学顶刊 Acta Mathematica、Annals of Mathematics、JAMS 和 Inventiones Mathematicae 上,中国内地作者的整体发文量也仍然远远低于美国作者。

总之,我们应该热烈祝贺王虹、邓煜两位数学家获奖,但是也不能做扩大化的解读,笔者并非科技民族主义者,不过仍认为只有越来越多的王虹、邓煜这样的优秀人才,在博士毕业后选择回国工作,只有他们的获奖成果是在中国本土,或者依赖中国本土研究资源而完成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大声宣称这是中国科研的成功,这是中国科学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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