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中书 17小时前
写信,难以磨灭的文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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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大卖成为全民话题的时候,我与好友绿茶兄的书信集《村郊通信》也出版了。《给阿嬷的情书》之所以如此受关注,书信元素功不可没,这部电影说的不仅是夫妻之间的鱼来雁去,更有大情大义隐含其中。《村郊通信》的内容是友人尺牍往还,主要谈论彼此的阅读、观影与旅行生活。

写信,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是最常见的日常行为,也是最富有情感浓度的文化记忆。春秋时期,书信便已脱离 " 甲骨军情通报 " 的单一功用,作为一种文体而定型,《左传》中已有诸侯卿大夫以书札往来的记载;经历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 尺牍时代 " 涵盖了公务信息传送与私人通信," 尺牍 " 作为书信专用词沿用至今;魏晋以降,造纸术推广,至唐宋时期,私人书信迎来第一次全面繁荣,便条、短札、长信满天飞,抬头、落款、用笺、钤印、封套等有了通用格式;清末、民国,近代邮政系统的不断下沉,使书信真正走进每一个家庭、每一位个体。

对我们 70 后这代人来说,书信贯穿于整个青少年时期,少年时在学校学习书信的书写格式,开始尝试通过写信交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 笔友 " 流行,低廉的邮票价格,让书信迎来了更为繁荣的时期。

我们年轻的时候,太喜欢写信了。不但自己写,也非常愿意阅读与书信有关的故事。近代文人爱写信,其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鲁迅,一生写信约为 7000 封,保留下来的也有 1400 封之多,他与许广平之间的通信集《两地书》,成功让 " 两地书 " 这三个字,成为异地爱情、友情保持温度与张力的标签。书信不但是鲁迅表达情感的重要渠道,也是他抒发观点、痛陈时弊的 " 战场 ",许多未见于正式文章的经历与感悟,借由书信得以留存,从而更完整地勾勒出鲁迅的精神肖像。鲁迅、胡适、梁启超等 " 高频通信者 " 不但写了大量的信,其中不少信写完不久就发表在当时的报刊上,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当代作家里,爱写信的有两位,一位是汪曾祺,一位是王小波。编剧宋方金曾讲过汪曾祺的书信故事,说汪曾祺的文章读来都是轻松愉快的,顶多有一点儿惆怅,但从不表露痛苦,汪曾祺的爱人曾说,你要把你经历过的痛苦写出来,汪曾祺坚持不写,但在一本名为《私信中的汪曾祺》的书里,汪曾祺致友人的信中,读者清晰地看见他的信中是有痛苦、愤怒和忧伤的;王小波之所以被人知道爱写信,是因为他的那本书《爱你就像爱生命》,书里收录了他写给爱人李银河的 127 封信,在该书出版后的一段时间内,信中的一些段落广为流传,比如 " 做梦也想不到我把信写到五线谱上吧?五线谱是偶然来的,你也是偶然来的。不过我给你的信值得写在五线谱里呢。但愿我和你,是一支唱不完的歌。" 这样的句子,在书里比比皆是,人们为王小波的才情和深情所折服,同时也为热爱互联网和计算机编程的王小波如此喜欢写信而感到叹服。

在过去几年,我与绿茶兄的通信,若是说不受古代文人和现当代作家的影响,是说不通的,因为我们所受的教育,所成长的环境,都注定离不开书信文化的滋养,曾经,在远方写给家人的信,写给未曾谋面文友的信,甚至在孤独时刻写给自己的信,都曾给一段难熬的岁月,带来希望感和安慰感。作为经常见面的我们,仍然通过书信的方式交流,这算是对书信文化的一种继承和延续吧。当然,我们更是觉得,写信,在整理与清洁内心,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也是获得一种较为舒适的生存姿态的方法。

作者 韩浩月

编辑 段筠 /编审 黄聪 /签发 蒲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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