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不甘心——这很可能是我们往后的人生里，一个重要的力量来源。

作者 | 钟慧芊

编辑 | 桃子酱

题图 | 视觉中国

在中国高校那条心照不宣的鄙视链上，民办本科——大众口中的 " 三本 "，比 " 二本 " 还低一个层级。

2020 年，当时在一所二本院校执教的黄灯出版了《我的二本学生》一书，让很多人第一次认真打量读普通本科的年轻人。

前民办本科专任教师刘涵玉还记得，跟学生们聊到这本书时，一个女生很有共鸣，因为 " 大家好像终于看到了自己 "。但话音未落，一个男生接了一句：" 那本书不是写我们的，我们是三本的。"

刘涵玉每每回想起这个瞬间就觉得难受：" 终于有一本书写了这样一个群体，那个女生发出感慨，觉得好像有一束光照向她，但马上那束光又被移开了。" 似乎连 " 被看见 " 这件事，他们都默认与自己无关。

刘涵玉的学生，大多是高考分数 470 分左右、最多 500 分出头的广东孩子。有些同学的分数只够来这里，有些是想留在广东发展、离亲友更近，放弃了外地的公办二本，或者滑档。

而她，则是 " 考出去 " 的人：她从河南考进北京一所 " 双非 " 院校，考研进入 "985" 大学，毕业后在不同的民办院校担任过专任教师，工作 3 年，教学生写小说、写散文、写诗。她是这群学生的观察者，更是与他们一起度过校园时光、彼此启发的伙伴。某种程度上，她觉得自己也曾经站在跟他们差不多的位置上。

以下是刘涵玉的讲述。

有句话我记到现在——一个女生说，在这所学校，她从来没见过甘心的人。

这个女生大三时选修了我教的小说创作课。她总坐在靠前的位置，我讲课时她会看着我笑，用眼神接话。我抛出问题，她不会主动举手，就顾着认真地记东西，听其他人分享。可她交上来的小说却很有特点。她的构思庞大、复杂，家庭题材里套着穿越、玄幻元素，人物在不同时空穿来穿去。整整一学期，她只在最后一节课后问过我一个问题，接着聊了两三句，就走了。

选毕业论文导师之前，她给我发邮件。起先我们聊文学上的困惑、在看的书，后来聊她在实习时碰到的问题。就在这些信里，她写下了那句话。

她说，这所学校的人，对名校出身的人都有一种天然的敬羡；她还提起和我的那次讨论，担心自己会不会给我留下太 aggressive（咄咄逼人）、好争论的印象。其实我对她没有那种印象，却想起以前和喜欢的老师、前辈交流时战战兢兢的自己。我喜欢和学生讨论——哪怕我们想法有差异，因为差异往往能给彼此带来新的体会。

她对我的第一印象是：这个老师像学姐，不像老师，让她可以放下焦虑。她发现，原来还有人真切地触摸他们敏感的心，看见他们既对未来有所期待，又在半路上发慌、彷徨的样子。

我懂这种安静里的不甘，因为我自己是从河南一路考出来的。我本科在北京读会计学，高考 560 多分，在我们那儿超过一本线五六十分；可进了学校才知道，有同学是北京本地人，拿二本分数进了同一所学校、同一个专业。

我头一回那么具体地明白，本科学历从来不是一个人努力就能达到的结果，它是省份、临场发挥、家境等一堆偶然和必然因素凑出来的结果。那种 " 不如别人 " 的忐忑，我在 20 岁左右时也有过。

读研的时候，身边的同学，有一半是保研进来的，本科大多是 "985"；考进来的另一半，什么学历、背景都有—— "985"、"211"、普通一本或二本，也有三本。学生时期，在一些思想和话语的影响下，你没有别的替自己命名的方式，你的学校、以前的经历，就成了定义自己的标签。

所以那个女生邮件里的话，很多我都不陌生。这背后，也许是 " 优绩主义 "。我用了很长的时间对其祛魅，也希望把祛魅后的收获及能量传递给学生。

那个女生毕业后，去了哪儿、现在怎么样，我不太清楚。人与人的关系是流动的，师生亦然。但我常常想起这个学生，她在一封回信里说，虽然在写作道路上有点小沮丧，但她还是喜欢写，也喜欢竞争，未来也许会继续写作。她平静地接受了自己目前没有很多优秀成果的事实。我知道，平静地接受，并不等于甘心。

像她这样的学生，我遇到了很多。

不甘心底下，其实是两副面孔。一副面孔，是从前受了精英式教育，高考一脚踩空，偶然落到这里，于是他们参加了很多赛事、活动，追逐成功和荣誉，用一种近乎自我压榨的方式，反复证明自己不属于这个地方，也证明自己对得起高昂的学费。

另一副面孔是大多数人的样子。他们看起来总是累累的，上课时，连续两三节课都维持一个姿势，勾着头，塌着腰，靠在椅背上。只有个别自信的同学，愿意尽情释放自己、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感情。这些同学跟我说，大家上课不说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自信，习惯性地审视自己，而不是审视别人。

自信心不是一下子就可以重新找回的。很有可能，他们曾经是活泼、自在的小孩，可那种支撑一个成年人度过漫长人生的信念，好像在 20 岁出头就被磨掉了许多。

我觉得他们有点像电影《疯狂动物城》里那只行动缓慢的树懒。对于未来，他们的想法以考公考编为主。因为他们清楚，自己可能也找不到多好的工作。但我不认为这种想法是功利的，我觉得他们是因为疲惫才会如此。真正手握选择权的孩子，不会来到民办本科；来这儿的，是那些家里还愿意尽全力托举一把的普通孩子。他们不得不算一笔账：先考虑生存，再考虑兴趣，下一步要怎么做、去哪里。

很多学生带着一种愧疚感。有一个学期，我让学生写非虚构作品，同一个班上，我收到了两三份写着同一件事的作业：偶然听见父亲或母亲打电话，为了几万元学费四处求人。

几万元不是一个小数目。民办大学普通专业的学费一年 3 万多元，4 年下来要十几万元，住宿费和生活费则另计。有学生考上了却没来报到，一问，说是家里兄弟姊妹多，这笔钱拿不出来。也有女孩子只读了一年，家里拿不出钱，甚至联系不上家人，就离开了。

有个学生写道，每天吃饭、上课之余，一想起父亲打电话借钱，就觉得自己不该这样在学校待着，甚至不想读了。我以自己的经历为例，跟他们说，哪怕只剩一丝希望也要撑下去。对于普通人来说，到了社会上，没人认识你，而文凭是初步了解你的窗口，甚至是入场券。更现实的情况是，专科和本科学历的员工起薪、晋升节奏和发展都不同。

广东的高考竞争压力其实很大。能考上本科已是幸运，还有更多人没考上民办本科。分数高一点儿的同学，如果不想出省发展，只能放弃公办院校。他们不想离家太远，就算想走出广东，家人也会让孩子留下来。同样的分数，如果在别的省份升学，可以去一所更好的学校，不必承受这么高昂的成本，也不必带着对父母的愧疚生活。

有些同学把民办本科的第一学历当成一种耻辱，一心想用别处的成绩 " 清洗 " 它。我希望他们不要活得那么痛苦，希望他们能明白，走到今天这一步，并不全是自己的 " 错 "，甚至并没有错，这只是一个结果。他们未来的路还很长，会有更多分岔口，带着探索、好奇的心情上路，会活得更平静、更强大。

我能为他们多做的一件事，是教他们真诚地自我表达。课上，他们写小说、写散文、写诗，各种各样。我喜欢看他们写饮食散文。他们对写爱情不感兴趣，写友情往往写成从前的作文，但写吃的就不一样了。

有人写爷爷从前带他吃的炒糕粿，后来再吃，发现味道变了——可能是因为爷爷不在了，那个味道也就没有了。有人写每天下课后路过一个小摊子，备考专升本时，跟最亲密的朋友一起去吃夜宵，心里满是对自己的怀疑、对未来的不确定。

他们接受应试训练十几年，会写作文，却很难真实、准确地表达自我。交上来的作业，常常一看就是作文的样子：程式化的开头，中间写 " 还记得那次如何如何 "，结尾一定要升华、首尾呼应，还喜欢用成语，引用余华、罗曼 · 罗兰等名人名言。

我希望让他们意识到应试作文和创作的区别。前者更多的是培养理性思维，后者需要呈现属于个体的、别人替代不了的东西。我希望他们真实地面对自己、表达自己——痛苦也好，遗憾也好，困惑与愤怒也好。写作本身是有疗愈效力的。

人一旦真诚地表达自己，会袒露自身脆弱的部分。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我和他们讲，交作品时，可以选公开、匿名公开，或者在课堂不公开。在大部分选择不公开的作业里，往往藏着最私人的东西：失去亲人的痛、和父母决裂的痛、和朋友分道扬镳的痛。还有夜深人静时的失眠、焦虑，以及负面情绪来袭时那种翻来覆去的疲惫。

写作给了我们一个出口，帮助我们整理过去，看到现在的处境，也认识这个世界的丰富性。我不是心理咨询师，也害怕自己拿捏不好那个分寸。但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说，那道伤口本来就没有愈合。写作的过程不是把它撕开，而是让它开始愈合。

有人问我：教一群认定自己要考公考编的学生写自己，真的有 " 用处 " 吗？有的，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自我和解——这很重要，很多人都没有和解。

" 和解 " 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些很具体、说不太清楚却看得见的瞬间。有几个写神经性厌食症的女孩，她们用不同文体写那种不能吃、不想吃东西的复杂感受，写年轻女孩经历的规训、隐形歧视和羞辱。有一次上课，我看见其中一个女孩很自然地吃了一口面包。我没有停顿，若无其事地继续讲下去。那个瞬间，我体会到比 " 感动 " 更好的情绪，甚至感到欣慰、生出信念感。那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我不愿把这些说成写作 " 治好 " 了谁。我更想说的是，有了创作，这些学生才第一次不只是 " 三本学生 "。

创作让每个人成为他自己。在那个靠作品认人的场域里，一本、二本、公办、民办、"985"、"211"，暂时都不存在，只有一个个各自带着一点微光的人。

我带的班，女生占大多数。一个五六十人的班，男生常常只有 10 来个。女生最清楚的一种不公，和性别有关。有女生写，家里明明有房间，却要让给偶尔才回来一次的哥哥或弟弟，几个女孩挤一间房。

她们也写将来出去找工作，如果未婚未育、已婚未孕、生了一胎、生了二胎，会遭遇什么样的求职处境、家庭问题。她们幻想中的职场，是每天像 " 牛马 " 一样熬着。她们甚至担心，如果自己是 "i 人 " 或 "p 人 "，会不会在简历初选或面试时被筛掉。

更实在的压力，写在她们的去向里。我带过的毕业生，大约两成考研、四成考编，剩下四成进了企业。而进了企业的，多数也没停下，会一边上班，一边接着考公考编。

学汉语言文学的很多学生，一进来就是奔着考公考编、当老师去的。这不难理解。靠家里托举读了本科，最好能换回一个让全家安心的结果。考公考编，是他们能想到的、最接近安心的那条路。当然，我希望他们在有了社会实践经历后，身心更轻盈，允许自己有多元的选择和尝试。

我不觉得不甘心是件坏事。恰恰相反，不甘心是对局限的一种抗争，而抗争是有利于自己的。它比抱怨好，比躺在宿舍里天天无所事事好。它逼着一个人对很多事上心，对很多机会认真，逼着他去试、去做，把自己身上还没被看见的地方挖出来。

我会跟学生讲，自己是怎么一边被退稿，一边接着写；一边受挫，一边突破个体精神的局限，看见自我潜能，看见他人，看见世界的更多层次和面向，保持好奇和勇气。我也劝他们，要对学历及一切高高在上的东西祛魅，之后，在时间的牵引下，谦逊而平静地，朝真正相信的人和事走去。

保持不甘心——这很可能是我们往后的人生里，一个重要的力量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