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诺奖得主费曼:" 不要欺骗自己——而你是最容易被自己欺骗的人。"
文 | 李嘉星

什么值得选择?
" 如果我说错了,你们也要理解你们校长,很多研究工作已经没有意义,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要真正做有意义的研究,不要再浪费自己的时间。"
说到科研,校长李路明收起了致辞的客气,露出学者的直率。
10 月 9 日,清华大学一场由学生 AI4S 协会发起的论坛,迎来了诺奖得主、院士和多个学科的教授,共同探讨 AI4S 的研究进展。
在这里,没有 IPO,没有估值,没有退出周期。只有一篇篇学术报告、一页页实验数据,以及那些尚未解决的科学问题。
在他看来,未来的科学家,不会只是操作仪器或进行合成的人。他们将越来越多地成为这样的人:" 提出重要问题、界定目标、评估证据、识别意外发现、连接不同领域的知识,并决定哪个方向值得探索。"
诺奖得主奥马尔 · 亚吉教授面对的,是一个几乎无法穷尽的材料世界。
亚吉教授的研究领域是网状化学,通过调控构筑单元的组成和几何构型等,构造不同的网状材料。亚吉教授估算,他讨论的网状材料化学空间可以达到 10 的 3000 次方。
" 我们永远不可能把它们全部制造出来,甚至不可能全部计算一遍。"
亚吉教授把问题留给了台下的年轻人,也留给自己:什么值得选择?
" 我们一直都在做选择:选择研究哪个问题、开展哪项实验,以及跟进哪一个意外观察。但这些选择,很大程度上依赖直觉。直觉可以很有力量,但它也可能带有偏见,可能不完整,也可能是错的。
当你面对十种可能性时,直觉或许能帮助你走得很远;但当你面对的是 10 的 3000 次方种可能性时,直觉就不够用了。"
他因此提出" 选择科学 "(Selection Science),研究当可能性远远超过探索能力时,什么值得追求,以及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亚吉教授也描述了这种选择将怎样进入实验室。在清华建立的研究机构中,他的团队正在建设一个自主运行的实验室:人工智能提出材料方案,机器人系统合成并表征这些材料,实验产生可靠的数据,结果反馈到模型中,再由系统决定下一步应该开展什么实验。
这与许多人接受教育时所熟悉的实验室大不相同。
这样的体系将分布在各个科研实力雄厚的国家和地区,如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北美和新加坡。
讲到这里,亚吉教授进一步描绘了他的设想。" 想象一下,有三十个这样的研究机构彼此连接,不断获取可靠数据,并将数据输入我们的人工智能模型,这样的模型将有望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模型,并推动科学进步。"
在他的设想中,实验室需要关心的,也不再只是完成了多少次实验。他提出一个更值得追问的问题:" 这次实验,是否让下一次实验变得更好?"

数据,要可行,更要可信
听完几支团队的报告,我注意到,他们都花了不少篇幅讲基础数据库。
高翔宇教授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副主任医师,长期从事胃癌研究。
高教授直言道:包括我所有的学生,包括我们现在做肿瘤的同事大家都在用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库——美国的 TCGA,这个数据库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建以后,到现在依然每一天都在被使用。
据他在报告中的介绍,全球每年约有 100 万例胃癌新发病例,其中约 40 万例发生在中国。
" 这是我们中国自己的癌症,需要我们自己去研究。"
但在他看来,国外数据库未必能充分反映中国患者的病情。他以 TCGA 于 2014 年在 Nature 上发表的胃癌分子分型研究为例:研究将胃癌分为四种分子亚型,真正能够指导治疗的,可能主要是 MSI-H 这一部分患者。
不只在医学领域,力学、能源、地质等领域的国内研究团队,也在尝试建设自己的基础数据库。
在学术报告中我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大家建设数据库的方法有所不同。
高教授用照片解释现有的数据局限:" 现在的数据库呢,大多数是一个单点,我把它叫做 snapshot,比如我今天照了一个相,在这个时刻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今天这个时刻和明天这个时刻也许就不一样了。"
实际过程也一样,患者接受治疗,病情随之变化,之后还可能经历复发、再次治疗。只留下一次检查的数据,研究者就难以看清这个过程。
" 我们现在更强调是全程化的多点取样。"
说到随访,高翔宇教授讲起自己门诊里的患者,许多人长期与他保持联系。报告中,高教授强调了团队在建立数据库中的优势:在长期诊疗过程中持续跟踪患者,积累治疗与随访记录。
这些记录最终要归到同一个人身上。他提出 " 一人一档 ",将临床信息、影像与文本、多组学数据以及随访记录关联起来。这样,研究者才能比较患者在治疗前后发生了什么变化,并寻找这些变化与疗效、预后的关系。
对于数据的动态性,徐志平教授也有同样的发现。
徐志平教授是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教授、固体力学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理论研究。
在力学材料研究中他发现,刚开始判断材料好不好,非常简单,可以通过实验快速筛选出来。但在实际使用中,温度和载荷等因素会影响材料的性能,内部还可能逐渐产生损伤。
这位做理论的教授,一开始就说出了自己的关注:" 一个是可行,一个是可信。"
他举了蠕变实验的例子。材料在高温下的长期表现,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实验才能观察。如果要判断一座核电站的寿命能否延长,研究者无法等几十年之后再给答案。
" 但是核电站 100 年之后的事情怎么知道?"
徐志平教授解释,一种做法是提高实验温度,让变化更快发生,再寻找不同温度之间的物理对应关系,用短期实验帮助理解较低温度下的长期表现。
" 你可以做一个很短的高温实验,把数据用到这个低温的很长时间里面去。"
同样的思路也用于连接简单体系与复杂体系。徐志平教授介绍,他们先在简单体系中构造大量物理上合理的数据,让模型学习其中的关系,再用于更复杂的结构。随着体系逐步扩展,建立起一条 " 物理传递 " 的链。

徐教授的物理传递理论
这里要传递的,是数据中包含的物理关系。简单体系更容易获得数据,研究者借助模型,把这些关系用于难以充分观测的复杂问题,再评价这种推断的范围和误差。
对于机器学习生成的数据,徐志平教授提醒,生成数据的视觉相似性,并不能保证其物理合理性。
徐志平教授在报告中展示了两幅细胞图像:一幅来自实验,另一幅由模型生成。生成的图像试图接近实验中的样子。
" 生成的数据似乎是希望它长得很像,但是好像又不那么像。"
徐志平教授解释,要理解图像背后的物理规律,未必需要追踪每一个像素的位置,更重要的是识别关键结构,以及它们随时间变化的特征。比如数据降维之后,还需要检查它是否保留了应有的信息。
徐志平教授把评价分成两件事:从简单体系能推到什么程度,数据是否足够,是可行性;推出来的结果与最终结果相差多远,是可信性。数据量和模型复杂度,都要放进这个判断之中。

需要提前识别的异常数据,恰恰难以直接采集
算出更多数据之后,还有一件事要做:判断这些数能不能拿来用。在工业现场,这一步尤其不能省。
来自中国石化的孙丽丽院士,谈数据库时提醒:" 数据误差会沿着链条逐级地去放大,越靠下游,可能这个问题会越严重。"
她讲的是数据进入工程后的用途。工艺设计依据的数据有偏差,可能影响传热等过程的计算,继而带来更高的投资、能耗和排放;对于高温高压、易燃易爆的石化装置,偏差最终可能牵涉事故风险。
读到这里,我想起 Amazon 抗体研究介绍里的一句话:" 在一个实验室的数据上微调的模型,会悄悄继承这个实验室的测量偏移。"
Amazon 的研究团队尝试用 AI 预测抗体的性质,帮助研究者判断哪些候选适合进一步开发。他们遇到的问题是,不同实验室处理样本、开展实验的方法存在差异,模型可能把这些测量差异也学进去。在一项模拟测试中,加入测量偏移后,模型预测与实际数值的相关程度明显下降。
团队的办法是,预测一个新抗体前,先给模型看同一实验室已经测过的样本和结果,让它有依据调整预测。在上述模拟测试中,采用这种方法的版本保持了原有的高相关水平。
这让我更容易理解孙丽丽院士的追问:数据本身有出处,还得说明它离开原来的条件后,能不能继续用。
孙丽丽院士指出,大型工程装置年复一年运行,数据按道理是在不断积累,但在她看来,今天、明天、年初、年末等许多记录,反映的都是相近的正常状态。
而工程人员希望做到的是," 哪些指标稍微有变化,我就知道这个问题在哪 " ——在异常继续发展之前识别问题。
" 谁能让装置在爆炸的边界上去运行一下?" 她反问," 高温高压,易燃易爆,那可能要出事了,对不对?"
那些最需要提前识别的异常数据,恰恰难以直接采集。
生产预警又恰恰需要理解这些变化。孙丽丽院士介绍,团队在生产操作的预测预警工作中,用仿真构造数据,补充工业装置和实验中难以取得的信息。她提出的数据库建设路径还包括整合已有数据、定向补测,以及使用 AI 生成数据。
补进来的数据也不能直接混在一起使用。我发现现场的报告中,都强调了为数据建立可信的评价机制。
孙丽丽院士没有在报告中展开具体的评价机制。徐志平教授则展示了相关评价公式;对他的理论研究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阅读相关论文:

徐教授的报告资料
听完这些报告,我记住的反而是几件让研究慢下来的事:继续随访一个病人,检查一次预测的依据,确认一条数据能用在哪里。
这些工作让我想起 2019 年公布的 " 哈勃遗产场 ",汇集了不同团队 16 年间近 7500 次曝光。研究者把分散的观测统一整理,拼出一幅包含约 26.5 万个星系的宇宙图景,也把这些数据留给了后来的研究者。
AI 正在让许多研究变快。而那些值得被反复使用的数据,仍需要有人一次次观测、核验,留给下一个提出问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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