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没有固定工作、固定居所，没有温饱以外的钱，没有社交，全部家当只有两个背包，一个 20L 的挂在胸前，一个 68L 的背在身后——从 27 岁到 35 岁，徐雯就这样在旅途上过了八年。

徐雯

一年四季在 "T 恤 + 卫衣 + 冲锋衣 + 羽绒服 " 的组合中做加减法；发明出了 " 方便面煮粥 " 这种大型碳水炸弹；睡过两百家青旅，擅长寻找地图上的价格洼地，哪里便宜，就去哪里……没有放弃什么，因为丢掉的，原本就不需要；也没有追寻什么，因为留下的，已经足够多。

骑二十多公里的自行车去山里看彩虹，到泰国学泰拳，把身体养成最坚固的居所，在北极圈的无尽之夏里搭车，去亚马孙的慢船睡三天吊床，等一场暴风雨……她视时间为唯一拥有之物，而不是生与死的过渡。这场 " 退化 " 没有 " 论 "，只有一句设问：一个人变成一只野生动物，会不会也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解放？

《一个人的地球派对》，徐雯 著，新经典 | 文汇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前 言

2008 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和爷爷在村里散步。我们经过了正在生长的稻田，经过了他工作过的五金厂，最后来到了一条人工开凿的河流。1997 年之前，这里没有桥，我们去河对岸，要么摆渡，要么绕几公里去镇上，再绕回来。

我们站在河边看来往的船只。江南水系纵横，河里货船居多，运沙土、运建材，船上升起炊烟，洗过的衣物晾在甲板上，随风高高飘起。我们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另一条路回家。家家户户都端了桌椅坐在门口吹风、吃饭，夕阳穿过田埂和路边几棵零星的树，他突然停住了脚步，转身问我：" 你说，人活着有什么意义？"

那年我十七岁，在短暂而叛逆的青春期里，最大的假想敌不过是 " 万恶的应试教育 "。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所以记忆里我什么都没说。四个月之后，他被确诊为肝癌，我们再没有办法一起走很远的路，又过一年，他去世了。

泰北｜清迈和清道之间的一座山，能看日落和云海。

十年后，我二十七岁，过完春节，我从杂志社辞职。很多因素导致了那次突然的离开，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我不想再无休无止地进入别人的故事，无休无止地使用其他作家的语言了。做记者的三年，许多思想、主义主动或者被动地进入我的脑子，我有了很多认识世界、认识人的工具，可这好像也让我和世界、和自己离得越来越远。我在农村长到十五岁才去城里读高中，在知道那些大而美丽的词语之前，我每天相处的就是实实在在的事物：田埂上的马兰、秧苗地里的蚂蟥、初夏时树上的野桑葚，还有睡到半夜打在凉席上的月光。我习惯这样直接的相遇，而不是百转千回的描述。

离开北京之后，我过上了我妈眼中的流浪汉生活。没有买房、不再租房，公积金销了户，也不再交社保，全部的家当就是两个背包：一个挂胸口，放电脑、证件、手机，一切贵重物品，另一个背后面，放一年四季的衣服、备用鞋、雨伞、饭盒、吹风机、药品、登山杖、运动用的弹力带和筋膜球。我仍靠稿费养活自己，只是不再署名，撰写的内容多半也与自己无关，我不再是写作者，而是一个写字的蓝领工人。我没多少积蓄，大部分时候住在便宜的青旅，小部分时候睡在过夜大巴或机场，当然，除了功能性的衣物、必要的食宿、交通、门票，我也没什么消费。

这样的生活状态，也让我几乎离开了所有的人际关系，没有网络群组，没有社交，再亲密的朋友，见面的频率也以年为单位。我自然而然地不再谈论以前经常谈论的东西，知识、理念、意识，也不再谈论那些形容词，自由、勇敢、执着，我只是日复一日地吃饭、睡觉、走路，听一些别人的故事，咀嚼一些自己的故事，然后继续吃饭、睡觉、走路。

帕岸岛｜小屋里能同时看见 " 日出 " 和 " 月出 "。

所以这本书记录的就是这样一个旅程。一个人口袋里没多少钱，离群索居，在地球的一些角落，像一只健壮又无所事事的动物，晃过来，晃过去。" 它 " 不怎么讲道理，也没什么道理可讲，但 " 它 " 总体是快活的：" 它 " 在塞尔维亚的塔拉森林幽居了半个夏天，然后跑到英国湖区的寺庙打工换宿，每天扫厕所、运木屑，去滩涂上看迁徙的鸟，" 它 " 在泰国学泰拳，把自己练成了一头牛犊，又去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和海狮、鬣蜥、火烈鸟玩无聊游戏，" 它 " 在北极圈永无止境的夏天里搭车徒步，在亚马孙河的慢船上睡三天吊床，等一场暴风雨……新冠短暂地困住过 " 它 "，可 " 它 " 又能被谁驯服呢？

旅途的空白时刻，2008 年夏天的那个傍晚，偶尔还是会潜入脑海。" 你说，人活着有什么意义？" 终于，2025 年早春，第二次游历南美洲之前，我在迈阿密梦到了爷爷。

哥伦比亚明卡｜青旅阳台；作者在那几天，几乎天天下雨。

过去十五年，梦到他的次数不太多。最后的日子里，他被癌症折磨得不成人形，因此在寥寥数次的梦中，他总在诉说痛苦。这一次，是爸妈带他来找我玩，我说我们去吃火锅吧，然后我问他：" 身体怎么样啊？" 他笑得很开心，我一转头，说：" 哈，气色真不错啊！"

其实我们从来没一起吃过火锅，也从未一起旅行过。我们一起去的最远的地方，就是小学毕业的暑假，去城里的大爷爷家。大爷爷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那时候的农村啊，家里有一个读书有出息的，第二个就没机会了。我爸常说，几十年后他去镇上看医生，医生还在感慨，你是徐祖培的儿子啊，你爸以前真聪明，过目不忘，可惜了。我们坐公交车进城，爷爷用装化肥的塑料袋带了自己种的青菜和苋菜。城里什么买不到啊，很多年后我才明白，他能将《三国演义》倒背如流，可种地已经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了。他一辈子只去过一次上海，因为从来没吃过自助早餐，他吃太多，坏了肚子，回来就得了急性肠胃炎。

秘鲁漂浮岛｜人们用厚芦苇块做地基，在湖上生活。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 2010 年 1 月 6 日，希望几十年后再见，我能将这本书送给他。我想跟他讲讲过去这些年发生的事，然后让三十五岁的我回答十七岁时的那个问题。

" 我不知道活着有没有意义，可我也已经不计较这些了。中国人常讲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无法激励我，因为我将时间视为唯一拥有之物，而不是生与死之间的过渡。我想活着也并非理所当然，因为我意识到自己存在的时候，存在就已经是一个结果了——可是在那之前呢，又有多少偶然促成了这个结果？活着本身，会不会就是无限死亡里的一个短暂假期呢？我不知道，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故乡的那条小路了，我现在能做的，就是站在此时此刻站立的地方，乘兴而来，尽兴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