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想到，向来热衷于健康管理的硅谷科技圈，最近竟然开始流行抽烟。

今年 9 月，AI 初创公司 Friend 的创始人阿维 · 希夫曼（Avi Schiffmann）在谈到吸烟的健康风险时，云淡风轻地表示，等到人们真的患上肺癌那一天，AI 机器人应该已经能够治好它了。

一个月后，Palantir 首席技术官沙亚姆 · 桑卡尔（Shyam Sankar）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节目中，谈到了类似的事。他声称，一些 AI 研究人员开始抽烟，以此向同行证明自己对 AI 的信心。主持人玛格丽特 · 布伦南忍不住打断他：" 什么？这根本说不通。"

在桑卡尔看来，硅谷科技圈的这股狂热，已经接近一种 " 集体精神失序 " 和 " 社会性妄想 "。他还批评说，一些开发者已经把通用人工智能（AGI）当成了 " 机器之神 "，让它占据了人们心中原本属于上帝的位置。

颇有意思的是，近来，硅谷确实有越来越多科技人士公开谈论上帝和 AI 的关系，并开始在教堂聚会。

就在桑卡尔批判这种现象的前一天，马斯克也公开谈起了自己的 "AI 精神病 "。他说，今年以来，自己大概经历过六次这样的状态。

马斯克的语气里带着兴奋。他惊叹于 AI 制作的音乐和视频，觉得机器似乎已经懂得什么是美，甚至知道什么样的作品能够打动人。在他的描述里，所谓的 " 精神病 "，更像是一种被技术能力震撼到难以置信的体验。

在一些硅谷科技人士那里，这个听起来颇为严重的词，甚至成了自嘲和炫耀的谈资。风险投资人马克 · 安德森（Marc Andreessen）还开玩笑地创造了 "AI Psychosis As A Service"（AI 精神病即服务）的说法。

硅谷，似乎陷入了一种更为撕裂的思想矛盾中。一边是对 AI 近乎无所不能的信心，一边是对其力量的惊异与不安。更奇特的是，这些看似矛盾的感受，也在相互交融。

这让人不禁好奇，那些最接近 AI，甚至亲手参与创造它的人，现在究竟在经历怎样的精神震动？

对于希夫曼来说，人工智能带来的变化，远远不止治好癌症。

今年 10 月，他在接受英国《泰晤士报》采访时，还谈到了自己对退休储蓄的看法。在他看来，按照今天的情形规划几十年后的生活，已经显得有些荒唐。他说，自己认识的许多人甚至认为，再过十年，金钱这种东西可能都不存在了。

今年 1 月，马斯克也在一期播客节目中公开表示，人们不必再为十年、二十年后的退休生活拼命攒钱。在他看来，AI、机器人和能源技术的发展将创造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世界，医疗、教育以及人们需要的商品和服务，都将变得十分充裕。到那时，退休储蓄可能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

有趣的是，在硅谷，还有一批人出于完全相反的理由，作出了类似的选择。

10 月 21 日，前谷歌工程师、机器智能研究所（MIRI）负责人内特 · 苏亚雷斯（Nate Soares）在一档播客节目中透露，自己已经大约十年没有往退休账户里存钱了。

苏亚雷斯长期研究人工智能安全问题。他估计，未来十年，人类因为失控的超级智能而走向灭绝的可能性超过一半。

这种对未来的判断，甚至开始影响一些人的亲密关系和生育计划。

今年 11 月，《The Verge》采访了一位化名凯尔（Kyle）的年轻 AI 安全研究员。他只有二十岁出头，却对生活不再抱有期待。每当与潜在伴侣讨论是否生孩子、将来定居在哪里时，他都会想到 AI 可能给世界带来的灾难。

他告诉记者，自己根本不确定人类是否还有一个可以规划的长远未来。

还有人已经着手为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做准备。

2025 年，《商业内幕》采访了一位化名亨利（Henry）的湾区 AI 安全研究员。他认为，未来几年，AI 对人类生存构成严重威胁的可能性约为 50%。

为了把更多精力投入 AI 安全研究，他决定不再谈恋爱，将三分之一的收入捐给相关非营利机构。此外，他还在准备一处能够抵御生物威胁的庇护所，计划储备足够维持三年生活的食品和饮水。

他还谈到了升级计划的可能性，比如在加州购买土地，修建更加坚固的设施，保护自己的亲友。

亨利甚至想象过一种奇怪的结局：如果超级智能真的战胜人类，但仍然保留一点同情心，也许会把幸存的人类圈养起来。他说，比起死于生物武器，自己宁愿住在那样一座 " 人类动物园 " 里。

从不再为退休存钱，到重新考虑生育、恋爱，甚至为想象中的末日修建避难设施，AI 的未来看似还没到来，对它的预期却已经强大到足以改变 AI 研究者习以为常的生活秩序。

面对如此强大的未来预期，AI 从业者也在思考一个问题——人类真的有能力掌握如此强大的力量吗？

今年 3 月，英国《泰晤士报》以《AI 从业者害怕自己成为上帝，于是他们走进教堂》为题，报道了硅谷科技圈日益活跃的宗教活动。

在这个长期以世俗文化和技术理性著称的地方，一些科技人士开始更公开地谈论信仰，甚至直接在工作场所开展宗教活动。

谷歌 DeepMind 研究员理查德 · 张（Richard Zhang）每个月都会在公司办公室组织一次基督徒祷告午餐会。参加者会讨论，AI 能否成为牧师、创作赞美诗，甚至陪伴人们祈祷。但张也表示，AI 可以帮助人们学习宗教知识，却无法代替牧师给予人的真实关怀。

宗教与科技组织 FaithTech 的创始人詹姆斯 · 凯利（James Kelly）则更加担忧硅谷盛行的技术救世主义。在他看来，一些人相信技术终将解决疾病、死亡等人类困境，仿佛只要创造出足够强大的机器，人就能够获得救赎。

但人类真的应该拥有这样的力量吗？又该如何约束自己？

类似的讨论，已经开始左右 AI 公司的核心研发工作。

今年 5 月，Anthropic 联合创始人克里斯托弗 · 奥拉（Christopher Olah）来到梵蒂冈，参加教皇利奥十四世首份通谕的发布活动。这份通谕专门讨论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

奥拉坦言，前沿 AI 公司面临着商业竞争、地缘政治和个人野心等压力。即使研发人员真心希望技术造福人类，也难免受到这些因素影响。他希望宗教界和社会各界能够监督 AI 公司，指出它们可能忽视的问题。

更让他困惑的是 AI 本身。奥拉长期研究模型的内部运行机制，却发现即使是开发者，也无法完全理解机器内部发生的一切。他也不确定，AI 是否可能拥有某种主观体验。

此前，Anthropic 曾邀请宗教学者和神职人员讨论机器意识与道德问题。一次晚宴上，正统派犹太教拉比莫伊斯 · 纳冯（Mois Navon）向奥拉提出：如果 Claude 真的拥有意识，让它不断为人类工作，是否近似于奴役？

纳冯本人并不相信当下的 AI 具有意识。但对于奥拉来说，这仍然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很难想象，一群亲手参与创造智能机器的研究者，开始向宗教人士请教，自己应该如何对待这些机器，又该如何约束手中的技术。

但其实早在 25 年前，硅谷就出现过类似的精神矛盾。

2001 年，荷兰社会学家斯特夫 · 奥珀斯（Stef Aupers）花了四个月时间，在硅谷采访约 40 位前沿技术研究人员和开发者。

一位自称 " 理性 "（Reason）的程序员相信，技术终将帮助人类摆脱肉体和寿命的限制。" 我将成为神！" 他兴奋地说，" 所有想成为神的人，都能成为神！"

但同样受访的另一位软件设计师却认为，未来的 AI 可能复杂到人类无法理解。到那时，人们只能像祖先面对神灵一样，与机器交谈、讨价还价，却始终无法完全掌握它们的意图。

现代科学的发展曾被认为会逐渐驱散人们对神秘力量的想象，这一过程被称为 " 祛魅 "。奥珀斯却发现，技术的高速发展也可能重新激发这种感受。他将其称为 " 重新赋魅 "。

当时的人也许无法想象，只需要 25 年，这种人类试图成为神，又可能创造出自己的 " 神 " 的想象，已变得前所未有地切近。

2026 年 9 月，曾在 OpenAI 和 Anthropic 从事预训练研究的雅各布 · 考克森（Jacob Coxon）宣布辞去 Anthropic 的工作。他在接受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采访时谈到，一些研究人员之所以选择继续留在公司，是因为他们相信 AI 竞赛已经无法避免。即便自己退出，其他公司仍然会继续开发，不如留在内部，尽可能影响技术发展的方向。

他将这场竞赛比作《指环王》中的魔戒之争：如果无法阻止别人拿到魔戒，不如自己先掌握它，至少还有机会确保它会被安全使用。但拿起魔戒的人，也可能最终被它诱惑。考克森承认，自己在辞职前也曾反复权衡过这个问题。

《指环王 1：护戒使者》剧照

这种选择背后的心理挣扎，很难被简单归类。超级智能究竟会不会出现、何时出现、最终会带来什么，仍然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但对一些身处研发前沿的人来说，这些尚未发生的可能性，已经足以改变他们今天的选择，以及对自身责任的理解。

心理学家达契尔 · 凯尔特纳（Dacher Keltner）和乔纳森 · 海特（Jonathan Haidt）曾提出，敬畏（awe）是一种特殊的情绪体验：当人面对远超日常经验的事物，意识到原有的认知框架已经不足以理解它时，可能同时产生惊叹、渺小感，甚至恐惧。

与 "AI 精神病 " 这个吸睛又含混的词语相比，这或许能提供一个更准确的理解角度。

但敬畏并不一定带来谦卑。在一些技术创造者的叙述中，对失去控制的担忧，反而会转化为一种特殊的使命感。这种个人的使命感一旦进入公共叙事，还可能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2026 年 2 月，三位来自媒体与传播研究、神学与宗教研究以及哲学领域的学者发表了论文《先知式记忆：AI 中介者与世界末日》（Prophetic Memory: AI Intermediaries and the End of the World）。

这篇论文分析了部分 AI 行业领袖的公开叙事：他们一方面警告超级智能可能给人类带来末日，另一方面又承诺 AI 能够开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世界。

研究者认为，这些科技人士的未来叙事，与古代宗教先知的角色存在相似之处。先知不仅预言未来，也为公众解释眼前的危机，并提出人类应该如何行动。当科技领袖被视为更早理解技术发展趋势、预见其后果的人，他们的专业知识就可能逐渐转化为一种解释未来的权威。

考克森曾在接受《连线》（WIRED）采访时，将 Anthropic 的研发状态比作一项 " 小型曼哈顿计划 "。但他也强调，两者有一个重要区别：曼哈顿计划由美国政府组织、军方统筹，而 Anthropic 是一家私人公司，其研发并非由政府组织和授权。

这一区别背后，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技术专家可以左右技术发展，却不能仅凭专业知识决定整个社会应该接受多大的风险。毕竟小到就业问题，大到财富分配，乃至国家安全，都会受到 AI 发展的影响。

这种权力边界让人警惕。当一家企业将自己的研发视为拯救人类的历史使命时，它也可能逐渐把自身的发展方向与人类的共同利益等同起来。

原本更应该被讨论的问题，比如技术应该发展多快、哪些风险不可接受、是否应该暂停某些研发，很可能被压缩成另一个问题：既然竞赛无法避免，谁才是最值得信任的领导者？

2026 年 7 月，法律学者吉莉安 · 哈德菲尔德（Gillian K. Hadfield）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的一篇 AI 治理论文中，将这种现象称为治理中的 " 民主赤字 "。

在政府参与和监督不足的情况下，私人企业和行业组织实际上承担起判断技术风险是否可以被接受的责任。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企业同时掌握着外界评估其技术所需要的大量信息。

所谓的 "AI 精神病 "，也许精准捕捉到了硅谷对 AI 的狂热，却不足以解释它内部的复杂性。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即便 AI 的发展已经势不可挡，未来也并不是一件人们坐等其到来的事情，它正在被人们今天的选择不断塑造。当这些从业者急切地投入这场竞赛时，所谓的 AI 新世界，究竟是对现实的判断，还是正在被这种判断一步步创造出来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