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包干纪念馆中的雕像（资料图）

○《推行 " 大包干 " 生产责任制的一年》的档案

○按下红手印的 " 大包干 " 契约（资料图）

40 多年前的 1978 年，凤阳县小岗村的 18 位农民，冒着危险，在一纸分田到户的秘密 " 生死契约 " 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实行农业 " 大包干 "，从此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大包干的缘起

" 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这首从 1979 年开始在当地传唱的《大包干歌》生动地诠释了 " 大包干 " 的意义。

其实凤阳实行的 " 大包干 " 生产责任制并非空穴来风。在这之前，安徽省已经出现一些承包责任制的生产方式。1977 年 11 月 15 日，安徽省委制定并下发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 " 省委六条 " ) ，明确规定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可以划分作业组，责任到人；保证社员口粮，发展多种经营，改善群众生活；退还自留地，允许社员经营家庭副业，开放农村集市。

这份文件深得民心，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快被调动起来。为了贯彻执行 " 省委六条 "，凤阳县委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三条具体意见（简称 " 县委三条 " ) ，即把收回的自留地、饲料地、果树一律退还给农户；农业生产的安排要因地制宜，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多种旱作物；在交纳国家征购粮食问题上不搞形式主义，不卖过头粮。

有了 " 省委六条 " 和 " 县委三条 " 精神，凤阳县从抓年终分配入手，1977 年冬，建立起 " 一组四定 "（即：划分作业组，实行定任务、定时间、定质量、定工分）的责任制，开始打破人民公社 " 共级所有、队为基础 " 的框框。

"1978 年春季，马湖公社首先试行了‘分组作业、包产到组、以产计工、统一分配、超额减赔’的联系产量责任制；后来，总铺、黄泥铺、宋集等公社也试行了这个办法。" 省档案馆馆藏的 1980 年《推行 " 大包干 " 生产责任制的一年》档案有这样的记载。这期间，凤阳县委还曾多次派人前往帮助总结经验，以支持马湖公社的做法。此外，还有无法分到作业组的少数农户，公社、大队只好 " 特批 " 为 " 单干 "，成为单干户。

群众喜欢 " 大包干 "

1978 年夏秋之交，凤阳遭遇大旱。这年夏收分麦子，当时属梨园公社的小岗生产队的每个劳动力才分到了 3.5 公斤。全队 18 户，只有 2 户没有讨过饭。队里严国昌等几人找到生产队长严俊昌商量，想办法。其实大家心里已经有了主意。在这一年 11 月 24 日夜里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18 个农户或坐或站，群情激奋，在同意 " 分田单干 " 的字据上摁下 18 个鲜红的手印：" 我们分田到户，家家户主鉴 ( 签 ) 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在 ( 再 ) 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干 ( 甘 ) 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这时，小岗村搞 " 大包干 " 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冒着极大的风险。那么为什么农民要搞 " 大包干 " 呢？《推行 " 大包干 " 生产责任制的一年》档案中对 " 大包干 " 的特点和好处做了分析，认为 " 大包干 " 能够把社员的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调动群众积极性。并且能保证农民的生产自主权，做到因地制宜地安排生产。" 社员对种多少，收多少，上交多少，自己能分多少，心里都有一本账，清清楚楚。这就把集体生产的好坏、产量的高低，同社员个人物质利益的大小直接联系起来，多收多分，少收少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

与此同时，" 大包干 " 简便易行，适合当前农民的觉悟程度和基层干部的管理水平。为什么这么说呢？档案中有这样的表述，" ‘大包干’办法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建立‘三包’合同制，责任明确，办法简单，避免了交产、分配等方面的繁琐工序。实行了这种办法，生产队不要定产、定工、定费用、定奖赔了，省算了很多笔账，简化了程序。"

" 大包干 " 迎来丰收年

" 大包干 " 第一年，小岗村就迎来了大丰收。1979 年秋，小岗村收获粮食 13.3 万斤，油料 3.5 万斤，完成征购任务 2 万多斤，人均年收入 400 多元。这一年，自农业合作化以来从未向国家交过公粮的小岗生产队，首次上交公粮，还第一次归还清了国家贷款。

由此可见，" 大包干 " 释放了生产力，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 包干到户 " 在凤阳广泛推行不久，1980 年 9 月 27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同意边远地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可以 " 包产到户 "，也可以 " 包干到户 "。凤阳的 " 包干到户 " 终于得到了肯定。到 1980 年底，凤阳的 " 包干到户 " 占了全县农村生产队的 80%。

《推行 " 大包干 " 生产责任制的一年》档案中记载，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的生活也明显提高。" 去年（1979 年）社员集体分配预计人均收入一百元左右，口粮可达六百五十斤左右；加上家庭副业和自留地的收入，人均可达到一百五六十元，口粮可达七百多斤，并且出现了一批‘冒尖户’。" 比如，城南公社甄东生产队社员水长宽家，一家七口人，四个劳动力，集体分配和家庭副业收入共有 2900 多元，一万多斤粮食。算下来，平均每人有 400 多元，粮食每人平均 1500 多斤。

群众富裕了，购买力自然提高了。不少群众家里盖了新房，添置了家具，还托亲找友买自行车和缝纫机。档案记载，1979 年 7 月 30 日，府城镇赶大集，各种布匹、百货日用品和木制家具摆满市场，很快就卖光了。仅两天时间，成交额就达 37 万多元。

粮食大丰收，让农民有了底气。当时，考城公社小姚生产队家家户户有粮囤，金黄黄的小麦堆满仓。队员姚登祥和姚登凤新盖了瓦房，姚登凤还在新盖的瓦房门两旁刻了 " 今非昔比 " 四个大字。生产队长姚有章儿子结婚，在新房门上写了对联，横批是 " 黄金时代，幸福之最 "，以表达他们喜悦的心情。

不仅如此，" 大包干 " 后所产生的变化，在 " 凤阳花鼓 " 中有所体现，唱出了新词：" 唱过去，泥巴门，泥巴床，泥巴囤里没有粮，一日三餐喝稀汤；唱现在，住瓦房，吃细粮，电视沙发西式床，还有余钱存银行。"" 唱过去，一愁吃，二愁穿，三愁欠款还不完，四愁儿子光棍汉；唱现在，吃不愁，穿不愁，腰里不断十块头，又娶媳妇又盖楼。"

余育红 合肥晚报 ZAKER 合肥记者 何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