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快报讯（记者 陈曦）11 月 14 日，为了纪念鲁迅先生诞辰 140 周年、逝世 85 周年，进一步整理总结百余年来鲁迅及鲁迅研究的丰厚精神遗泽，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认识鲁迅的跨时代价值，推动鲁迅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化与创新，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 " 彷徨呐喊两悠悠——纪念鲁迅 140 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 " 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 90 余位鲁迅研究专家与学者参加本次盛会。

2021 年是鲁迅研究界的重要年份，全国各界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这次会议不仅探讨了鲁迅研究的可能性及方法论意义，引发了广大研究者及听众的思考共鸣，更拓展了鲁迅研究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话语空间，推动了学科史的建设与学术史的发展。

△南京大学召开纪念鲁迅 140 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

任何时候纪念鲁迅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会议开幕式由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张光芒主持。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阎晶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孙郁，《当代文坛》主编杨青，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南京大学教授毕飞宇，主办方代表、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王彬彬分别致辞。

阎晶明说，从 1898 年 3 月到 1902 年 1 月，鲁迅在南京求学近 4 年。南京是他离开绍兴之后生活的第一座城市，他在这里第一次开眼看世界，学习系统的科学知识，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与人生观；他从这里东渡日本，回国之后又在这里进入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工作，并从这里北上。所以本次会议在鲁迅思想形成的 " 原点 " 南京召开，可谓适得其所。

阎晶明提出，鲁迅是常说常新的话题，《鲁迅全集》出版史的红色背景值得进一步关注和研究。鲁迅逝世前后，国民党政府不可能同意出版《鲁迅全集》。在当时的背景下，如果仅靠许广平、许寿裳这些亲人朋友去完成这一浩大工程也是不可想象的。而 1938 年，鲁迅逝世近两年后，《鲁迅全集》在抗战最紧要关头得以出版，开创了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这其中，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帮助功不可没。

" 像胡愈之这样的共产党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包括最后选择了复社来出版，也是得到了延安方面的认可，这家社出过《红星照耀中国》，后来又出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其实是一个有红色背景的出版社。《鲁迅全集》从诞生起就打上了深深的红色烙印。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府主持下，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变得有序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阎晶明说，过去认为鲁迅研究太过政治化，要回到文学，回到人间鲁迅，今天鲁迅研究可能需要返回来，重新回到一个更重大的命题下去研究。

" 现在不仅鲁迅研究是一个热点，鲁迅研究的研究，都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可以说，一个学校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水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鲁迅研究的水准。这是因为鲁迅太重要了，他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作家，也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思想家，他还是一位革命者，在一个文化走向另外一个文化、一个国家走向另外一个国家的历史节点上，他屹立在那儿。我们在任何时候纪念鲁迅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毕飞宇说。

他以同行的眼光去看，作为小说家的鲁迅也是非常了不得。" 在鲁迅的时代，白话文刚刚兴起，如果做一个横向的比较，当年新诗的水准跟现在的诗歌水准差得太远了。可若把鲁迅的小说，和今天作家的小说放在一起看，谁敢说写得比鲁迅先生更好？鲁迅对国民性的把握、对人性的认知、鲁迅小说的结构和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一出手就达到了一个特别高的高峰。对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鲁迅做了非常筋道的描述。我们发现，依然可以通过鲁迅对当下的环境、当下中国人的状况做一个基本判断。"

毕飞宇说，作为一个内心骄傲的小说家，也向许许多多的作家学习，但他始终不愿意让自己的作品有其他作家的痕迹，但有一个人例外，就是鲁迅。如果自己作品当中偶尔能够看到鲁迅的影子，不仅不会回避它，不仅不会把它处理了，相反他的内心顿时会有一种豪情，" 我希望那个伟大的灵魂永远伴随我。"

△会议由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办

新时代语境下，如何看待鲁迅的反传统

鲁迅所处的时代，当清政府的洋务运动不能救中国，康粱的改良派也不能救中国，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也未能使中国人站立起来，鲁迅等反思中国为何落后，认为只有拿来西方先进思想，中国的任何东西统统弃掉，从政体文化中医京剧到汉字等都抛弃不要，才能救亡图存。在新时代语境下，在弘扬文化自信的当下，如何看待鲁迅的 " 反传统 "？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孙郁结合郭宝昌新作《了不起的游戏：京剧究竟好在哪儿》，做了题为《游戏之于思想——也谈鲁迅与梅兰芳》的主题发言。他说，如果认识到京剧属于儒教伦理的一部分，就不难理解为何鲁迅对京剧不满。

在孙郁看来，京剧亲和观众，追求的是一种和谐之美。教化是让人在出走后还要回来，团圆才是一种美满。但是鲁迅的审美理念就与之完全不同，不是亲和观众、寻找彼此的平衡，相反，而是冒犯观众，以残酷的拷问撕裂视觉的帷幕，告诉人们一个荒唐的存在。

" 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人对京剧的批评，其实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从儒教伦理走出，进入到个人主义精神这种现代性路径的一种选择。在尼采眼里，那些高贵和圆满的戏剧，对于精神解放并无帮助。因为思想的眼睛被什么蒙住了。鲁迅对于京剧的不满，多少带有这类因素。"

根据孙郁的研究，鲁迅对于京剧的游戏性、丑角表演的反讽性等等这些京剧当中弥足珍贵的部分，其实都有充分的认识，而且还运用到自己的创作里面来。譬如鲁迅的《故事新编》里面有丑角的元素，鲁迅自己也承认他的小说吸收了许多戏剧表现手段，对话和背景都有绍剧的痕迹。

在这个意义上，孙郁相信，鲁迅之于旧戏，并非完全反对，传统的艺术是深化于他的血液中的。鲁迅与梅兰芳，是可以互为参照的不断生长的遗产，并非对立的存在。

△会议采取主题报告、小组发言、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锡荣对于鲁迅 " 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 的激进论断进行了 " 再思考 "。在他看来，鲁迅的这个结论显然是被历史推翻了。

" 鲁迅的思考逻辑应该是说，由于汉字难学，造成只能被少数人所掌握，必然带来社会进步的迟滞。但鲁迅没有预见到，中国社会随着社会革命的成功，总体社会文化素质快速提高。其实，这是那个时代风头很健的思潮，钱玄同、刘半农、瞿秋白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都是汉字落后论的积极主张者。"

" 不过，汉字落后论已被科学发展证明是不符合实际的，" 王锡荣说，当 1980 年代汉字的计算机输入问题没有得到突破的时候，很多人为汉字的数字化难题而头疼，并认同 " 汉字落后论 "。直到经过不懈努力终于获得了突破，汉字甚至被发现有比拉丁字更具优势的地方，这个焦虑才慢慢消退了。这说明 " 汉字落后论 " 被淘汰，建基于科学发展的突破。

王锡荣说，基于 " 汉字落后论 "，鲁迅等新文化人提出了汉字拉丁化。拉丁化、罗马化也是当时的浪潮，很多国家还进行了尝试。虽然除越南外，几乎都失败了。1949 年以后，国家也提出过 " 走汉字拼音化的方向 "，但中文拉丁化的努力至少在目前看是失败了。未来是否会有突破，这还不好说。

" 鲁迅的思路，是有特定时代历史背景的。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一批时代先进分子痛感社会进步的阻力，文化发展的梗阻，呼唤创造一种新文化的呐喊。在我们对它的做评判的时候，应当抱有这种敬意。" 王锡荣说。

△分组专题研讨会现场

" 习惯上认为鲁迅父亲被庸医治死，鲁迅是批判中医的。但如果就此把鲁迅视作中国现代反对中医的代表性人物，那真是极大的误解。"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王彬彬在主题发言中说，在中国近现代反对中医的思潮中，鲁迅的只言片语根本不足为论。

" 首先，从清末开始，从官方到民间，从医学界内到医学界外，一直有人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医，但鲁迅从未写过专门骂中医的文章，只是在论及别的问题时发表几句对中医的看法。事实上，民国时期，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对中医实行限制取缔的事件，就发生过两次。其次，谈论、研究鲁迅与中医的关系者，往往混淆了中医与中药的区别，把中医与中药混为一谈。"

王彬彬说，在近现代反对中医的阵营中，一直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对中医中药全盘否定，一种则是主张 " 去医存药 "。鲁迅可归入后者。他反对作为医学体系的中医，反对中医的那些虚玄渺幻的理论，但又认可某些中药的有效性。如果细读鲁迅日记，还能找到鲁迅自己也服中药或以中药为亲友疗疾的记载。鲁迅也曾在杂文《经验》中说，《本草纲目》这本书，" 含有丰富的宝藏 "。

王彬彬认为，鲁迅对于中医的态度，类似于陈寅恪。陈寅恪出生于中医世家，他评价中医 " 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 "。" 明白了废医存药是近现代的主流观念，就不难理解鲁迅忽而大骂中医，忽而大赞中药的看似矛盾的态度。"

但鲁迅对中医有私怨，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给鲁迅父亲看病的‘陈莲河’，是当时的绍兴名医何廉臣，鲁迅在《朝花夕拾》把他的名字颠倒过来写作‘陈莲河’。鲁迅小说里的中医都姓何，《狂战日记》里有‘何先生’，《明天》里有‘何小仙’，而且形象都不好，这当然不是偶然。" 不过，王彬彬发现，真实的何廉臣并不像鲁迅所描述的那样迂腐无知，他是近代的医学史上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他创办的《绍兴医药学报》，是近代中国存在时间最长的中医刊物，还出版过很多医学研究的书。

张爱玲是五四鲁迅文学的传人

" 在张爱玲研究史上，真正最早把张爱玲与鲁迅相提并论者，是胡兰成。傅雷是最早把两个作家的文本进行比较的研究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则把张爱玲正式请进了文学史。王德威有篇文章，认为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就是‘从鲁迅到张爱玲，从‘呐喊’到‘流言’。"

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川鄂通过鲁迅、张爱玲的比较研究，梳理了文学史观的变迁。他说，鲁迅和张爱玲这两个作家生前没有交集，有明显代际差异，粗看起来题材内容话语风格迥然有异，文学史评价也有很大分歧。但在重写文学史的 20 世纪下半叶，在多元文学史观念的 21 世纪初叶，他们被读者与学界频繁地捆绑在一起了。

在刘川鄂看来，现代中国作家谁也没有鲁迅那样深刻犀利、不留情面地拷问过民族性，谁也没有像张爱玲那样深刻犀利、悲天悯人地拷问过都市男女的情爱世界。鲁迅是国人灵魂的伟大的拷问者，深刻挖掘了‘吃人’文化的传统中国之根源，张爱玲致力于‘人性呱呱啼叫起来’，精微表现了在中西文化‘犯冲’文化背景下国民性的变异。"

刘川鄂认为，在挖掘和表现国民劣根性上，张爱玲是继承了鲁迅、继承了五四文学传统的。70 年代初，水晶访问张爱玲的时候，张爱玲对鲁迅有过一段评价，她说，" 他很能暴露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这一种传统等到鲁迅一死，突告中断，很是可惜。" 这是高手惜高手、大家懂大家，真正把握住了鲁迅文学与人生的关键词。

" 有学者强调鲁迅和张爱玲的同中之异，但是我觉得更应该强调的是两人的异中之同。他们共同的成功的人性探寻和审美创造的文学经验，值得我们总结，值得我们珍视。" 刘川鄂说。

△与会者合影

此外，贺仲明、宋剑华、陈国恩、谭桂林、高远东、张闳、李继凯等教授亦做了精彩的主题发言。他们或从本体论角度出发审视鲁迅思想的流动性与自我批判面向，或在学术史意义上重新定义真正的 " 鲁迅传统 "，或探究鲁迅研究的基本模式及研究方法，或阐释《我的第一个师父》的佛事考释及其所蕴含的文化人格，或梳理鲁迅小说的 " 绅权 " 叙事，或思考《彷徨》中的 " 灵魂 " 问题，或研究 " 大现代 " 语境下鲁迅的文化修辞及精神资源。

14 日下午，还有 30 余位专家学者在分组专题研讨会上做学术报告。第一场讨论以鲁迅作为方法，呈现出学术路径的多种可能性；第二场研讨侧重于鲁迅个体经历、文学创作的本体研究；第三场讨论主要聚焦于鲁迅经典作品的再解读；第四场讨论则将视野聚焦于鲁迅在传播、接受等层面的研究新动向与新视点，并展开对话。

（主办方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