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八岁时看西蒙 · 波娃回忆录，对两样东西的印象尤为深刻：一是在法国小说中也常常出现的 " 鹅肝酱 "；二是那些总是充斥着各种不同身份和立场知识分子思想激辩的咖啡馆。法国人爱把巴黎之外的地方称作 " 外省 "，当时我所在的贵阳，在父母老家下江人的眼里，也是属于偏远的 " 外省 " 所在。别说是鹅肝酱和咖啡馆，就连洋酒，在当时还能随处可见吊阁楼的街道上也是难得看到的。那时候的学生，有摇滚乐的打卡或盗版磁带听，对香港台湾的认识也有流行歌曲、散文小说和电视剧作为媒介。但在实体的城市环境中，无论是波娃、萨特还是琼瑶、三毛；抑或是平克 · 弗洛伊德，都还只是在想象中的异邦——既让人感到新鲜的激动，又充满着需要用完形冲动去填补的想象。

另一种文化对当时身居边远小城市的文化青年来说，是既遥远又熟悉。正是因为很难从实体上去体验，那些书籍、电影和磁带里被我们一遍又一遍看、听得烂熟于胸的场景，也不过只能存在于脑海和交谈的语言中。学中文的同学们抽着烟谈论文学、谈论电影；谈老师在课堂上讲的魏晋风度、寻根文学、接受理论，却对现实政治并没有多少感觉——脱离现实政治似乎正成为一种风气—— " 学问 " 则是最好的超脱理由。做训诂学的老师在我们眼中是最有学问者的代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则好似总处在某种尴尬的状态。文艺理论界，新理论新方法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存在主义女权主义、荒诞派黑色幽默、元叙事狂欢理论，每一个里面都似乎隐藏着某种让人兴奋的种子，拓展着沉闷现实之外的疆界。

那是九十年代初期，兴奋于米兰 · 昆德拉和世纪末艺术，着迷于流浪吉他手弹唱的罗大佑，却对究竟是什么在吸引着自己的激情不甚明了。父母辈会传看韦君宜、传看《上海生死劫》，我们则向往着崔健现场演唱《一块红布》时的热血沸腾，为 " 魔岩三杰 " 和 " 唐朝 " 乐队孰优孰劣争论得面红耳赤。从马原的《岗底斯的诱惑》、余华的《活着》，再到《白鹿原》，一部文学作品的出现及随后的各种评论，都好像在指向一个大家不说出口的缺位能指。老舍的《茶馆》中那 " 莫谈国事 " 的纸条似乎被潜在的贴在了某个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谈文学、谈音乐、谈电影，都是在那个缺位的能指周边打着转，却从不直接地指向那个在所有言谈中缺位的所在。

西蒙 · 波娃抽着烟在咖啡馆里看书、和友人争论文学、艺术和政治，那场景在文字中透出莫名的魅力。直到十多年后，我才知道在咖啡馆里争论文学、艺术、谈论政治生活，这叫 " 公共领域 " 的构成部分。十多年后，我也才明白，当年把志业寄托于文艺理论的新方法上，其实是一种迂回的社会表述；而把志业仅仅寄托于封闭的文本学问之道，却也是藉此用来避开某种表达的方便法门。

现在，吃鹅肝酱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装饰精致的西餐馆和品牌服装；和影院里新上的大片；和新款的数码产品；和红酒白酒洋酒的鉴赏之道一样，是都市 " 品味和格调 " 的象征符号。咖啡馆早已成为大街小巷都寻常可见的所在，大大小小，风格多样。走进咖啡馆，最常见的是坐在桌旁手拿智能手机，或是平板电脑上网的景象。严肃文学已不再担纲要 " 指向那个缺位的所在 " 的唯一重任，豆瓣小组、论坛、微博，是当下年轻人分享资讯的便捷渠道。当代艺术早已登堂入室，成为时尚中的主流，画廊里的咖啡馆装修的品味也越发地不俗。不用再在咖啡馆里贴上《茶馆》里 " 莫谈国事 " 的纸条，软绵绵的咖啡香中，" 国事 " 也已成为嵌在众多让人眼花缭乱的新事物中之一维，被卷在时尚中一并涌入体量越来越大的城市。

路过咖啡馆闻到咖啡香的瞬间，总会让人流连。也许让人流连的，不仅仅是各类花色品种口味、被称为 " 咖啡文化 " 的消费物，更因为其中潜藏着空间转型的某种可能性吧？当名流的碰头场、小资的休闲场、文艺青年的聚会场；影像、文学、艺术、学术的展示场，都在设计精美的各个 LOGO 中光影交错时；当咖啡馆越来越成为人际交往重要的实体空间媒介时，也许这个过程会叫人不由联想起哈贝马斯所描述 " 市民 " 阶层兴起的那个过程。而都市里咖啡一族的日渐庞大，也让人们不禁会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在浓郁香软的咖啡香味里，究竟会不会真正生长出另一个曾被我们想象过的 " 社会 " 来呢？

来源 黔中书

文 周湄

编辑 周欢 / 编审 柴潇蕾 / 签发 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