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挺老师的《中国与重洋——潮汕简史》一书中，多处提到一个地名——樟林。这是潮汕地区一个重要的港口，是海水丝绸之路的发源地之一。

樟林古港位于汕头澄海东里镇，占地 2 平方千米。在潮汕经济发展的历史沿革中，曾经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我对它格外注意。

对它注意并不是因为港口，而是有一种连结在其中。

我妈妈的家乡是澄海隆都，与樟林毗邻，近在咫尺，似乎在樟林也有很多远亲，只是到了我们这一辈，再也没有走动。在深圳多年，每年有亲人从樟林寄当地盛产的水果来，水果名很特别，叫林擒，肉白，汁多，味清甜。自身带有一股仙气，是信众供奉佛祖的佳品。因产量稀少，价高。它与台湾的释迦水果同科，个偏小。我总说林擒是释迦的同胞兄弟。

对林擒的喜欢，让我对樟林有一种亲切感。往远处追溯，应是内心深处对母亲，对外婆甚至更远的祖先的一种情感寄托。

史称，樟林早在唐宋时期已然存在。

在唐代樟林是一个海滨渔村，因樟树成林而得名。宋代盐业鼎盛，著名的小江盐场使司便设立于此，专管沿海各地渔盐业课税。到明代，樟林成了海防重地，扼闽粤水陆交通要冲。

洪武三年（1370 年），樟林港遭贼洗劫后，明军在此建石城，设水寨，练水军，守边防。那时，韩江支流已经深入其地，是个 " 河海交汇 " 之处，百业俱兴，港埠也逐渐形成。

十六世纪明嘉靖年间，倭祸迭起，一方面由于平原无险可守，村小力薄，如不并成大寨，容易被攻破。一方面是官府政令，" 小民归并大村起集 "，众多分散的小村落合作，樟林寨就是其中之一。围堡建寨的做法，使得寨村形成了一批人口高度密集的大聚落。

1556 年明嘉靖三十五年樟林寨创建，1623 年始建商埠。1668 年海界展复，被破坏的寨城重修。1731 年雍正九年，改置樟林巡检司。

这个港口兴起，据说有两个原因，一是樟林的外港为柘林湾，港口环境十分优良。从事海上贸易的洋船，可以停泊在港湾中。一是从北宋开始的航道保持畅通，樟林港接驳的货物通过这一航道转运到潮州府城，再运到韩江上游。

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正式放开海禁，樟林港埠商人纷纷造船出海。形成以 " 六社八街 " 为中心的商业规模，即港埠中心的仙桥、长发、古新、广盛、顺兴、洽兴、永兴、商园等 8 道大街，和围绕的外围一东、西、南、北社及塘西、新陇等 6 个村社，后又扩增三条街道共数百间铺屋。常住人口有七八万人之多。其中仙桥街和长发街最繁盛，仙桥街拥有商店和作坊 60 余家，故有 " 金仙桥，银长发 " 之美称，流传至今。

当时广东每年从澄海五口征得的税银，占全省总额的五分之一，而樟林口居五口之首。陈达在《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一书中写道，樟林赖商业为生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三，由于华侨的势力，商业的空气弥漫于民间。

1723 年雍正元年，清府规定洋船船头和大桅上要用红油漆饰，坊间称之为 " 红头船 "。这一阶段，樟林港红头船有几十艘，大的红头船长达三十余丈，宽达十丈，船舷足有三层楼高，最大可载千人。一般有三桅，遇好风时船行如飞，主要从事东南亚的贸易。

到 19 世纪，更多的个人和家族，筹集资本，打造洋船，加入走南闯北的商人行列。19 世纪前半段，樟林港口的海运和商贸活动继续处于巅峰期。即便鸦片战争爆发，汕头港的开埠，也没有打击当地商业的繁荣，反倒像是一支兴奋剂，刺激着当地经济的发展。潮糖、潮布和潮烟，是从该地输出的主要商品。

到 19 世纪后期，汕头往来东南亚的机器轮船航线开通，茶和鸦片两种商品的贸易量之大和利润之高，吸引了精明的商人。

1880 年光绪六年，悬挂英国、德国、美国、丹麦、法国、暹罗、瑞典、挪威、西班牙等的现代商船运载货物进汕头港，铁船开始取代木船，樟林古港渐趋沉寂。

但人们从樟林港下船出外闯荡的传统并没有消除。清代中后期，数以万计的劳力从樟林港下船，到东南亚以及美洲等地 " 讨 " 生活。据《汕头海关志》记载，自 1864 年至 1911 年，有 300 万 " 猪仔（包括潮人和一部分闽南人、客家人）" 被贩卖到南洋。在贩卖过程中，猪仔死亡率高达三分之一。幸免于难抵达目的地的，大多被带去开发矿山，种植橡胶，干低贱又危险的工作。当时有一首歌，词写的是 " 一溪目汁（眼泪）一船人，一条浴布去过番（异地）"，正是最恰当的写照。

妈妈曾告诉我，她是遗腹女，当年外公就是坐着船从樟林到泰国谋生的。后脚踩到铁钉，引起破伤风，无钱医治，最后客死他乡。留下刚刚 20 岁的外婆守寡，拉扯舅舅和妈妈两个孩子长大。

这是一段血泪史，连结着樟林与我。尽管资料有限，记忆苍白，但大历史中小人物的命运沉浮，却清晰地与自身相关。

我有点怒其不争的是，这么优秀的古港口，为何没有积极转型，跟上铁船的步伐走向未来呢？

《中国与重洋——潮汕简史》

黄挺著

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2017 年刊行

深圳晚报记者 姚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