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快报讯（记者 陈曦）12 月 26 日上午，付秀莹长篇小说《野望》研讨会线上成功举办。本次研讨会由中国作协创研部、北京出版集团主办，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十月》杂志协办。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阎晶明，北京出版集团党委委员、董事、总编辑李清霞，《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出席研讨会。本次会议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主持。

△《野望》

《野望》是 70 后代表作家付秀莹继《陌上》《他乡》之后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作品聚焦于新时代乡村振兴大背景下的芳村，围绕农村女性翠台一家的生活变化和命运转折展开叙事。女主人公翠台一家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勾连着中国乡村丰富复杂的时代表情，书中讲述的几户农家日常生活当中的种种波折和起伏，风吹草动，山高水低，也与时代生活的风起云涌彼此呼应，相互镜像。

在乡的扎根的文学态度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认为，现代以来，乡土写作的传统非常强大，但在时代变革中面临极大的考验，甚至有过枯竭的危险。在付秀莹这里，在这一两年来其他作家关于乡土的写作中，我们能看到乡土写作传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焕发了新的可能性。他还表示，《野望》将乡村振兴这种宏伟的主题实实在在落到人们的生活经验中，大时代的运行和变迁，是在人的心中、人的经验中、人的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被形塑和呈现的。在这个意义上，《野望》既具有审美意义，也具有社会学价值。

" 持续而有力跟踪中国乡村变革的，老一代作家是贾平凹，年轻一代作家可能就是付秀莹。"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从代际的角度观察，70 后作家中很多是从书写乡村作为文学的起点，但持续书写乡村且不断回应乡村现实的，付秀莹是值关注的对象。在他看来，《野望》不只是付秀莹个人写作史上完成度特别高的一部小说，也是对整个当代中国文学有提问能力的小说，体现了一种在乡的扎根的文学态度。

追溯付秀莹小说中的乡土写作传统，何平认为其中值得关注的有两点：一是小说对于乡村青年命运的关注，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的改革小说。" 是离乡打工还是在乡创业，《野望》给出的答案明显是后者，但是付秀莹并不是简单给一个理想的馅饼，在给出这个答案之前，她写出大量生活的困顿无助以及个人家庭生活的不安定 "。二是小说写得最多的是乡村的经济活动，这样的传统可以追溯到茅盾。" 在已有的乡土小说里面写政治生活的特别多，乡村政治生活作为中国文化的样本来观察和反思，这样的乡村小说传统特别强大。" 而《野望》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被我们的乡土小说传统所规范，惟其如此才可能回应变动中的中国乡村的现实。"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里的变革，对老百姓生活影响最大的就是经济活动，经济活动直接影响到日常生活。小说里面的人心也好，整个的家庭生活也好，都与经济活动有很大关系。"

书写现实乡村的最后的摹本

" 在现实和经验意义上书写乡村，付秀莹可以说是最后的摹本。"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谈到，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乡村经验正在逐渐瓦解，所以当代写作当中的乡村也在变化，从早期莫言笔下的 " 红高粱家族 " 那种乡村神话，到张炜《九月寓言》里面的乡村挽歌，从贾平凹、韩少功、阿来等笔下失落的田园故事，再到阎连科后革命时代的乡村现实的书写，这些书写很多都是寓言式的，像付秀莹这样全景式的聚焦现实写乡村生活的很少。

在他看来，从周立波、孙犁、赵树理到莫言、贾平凹，几代作家留下来的关于乡村社会生活的风俗画式的书写，在付秀莹这变得更加铺展细腻，不厌其详，更有工笔细描的味道。在这个小说里人物似乎退居其次，风俗首当其冲，这种笔法就是存心为一代人的记忆和经验构筑一个纸上的乡村风俗博物馆。" 她写出了现实的底部、细部、根部，我愿意称之为一种‘新乡村浮世绘’。"

" 付秀莹其实有一个自己的传统，她跟沈从文、跟鲁迅对乡村的想象和书写完全不一样。"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庆祥认为，沈从文、鲁迅那一代人的乡村书写还是非常外在的视野，有一个知识分子的想象在里面。付秀莹的独特之处在于，她是完全站在乡土内部，所以她的写作非常亲切，非常有内生性，在这一点上跟孙犁、赵树理有继承关系，但她又没有那么强大的问题意识，要改变什么或者改造什么，这在赵树理和孙犁里面都有的。但付秀莹不是，她聚焦的是日常生活细微、恒常的变化。

在他看来，付秀莹是 70 后作家中真正最懂农村的作家之一，" 她最懂的是农村里的人情世故，最懂农村尤其以女性为主导的伦理关系，包括妯娌关系、连襟关系、婆媳关系，这是整个中国农村里面一个非常基础的、普遍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像潜流一样，但实际上又决定农村的整个结构，中国乡村世界内部的肌理是由这种关系决定的，付秀莹把这个关系写活了。"

当代乡村文学史上一个全新的女性形象

张清华认为小说里的人物翠台是承上启下的 70 后乡村人物的代表，" 她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长大的一代，她的内心留守乡村的很多旧传统，但是她有一点文化，有一些不同于父母的新观念，她有相对清贫的生活和忍辱负重的性格，是一个活生生的当代乡村母亲的形象，她是朴素的，但并不高尚，也有小女人的私心，但她总体上是厚道质朴的，也有与时俱进的可能，对新事物可以接受。她是一个具有过渡色彩的当代劳动妇女的典型，守护乡村社会最后的伦理、道义、观念、风俗的底线，所以她也是一个很成功很感人的艺术形象。"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晓琴对此深表赞同，她甚至认为翠台是现当代乡村文学史上一个全新的人物，是应该进入现当代文学长廊的经典人物，" 在我看来，翠台至少是新世纪以来真正的乡村女性形象，她已经不是铁屋子里沉睡的女性，她是非常清醒的，而且内心非常丰富、敏感，也非常自尊，同时她做事比较有魄力，是有自己内心意识的一个人物。翠台这个人物不单是一个小说人物，她还完成了作者在叙述过程中重要的功能，所以这个人物首先是重要的人物，同时也有很强大的人物叙述功能。"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执行主编李蔚超认为，芳村或者翠台给我们的是关于中国古典的、传统的、不变的乡村故土的承诺，芳村的亲切感，芳村的预言性、不唯一性，是因为作者告诉我们有翠台这样的女人，她念叨着、遵循着、持守着一种传统的生活方式，一种中国人的伦理。" 翠台是慢半拍与时代变化的生活相随而行，她让我们感觉到一种安稳，她召唤我们回家，她替我们守护传统的乡土中国。但是翠台又是接受变化的，并且她和作家，和我们一样，对中国社会、中国农村的现实和未来是开放式的。"

提供了一整套芳村独到的语言表达系统

△付秀莹

《野望》从腊月、小寒、大寒等节气展开叙事，以冬至收尾，二十四节气主宰整个小说的章节结构。广东作协主席蒋述卓认为，这样一种由节气支配的自然秩序、社会生活秩序、人世变迁等，形成一种独特的节气美学。

" 第一章小寒引用元稹诗歌所说的‘欢鹊垒新巢’，隐喻青年们到了结婚成家的节气。不过结婚的喜庆总是转瞬即逝，伴随而来的婚后的矛盾萦绕在每个家庭之中，顺势引出婚姻矛盾这个主题。到了春天以万物初萌的生机气象为主，小说围绕生产事业开工和新生命孕育两个主题开始叙事，这时芳村人开始聊到与孕育生命相关的话题，有的长期不孕，有的又流掉孩子，所以万物新生时节也无法避免生命的无常 …… 最后一章冬至引用杜甫诗歌《小至》当中所说的‘冬至阳生春又来’，万事万物都透露出回返的意味，此时儿子、儿媳的关系也变好了，女儿也要返乡创业。"

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从时间和空间、静和动、变和不变、叙事和抒情等方面对《野望》进行了多角度的阐述。他认为，芳村在付秀莹的笔下是一个非常亲切的像故乡一样的地方，" 在《野望》里，不变的恰是芳村这个地方，但是生活本身还是发生很多变化，这种变化不光是季节的变化，而且还有时代给他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改变，可能不是那种巨变，但她确实写出人性和生活当中的变化，包括大学生回乡参与乡村振兴等等，这些都可以看出时代在这部小说里的一些气息上的变化，写得很生动。"

中国青年出版总社总经理、青年文学杂志社社长李师东评价《野望》是一部极有耐心又能暖心的好作品。作者对芳村一草一木的熟悉程度让人叹服，而这不是一般以为的深入生活所能抵达的。"《野望》提供了一整套芳村独到的语言表达系统，说话的口气、语调能够让人身临其境。小说中还有大量的民间俗语的熟练运用，如‘心不在肝上’‘吃一家的饭操百家的心’等等，生动鲜活，非常生活化，同时也很接地气，很有说服力。让人感觉到作者有一本芳村的活词典。"

在无事中写出大事，于无声处听惊雷

" 如何在无事中写出大事，于无声处听惊雷，对作家而言是新的课题。" 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处处长岳雯认为，《野望》的读者最强烈的感受不是故事，不是声音，而是风景。这是一个寂静的乡村，人的活动也好，不管是经济活动，还是婚丧嫁娶这些事，都似乎没有太大的动静，都不能将乡村搅动起来，所以寂静是付秀莹赋予乡村的本质，这里面大有深意，寂静意味着乡村是从历史深处走来，是我们共同献给乡村的乡愁，这个寂静中有温暖也有荒凉，也有无边无际的空，杂糅着温暖和荒凉构成付秀莹乡村美学的基本调性。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认为，《野望》在诗意和细腻的底下藏的是赵树理对于民间事态、人情书写的传统。" 小说关于翠台的部分写得非常精细，很多线头是由翠台引出来，张家长李家短都在这里有体现，但不是每个葫芦浮起来以后都要摁下去，这恰恰是真实的乡村世界，这个乡村情境可能给你留下印象的不是具体的某一个人、某一件事，它营造出一种乡村的氛围。在这种情况下，付秀莹的小说特别具有电影感，她用一种非常巧妙的处理镜头的办法，有聚焦，聚焦之外那些场景相对来说比较模糊，但是又制造出一种似乎是山色音韵的乡村感，这是非常高超的处理结构的技术。"（主办方供图）

（编辑 王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