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现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自本世纪初起，祝勇就一直在书写故宫。他运用文学的手法打通艺术、历史与人生，用散文笔法引领读者进入恢弘的古典艺术世界。其《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古画之美》《在故宫寻找苏东坡》等数十部著作组成的 " 祝勇故宫系列 "，广受读者好评。

4 月 22 日，祝勇携故宫系列作品做客南京鼓楼区图书馆 · 春风阅读季，从他与故宫的情缘说起，详解近年来出版的几部有关故宫的作品。在第 28 个世界读书日之际，为读者奉上了一场知识点满满的讲座。分享会由江苏文艺广播《有声书房》主持人聂梅主持。

△分享会现场：祝勇与聂梅（左起）

二十年，用文字展现更具文化底蕴的故宫

2000 年左右，作为一名生活在北京的年轻人，祝勇对故宫有很大兴趣。每次前往故宫参观，他都为故宫巨大的空间所震撼，为宫殿背后隐藏的密码所着迷。出于这种兴趣，祝勇尝试着挖掘并书写故宫隐藏的 " 文化密码 "，于是有了《旧宫殿》，这是祝勇书写故宫的第一部作品，迄今整整二十年。

在《旧宫殿》中，祝勇结合了小说、历史研究、散文等多种文体，并融入了关于紫禁城内的各宫各殿、物件器皿的思考。当下，跨文体写作成为热门话题，但在二十年前，这种略带先锋的文体还不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祝勇的这部作品也自然无处发表。但他对自己的写作尝试颇为坚持，最终成功发表于《花城》杂志。《旧宫殿》出版以来，再版多次，并于去年发行 20 周年纪念版，读者的反响也给了祝勇继续写作的信心。

△祝勇

自此，祝勇进入 " 故宫写作 " 的井喷期。祝勇将自己关于故宫的写作划分为两个类别：一类将历史叙事与故宫宫殿相结合，在具体的情境中书写历史舞台上的种种事件，比如《故宫 600 年》，以紫禁城建筑的空间次序横坐标，以紫禁城历史的时间次序为纵坐标，立体、全景式地反映紫禁城的历史与文化内涵，通过对紫禁城六百年历史的回顾，揭示定都北京的历史意义；另一类则聚焦具体的时间段或特定的视角，比如《远路去中国》，讲述了马可 · 波罗、利玛窦、马戛尔尼等五位来到中国的外国人的故事，看到其他视角中的中国。

谈及坚持书写故宫的初衷，祝勇表示，受故宫展陈空间的限制以及文物需要展览 " 休眠期 "，能够展出的文物实际上只是故宫馆藏的一小部分，但文字和纪录片能够从历史和文化视角切入，让读者突破时空的界限，更深刻地体会故宫带来的文化震撼。

在困苦中寻找价值，是苏东坡带给我们的启示

故宫中藏有许多不同时代的文人书画作品，苏轼便是其中一员。2014 年左右，苏东坡在大众语境中尚没有现在流行之时，祝勇出于对苏东坡的喜爱，开始写作《在故宫寻找苏东坡》。

" 苏东坡已经是将近一千年前的人物，我们看不到他的照片，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但故宫博物院留有他二三十幅真迹。" 祝勇表示，人们常常说 " 见字如面 "" 字如其人 "，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苏东坡留下的真迹解析他的心路历程和人生经历。

△活动现场

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自幼聪慧勤奋，是公认的少年天才，但他一生坎坷，仕途不顺。在祝勇看来，苏轼的独特魅力就在于，哪怕在艰难痛苦的境遇中，他都拥有一颗强大的心脏，一直试图超越痛苦，创造属于自己的价值，发现生活中好的一面。

被贬到杭州时，苏轼重视水利工程，修建了苏公堤；被贬到当时被视为蛮荒之地的岭南，苏轼苦中作乐，写下了 "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虽然这里蛮荒，但好歹能吃到新鲜荔枝；被贬到更为偏远的海南时，苏轼在这个文化落后的地区，担任了文化开垦人的角色，教书育人，并培养了海南历史上的第一个进士，当地人为了感谢苏轼，还修建了苏公祠。" 我们不能选择环境，但我们能够选择面对环境和人生的态度，不能自暴自弃、任其飘零。" 更让祝勇感动的一点在于，不管被贬到何地，苏轼从没有放弃自己心怀天下，为百姓谋福利的初心。

△《在故宫寻找苏东坡》

故宫文物南迁始末的壮举

讲座最后，祝勇讲述了故宫文物南迁始末的壮举，展现南京与故宫之间深厚的历史渊源。

1932 年 8 月，日军进犯热河，平津形势日益危险。如何处置故宫的大量文物和前往何处的问题上曾有诸多议案。局势危急，北平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议首批文物定于 1933 年 1 月 30 日起运，2 月 6 日第一批南迁文物踏上南迁之路。文物全部抵达上海清点，逐一审核登记。南京分院建立后，文物运至南京。卢沟桥事变后，文物分三路西迁。1945 年，文物集中运至重庆，并历时 2 年分批东归至南京。1947 年 " 翁宅会议 " 决定部分南迁文物分批迁台。南京解放后，解放军受命接收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保护南京文物。1950 年南迁文物北返，至 1958 年，除去台文物和部分留南京文物，南迁文物全部回到北京。

祝勇表示，在战争环境中，故宫文物的长期迁存对运输、包装、保存等条件都有极为严苛的考验。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易培基提早组织工作，评估哪些文物需要南迁，讨论并实验如何保护脆弱的文物免于损耗，如何包装物理性质极为不同的文物，如何在严密包装下运送体积、重量都极为巨大的文物等等，故宫人在此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努力。重返北京的文物几乎无一损毁、遗失，运往台湾的文物因气候潮湿等因素造成故宫文物南迁中的损失。祝勇表示，故宫文物南迁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也是整个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的、在战争中保护文物的一个奇迹。

现代快报 + 记者 张垚仟 / 文

（鼓楼区图书馆供图 编辑 范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