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西南绝大多数地区，都是以少数民族或土司治理为主。这片广袤的区域，被认为是未经中央王化的地方，故称"生地"。

明末以前，赤水河流域绝大多数地区，都属于"生地"。而今天的仁怀市城区一角，正处于"生地"与"熟地"的分界线上。

生界，它今天的准确地点，是指仁怀市鲁班街道的生界社区。

据《遵义军民府志•土官》等记载，明代以前，是播州属下的怀德长官司领地。后来，杨氏中衰，永宁土司趁机侵占了该地区，并在其南部设置了黎明镇，直到平播结束。

因宋代的仁怀县和元代古磁等处长官司，以及明代的唐朝坝长官司，都没有管辖到该区域，人们在很长的时间里，将这片地区叫做"生界"，意为"新划入的地方"。

这一地区，距赤水河下游的仁怀县城甚远。以至于，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县志中记载的明代最后一任仁怀知县雍缔，也认为县域过大，请求将仁怀县一分为，以二郎、安罗、李博上三里设威远县。下七里仍保留仁怀建制和名称，但应将县署迁往土城。

雍缔的构想，还未及呈文上报，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第三次攻占泸州，且崇祯上吊、清兵入关、李自成称帝，国家四分五裂、风雨飘摇，只得搁置。

于今天来说，生界已是仁怀县治变迁、城市的记忆，就像据传当年由怀德长官司长官种下的银杏树一样，是赤水河流域历史和文化的一个见证。

但历史上，像雍缔一样，提出将县治迁往今天仁怀城区却又未果的，还有清康熙年间的仁怀知县王炳。

他是改朝换代后，仁怀县的第三任知县。

王炳申请迁移仁怀县治到生界的理由是：生界虽系陆路，然小山环绕，势若星罗，人民之所聚，钱粮之所出，去府城三日，宜设县治于此。

这一年，是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

有资料说，这位祖籍山西的知县，仅仅在仁怀知县位置上呆了一年，就调任遵义县知县。不过，他在遵义县的板凳还没坐热，因为吴三桂云南起兵反清，兵锋指向遵义，他在大军围城、后援无继的情况下，吊着绳索从城墙上逃出来，跑回了老家，从此隐姓埋名，终老一生。

▲茅台酿造遗址

但有意思的是，尽管几次动议迁县治未果，仁怀县署仍在留园坝，但在清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开始，却在生界设立了仁怀县行署，借用宝峰寺（今水口寺）办公若干年之久。

在生界设立仁怀县行署，代替县治，是迫于无奈的选择。毕竟，当时仁怀县的地域过于宽广，县署在最北端，实不利于管理。同时，从政治角度考量，也存在诸多不利。

仁怀县治真正迁移到生界，则是在王炳之后半个世纪的事了。

清雍正八年（公元1720年），朝廷批准了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奏请：移贵州遵义府粮捕通判驻仁怀旧城，其仁怀县署改驻生界地方。

当然，作为雍正心腹的鄂尔泰写给皇帝的这份奏章，不仅仅是解决仁怀县治迁移问题。他的核心，是要解决西南土司的问题——"西南土司，虽依例输粮，其实占据私享者不止十数倍……自元迨明，代为边害"。

为解决这一棘手问题，鄂尔泰提出了系列治理方案，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是从四川省管辖的地域中，划出"四川遵义、桐梓、绥阳、仁怀四县，正安一州及遵义协官兵，俱隶贵州管辖"。按照《遵义府志》中记载："我朝雍正五年,割入黔疆北藩,始壮幅员,广袤二千里,田赋关税半全黔。"

这是当时全国比较重要的一次区划调整，奠定了今天云贵川渝的行政区域的基本框架。同时，也开启了仁怀县的发展新篇。

仁怀县署迁至生界一年后，知县陈齐襄又提出，要将县署前往今天的仁怀市中枢街道亭子坝。但真正开启新县城建设的，是清代仁怀县第十五任知县杜诠。

杜诠，云南马龙人，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任仁怀知县。据载，"十一年知县杜诠领帑项一万五千零八十两建城，至十三年新城就"。

仁怀新县城建有周长463丈、高1丈、厚5尺的城墙，设有朝阳、丰乐、文明、永安四门。城墙四门之上，均有木质斗拱式建筑。据称，城墙为石墩砌成，内充碎石。筑墙时，采用糯米浆和石灰勾缝。至上世五十年代，虽外墙石料多被拆走建房、修路，但城垣大部仍存，并成为很多城里孩子游玩之地。而当年修建城墙的采石场，疑为今日地名"石厂"处。

县城最早的街道，主要有东街、西街、南街、正街、庙街、营盘街。以"太初堂"为核心的建筑群，是当时的县署，据称为杜诠精通木工的同乡好友陈建明主持修建，后毁于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的战乱，改建后先后名曰"新德堂"、"双柏堂"。

据传，"太初堂"初建时，地下有一股泉水冒出，后用铁锅盖住，迫使其改道，方得以开工建设。建造时，又从生界宝峰寺运来少量泥土填入地基，以寓意前后县署承接相融。院内，还有一座"金星祠"。

亭子坝，从"太初堂"开始，作为仁怀县的最高行政机构驻地，除去县治迁移茅台镇的时间，见证了200余年风雨沧桑——

▲迁治亭子坝后的仁怀县城图

清咸丰四年（1854年），杨隆喜在桐梓县九坝起义，建立江汉政权。作为内应的狱卒杨金，不仅怂恿知县容保泰等人率兵出城，致其陷入重围被杀，还亲自控制城楼，迎接义军入城。之后，仁怀县改名新开县，杨金被委任为知县、大元帅，盘踞县城125天。

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至清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军多次转战仁怀，并与在县城周边与地方团练交战。

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茅台人唐兴和率领义军，攻打仁怀县城。而此时，仁怀正处于两任县令交接时，新任县令刘汝佑刚刚抵达，尚未接任，且与马钧意见不合，导致城门被破后，刘汝佑开门逃跑，而马钧战死。同年，从四川一路与号军交战至仁怀的新接任知县洪用勤，抵达仁怀后不久，又被号军赶出城近一月。第二年，因为强拆民房，导致民意沸腾后，被革职查办。

光绪二年（1876年），仁怀县城遭受火灾，自正街至南门、西门及北街、三官楼均被烧毁……

今天，200多年前这些建筑，大多已消逝。在仁怀市区仍能见到的鹿鸣塔，正是这一时期仅存的建筑。鹿鸣塔，作为建城之初的标志性建筑，原名文塔，为清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杜诠所建。后来，曾在道光年间补修。光绪五年（1897年），知县吴光銮为了让文塔与黉宫对应，乃筹资鸠工，将该塔拆迁至城南社稷坛废址，复原重建。动工之日，适闻鹿鸣，吴光銮谓"鹿鸣昭瑞"，因以为塔名。

仁怀县迁治后，在赤水河中下游地区，出现了两个以"仁怀"命名的行政机构，一个是由遵义府粮捕通判改设的仁怀直隶厅，治所在仁怀老县城，另一个就是迁治后的仁怀县，延续了近两百年。

直至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仁怀直隶厅改为"赤水县"。民国四年（1915年）改新设温水分县为习水县，将原属仁怀管辖的丁山、小溪、赤水、吼滩四里划归习水县管辖。同时又将遵义县管辖的大溪里划仁怀县管理，由此形成了仁怀、习水、赤水三县的基本行政格局。

（四）盐酒交织 催生新仁怀

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遵义知府于芳柱的请求，得到朝廷批准，即改遵义府粮捕通判为仁怀直隶厅，又名"仁怀直隶军民府"，直属于贵州省粮储道。

这个仁怀直隶厅，类似今天的经济特区。于芳柱的理由是"仁怀通判，远驻极边之赤水河，与川省之泸州、合江、叙永联界，原系五方杂处，率皆闽、广、楚、蜀之人，烧窑种靛，贸易期间……"

今天，我们再看于芳柱的这份奏章发现，其本意原是为了强化治安、提高行政能力，但字里行间，无不显露出仁怀旧城的繁华与活力。

再往回看，设立仁怀直隶厅这个"经济特区"，早在清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贵州总督张广泗就开始了布局。他奏请朝廷，将仁怀县所属的仁怀、河西、土城三里，划归遵义府驻仁怀旧城粮捕通判管辖，为后期的赤水河中下游地区全面繁盛，埋下伏笔。

张广泗，这位鄂尔泰的得力助手，但最终毁誉大小金川之乱的大清干臣，在今天的赤水河流域，仍为很多人所知，并时有提起——疏浚赤水河，形成了川盐入黔的重要口岸——仁岸。

▲贵州总督张广泗组织开修赤水河（葛镇亚提供）

赤水河两岸的交通，一直都是头痛的事情。明代正德年间状元杨慎，因为往返故里，多次经过赤水河流域，称两岸为"虎豹之林猿猱路"，"此水奔流似飞箭"。

从明代初期开始，朝廷为解决屯军粮草、在赤水河地区采取"纳米中盐"制度，土司为了贩运木材、茶叶、蓝靛、酒等土特产，对赤水河航道，曾经做过一次疏浚。但是，这些活动都集中均在下游地区，并未惠及仁怀旧城以上地区。

交通不便，也直接导致了不产盐的贵州"斗米斤盐"。清人"当其（盐）匮也。代之以狗椒。椒之性辛，辛以代咸，只逛夫舌耳"的文字，是对赤水河乃至整个贵州盐自匮乏的描述。

清代初期，赤水河仁怀境内通航条件不佳，不仅导致吃盐贵，更涉及到国家之安危。彼时，国家制造武器的铅、铸造钱币的铜，产地分别是贵州、云南。这些矿产，通过人力运输，成本巨大，而通过赤水河则会便利很多。《清继通考》卷五十二记载："滇铜黔铅每岁由陆路运输进京，节节皆崇山峻岭，乌道羊肠，驮运艰难，脚费浩大。"

这让张广泗产生了疏浚赤水河航道的念头。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张广泗召集手下人开会商议开通赤水河航道，改善这些大宗货物的运输条件，节省费用，利济民生，最后决定上疏朝廷借用闲款三万多两用作治河经费。

▲赤水河上拉船的纤夫

张广泗的奏疏说："若开修赤水河，盐船亦可通行，盐价立见半减。偶遇丰歉不济，川米可以运济，实为黔省无穷之利。"

第二年，清朝廷批准了张广泗的请奏意见，还拨付银子38640两用于疏浚河道。张广泗在凯里、威宁州、遵义县、镇远标选拔官员查勘地形、绘制地图，并命令遵义知府陈玉壂、大定知府王允浩、遵义府通判胡国英、凯里都司刘奇伟总负责，遴选办事人员20名，分段包干。疏浚河段为上游自天鼓岩起到新龙滩止，下游从盐井到鸡心摊。从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十一月初一开工，到第二年的闰三月初一通航，历时五个月。

这期间，仁怀有个名叫吴登举的人，听闻要疏浚航道，主动到县衙请缨，还写下血书，以一家老少18口性命担保，誓言："如获恩准，倘有背旨违令，依全家具结治罪。"

疏浚赤水河期间，吴登举沿河来往奔走，指挥凿石开滩，和大家露宿风餐，十分艰辛。乾隆十一年（1746年）三月，其工告成，二郎滩至"文公岩"一段终于通航。

张广泗视察"文公岩"险滩，见登举治河大功告成，亲至其家，欲"拟以官封"，登举婉言推辞，不食俸禄。张广泗乃题"忠耿过人"四字相赠。之后，人们为了纪念吴登举，将"文公岩"改名"吴公岩"。

▲吴公岩

河道疏浚完成，船只可以抵达今天的茅台镇。今天，一些文史研究者认为，公元1746年，可视为茅台——即"仁岸"的开埠之年。其时，茅台只是一个村落。

关于"茅台"地名的最早文字记载，是元末明初，据称出自安氏族谱。而在之前，这里还叫过"半边街"、"云鼓"等名字，到清代中期，还改称"益镇"。但是，人们最终还是习惯称之茅台。

赤水河航道打通，张广泗奏请朝廷，增拨仁岸盐引，使得茅台成为川盐入黔最重要的码头，承担了川盐入黔引额总额30%的转运量。

仁怀城郊，盐津河峡谷之上的怀阳洞，是川盐入黔的重要见证。航道疏浚后，在茅台起岸的川盐，其中一路经过此地，运往遵义等地。怀阳洞，也因此成为商旅、文人歇脚和游玩之处。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仁怀县令程正坤题写"怀阳洞"，铭刻于岩壁之上，由此形成了较大规模的摩崖石刻群。

▲怀阳洞

不过，赤水河航运也并非一路通畅。由于山势险峻，河水湍急，且两岸山石常崩塌阻塞航道，从四川运往茅台的盐船，在赤水河上至少要经过三次水陆驳接后方能抵达。因此，第一次疏浚后的赤水河航运能力，远不能满足商贾之需。

为了提升通航能力，清光绪四年（1878年），四川总督丁宝桢奏请朝廷，对赤水河航道进行第二次疏浚。据载，民工通过实验后，采取"先凿石穴，实以火药，灌水银，泥封留窍，置药线引火裂之"的办法，炸开礁石，耗时三年整治茅台至马桑坪35个险滩。

工程完工，赤水河交通运输条件大为改善，货运量一下子增加了不少，每年由赤水河运到茅台的盐大约650多万公斤。茅台镇因盐而兴旺，集聚了四川、贵州的大批盐商，逐渐形成一批盐号、商号，其中著名的四大盐号分别是永隆裕、永发祥、协兴隆、义盛隆。盐号、盐仓聚集的羊叉街，仓舍林立，又被人们称为"盐巷街"。

随着盐运兴起，伴随物资聚集和交流，茅台镇贩夫走卒聚集，来往者络绎不绝，一扫往日渔村的清冷，呈现出"蜀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的热闹景象，逐渐成为商业重镇。

▲古盐渡

盐商们的聚集，对酒的需求更加旺盛，刺激了酒业规模化发展，资本雄厚的盐商也开始涉足酒业。其中，较为有名的，就是盐商华联辉，他为了让母亲喝上年轻时熟悉的酒，在茅台镇买下酿酒作坊，请来老酒师酿酒，最后做成了新的大产业。此外，"天和号"等盐号的老板，也建了酒房，烤酒用于宴请客商。

因酒质好，客人饮后赞不绝口，茅台镇白酒名气由此传开。及至清道光初期，已有酒镇之气派，如诗人张国华描述"于今好酒在茅台，滇黔川湖客到来"，稍晚更是"茅台烧房不下二十家，所费山粮不下两万担"。、

"村店人声沸，茅台一宿过。家唯储酒卖，船只载盐多。矗矗青杠树，潺潺赤水河。明朝具舟楫，孤梦已烟波。"这是一首描述清代茅台镇的诗，很多人耳熟能详，作者是清代道光年间的陈熙晋。

陈熙晋，浙江义乌人，曾任仁怀直隶厅同知，清代藏书家、经史学家，研究骆宾王的著名学者，人称"西桥太守"、"鸿儒太守"。

这首诗，描绘记录了茅台镇上酒业兴盛、盐事繁忙的场面，还交代了两岸生态、交通背景。而今，这首诗词被人们以不同方式引用、演绎到不同场合，成为向世人展示茅台人文历史的重要篇目。

茅台镇的地位，由此奠定！茅台美酒之名，由此成就！

（五）千年古邑 酱香仁怀

清末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处于动荡和割裂之中。但是，作为川盐入黔的重要口岸功能仍在，且有了酒业加持，相对同时期的省内其它地方，思想要活跃许多，人们对新生事物的接受度较高。

早在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茅台镇就出现了首家股份合作的白酒烧房——县城三官楼石荣宵与家门好友，集资创办酒厂，并各取股东名号一字，命名"荣太和烧房"。

1915年，茅台酒参展万国博览，并上"一摔成名"，很快风靡全国，还成为逐渐成为民国初期贵州军政要员的交际礼品。尤其是周西成担任贵州省长后，曾令仁怀县长为省政府订购包销茅台酒，作为礼品送给当时国民政府和西南大员、官宦，使得茅台酒更受推崇，以致当时流行着"有官皆桐梓，无酒不茅台"之说。

现代商业模式，此时逐渐向仁怀的传统产业渗入。规模较大的成义、荣和、恒兴三家烧房，在上海、贵阳、遵义等地设立了销售点，并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推销茅台酒。同时，职业经理人开始出现在茅台镇的盐号、烧房，其中比较有名的如成义烧坊的赵致缄、罗相臣，荣和烧坊的龙德安、钱克纯、陈厚德，恒兴烧房的葛志诚、杨端五、韦岭等。

▲1947年7月，成义茅台酒销售发票

这一时期，刚刚经历过清末战火洗礼，满目疮痍的仁怀，仍处于军阀割据状态的仁怀县，每年都在更换县长，个别年份甚至一年之中要换两、三任县长。

稍晚，国民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官员贪腐、人心浮动、社会动荡、危局难挽。如民国三十四年（民国1945年），县长熊腾云被免职，离任前夕，县临时参议会议长竟然以全会议员名义，将县夫运大队运盐、运粮的提留经费100万元，赠送给熊腾飞。

民国时期，仁怀县官吏与地方士绅明争暗斗，严重掣肘地方经济、社会进步，也引发士绅和百姓不满。1935年初中央红军抵达仁怀时，尚未进城，商会会长曾荣章和药房行医人穆正，就号召城中百姓，家家户户门前插三角旗，以迎接红军，同时还邀约上百人，出南门燃放鞭炮恭迎红军进城。

据时任仁怀县立小学校校长的周梦生回忆，红军入城前一天，刚接替县长位置不久的刘聘侯，带着县政府大印，走小路经茅台，连夜逃往赤水县城，导致县政府约一个多月无人负责。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一个月后的11月18日，中共仁怀县委在黄平县旧州组建成立，组织明确由杨用信担任县委书记，潘广乾担任县委委员，耿唤民担任组织部长。同年12月21日，县委率独立大队进驻仁怀县城，潘广乾任县人民政府县长（后于1951年接替杨用信担任县委书记）。

新政权建立后，迅速投入到剿匪平乱、土改等和恢复社会秩序、经济生产工作中。其中，代表性的事件，是在1951年至1952年期间，通过购买、接管等方式，将成义、荣和、恒兴三家酒厂住建为贵州省专卖公司仁怀茅台酒厂，召回技师和工人，恢复生产。至1951年底，全县白酒产量达到364.63吨；1956年，茅台酒开始出口，当年出口量14吨。此外，粮食产量1953年达到72820吨，比1949年增加25720吨。

同时，由于先后建成了多条公路，茅台镇作为川盐入黔码头的功能，逐渐失去。但是，因盐运而兴盛的白酒产业，成为仁怀新的经济支撑，越发显眼，发展越来越快。

1965年，以茅台酒为代表的仁怀传统工艺白酒，定名为酱香型白酒；

1995年，经国务院批准，仁怀撤县设市；

2001年，茅台酒产量突破万吨；

2007年，遵义白蜡坎至茅台高速公路建成通车；

2013年，"仁怀酱香酒"成为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2017年，茅台机场建成通航；

2019年，仁怀市实现"双千亿"；

2021年，获授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称号。

茅台镇下游，赤水河边的荣昌坝，是仁怀白酒产业新的聚集区，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十大名酒、十大推荐酒，有近一半产于该地，这使得该地区成为继茅台镇后，又一受到行业高度关注的区域。

荣昌坝，是赤水河两岸开发较早地区。大量文物证明，该地区最迟在汉代就已有了较高程度的开发，沿河地带可能出现了商业化酿酒坊。

宋代，仁怀设县。之后的元代，但为更好管辖区内，还在上游的石粉栅、罗家、永安等处设置了军民长官司，隶属土播州土司，采取世袭制管理。而长官司，是一种地方行政机构名称，类似于今天的特区，或国家设置的过渡性地方行政机构。

石粉栅在哪里？上世纪，在荣昌坝出土的两座奢华宋墓镇墓券文字，分别载明安葬地点："大宋夔路州播州石粉栅"、"夔州路南平军系川城北锦堡石粉栅"。

石粉栅，即今天的荣昌坝。这也是今日仁怀地域内，最早设立行政机构的地方。荣昌坝宋墓中出土的飞仙石刻，似乎是700多年前的人们，为今天仁怀酒业兴盛留下的注脚——

千年古邑，酱香仁怀！

来源：酱香仁怀

编辑 曾黎 /编审 邓文盈 /签发 蒲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