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里 "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 的人文理想，《岳阳楼记》中 "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 的大任担当，亦或是陆游 " 家祭无忘告乃翁 " 的忠诚执着 …… 都是公知作家的家国情怀由衷表达。

顾炎武曾说 "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任 "，范仲淹也讲 "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作为社会中的每一员，都应该为国家或民族的兴旺献计出力，将个人之梦融入到民族的复兴之中。

" 家国情怀 " 不是要抛弃小家，忘亲背祖，而是要推己及人，由 " 家 " 到 " 国 "，都捧出一颗爱心来。

家国情怀从来都不只是摄人心魄的文学书写和伪君子们的振臂空喊，更是一个人内心之中的精神归属。那种与国家民族休戚与共的壮怀，那种以百姓之心为心、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就来自那个叫做 " 家 " 的人生开始的地方。

无小家，何来国家？涓涓之小家，汇成泱泱之大国。一个连家庭和家人都不爱的人，空谈爱国，说服力顿失。基于此，可以说，" 方方日记之争 " 中的挺与怼的双方，均不值得去站队从流了。

方方日记的确不见《岳阳楼记》的豪迈，也少了顾炎武之天下。并且，她的日记写于封城之初那个特殊的时间背景下，多见灾难、无助和人命的哀嚎。亲历封城中的武汉人，对当初那种惨状，永生难忘，不断扩散的疫情，就如目睹泛滥的洪水，淹进你住的小区、淹进了你住的三楼、淹到你的客厅，你在盘坐在沙发上呼救，而救援队基本处在 24 小时忙不过来的状态 ……

一方面是对疫情的恐惧，一方面又是对漫天的传言真假难辨，在这种特定背景下，不论是公知人物方方，还是普通市民，其情绪难免受到诸多因素的干扰，让人的意识偏离客观性原则。

所以，方方的第一错，就是不应用 " 日记体 " 这种纪实体裁，去写疫情之初的特殊时段的灾难，即使是一位资深的调查记者，稍有不慎，也会偏离 " 百分百 " 的真实和客观，很难保准就有 " 怼方 " 所期望的家国情怀。文学是作家的专长，调查是记者的专长，公知人物的言论应当具有无可争议的公信度，既然是纪实体，人们就会用对记者新闻作品的要求，去丈量作家的文学作品。

方方日记在第一阶段深受国内众多粉丝推崇，因为她所展现的是个体悲情的细节，基于对一个个小家命运的高度关注。第二个阶段又颇受西方国家欢迎，她本人上了《纽约时报》头版。客观地讲，方方的公知度是不需要这种流量的，她被长期的仇华势力所利用了。

方方的第二错应当在于只写了封城初期那一个失控的片段。事实上，随着中央指导组的入驻、武汉 " 抗疫总司令 " 的调整，实施小区封闭、方舱医院开建、全员核酸检测等一系列前无古人的举措，她日记中那些失控的局面很快得到了改观。但是，就在武汉抗疫扭转被动局面之际，她的封城日记封笔了。任何历史事件都有一个完整的链条，只记录其中一个很的小节点和片段，难免就有片面之处。

所以，方方是应当写写《开城日记》的。如果方方写写今天的武汉抗疫，她会是一种什么心情呢？过去那种苦苦等待核酸检测救命的场景没有了，那种病危在走道而一床难求的局面没有了，想必这恰恰是方方日记想要促成的新局面，而当这样的新局面出现时，她的精力却陷于了怼与互怼的纷争之中，没能将这种新局面以公知的力量传播给世人。

故此，不论是谁，只写封城日记，而不写开城日记，都只可能是片面的。就如云南昭通地震，你写了有人被压山石下了，总得写写他们是否获救了吧。

方方掉粉始于日记在境外出版，海量粉丝由初期的铁粉倒戈，开始怼方方。很难说方方第三错就是日记在海外出版，因为她的日记想在国内出版，恐怕也难拿到书号。但日记出版后，定价不菲，英文版 21.99 美元，德文版 25 欧元，发行量有多大，至今是个谜。

方方封城日记中，充满对许多疫灾家庭的同情和悲怆，其善意是不可否认的。对这些家庭，有网民曾无端要求年过六旬的方方去做志愿者，这是一种不善！值此，方方完全可以捐出部分日记发行所得，援助一下那些严重困难的疫灾之家。

以无言，胜有声，方是最好的回应，没必要怼下去，影响创作情绪。

一家之言，一孔之见，一芥之视野，力求跳出怼与挺之方阵，尚不知文如愿否，请方方海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