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月 18 日 " 国际博物馆日 " 来临前，中国博物馆协会对第五批全国博物馆定级评估一级博物馆评估结果进行公示，贵州省地质博物馆入选。在第一批至第四批全国博物馆定级评估中，贵州已有四家博物馆先后被核定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分别是：遵义会议纪念馆、贵州省博物馆、贵州省民族博物馆、四渡赤水纪念馆。这五座国家一级博物馆，成为呈现多彩贵州文化的 " 文化窗口 " 和 " 文化会客厅 "。

按贵州省博物馆联盟提供的数据：目前我省有博物馆 160 余家，" 十四五 " 期间计划达到 200 家。这些博物馆，共同馆藏着 " 文化千岛 " 的多彩贵州。

" 舶来品 " 的入黔合流之路

" 作为通过实物的展示激发思想的公共场域，博物馆的概念与实践，乃舶来品。" 据贵州省博物馆馆长李飞的梳理，" 博物馆 " 一词在 19 世纪中叶前后初现于中文文献；中国的博物馆肇兴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一般认为 1905 年由实业家张謇创办的南通博物苑是中国人自建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馆。

江海交汇处的南通，在近代史上有十个 " 全国第一 "，因而被誉为 " 中国近代第一城 "，" 博物馆 " 无疑是近代化吹来的风声之一。那时不沿海、不沿边、不沿江的山国贵州，依旧是 " 三野之地 " 的模样：一 " 野 " 乃 " 朝野 " 之 " 野 "，黔地远离国家政治中心；二 " 野 " 乃 " 文野 " 之野，黔地远离华夏文化中心；三 " 野 " 乃 " 荒野 " 之 " 野 "，黔地远离国家经济中心。但 " 博物馆 " 的风吹到黔地时，并没有太晚。

" 贵州博物馆事业的肇端，始于 1909 年至 1910 年之间。" 贵州省博物馆研究员胡进先生的这一论断，源自贵州巡抚庞鸿书上书朝廷的一封奏折，奏疏上奏请在黔地设立 " 劝工陈列所 "。该机构由由政府主导筹办，" 罗列货品，以资研究 " 并向公众开放，其性质与博物馆已很接近。" 劝工陈列所 " 在贵州是否落地实施，尚没有充分证据，但胡进认为，" 但即使作为博物馆准备时期的一种导向，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在胡进先生的研究里，贵州的博物馆事业于抗日战争时期正式萌发。当时西南五省成为抗战大后方，贵州贵阳 " 握五省交通之枢纽 "，许多机关、厂矿、学校迁黔地，流寓贵阳以及借道贵阳前往他省的文化人颇多，其中更不乏广为人知的文化名人。其中客籍的名单有文学家茅盾、巴金、叶圣陶、冰心、闻一多、施蛰存、张恨水、熊佛西、端木蕻良，艺术家丰子恺、叶浅予、徐悲鸿、厐熏琹、关山月、黄尧、董希文；本籍的有陈恒安、蹇先艾、谢六逸。这一名单可以拉得很长很长。他们的存在促进了贵州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博物馆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标志，也正式应运破土而出。

△贵州省博物馆筹委会 1953 年知照函

破土萌发的地点，在当时贵阳的棉花街（今科学路）。据贵州省档案馆编纂的《贵州社会组织概览 1911-1949》一书记载：1941 年 10 月 10 日，" 贵州省立科技馆 " 正式开放，进行科学普及教育宣传，陈列并介绍各种标本及模型，并在艰苦的环境下，开创性采取展览会、科学巡回施教车、通俗科学知识讲演等方式积极开展科学普及与民众科学教育工作。1944 年，著名学者李约瑟受邀来馆做学术报告，评价该馆的展览 " 是我见到的展览中最好的 "；同在 1941 年，馆址选定在省立科学馆旁的贵州物产陈列馆正式开馆，用于征集本省物产陈列展览，供社会人士观摩研究，谋其产品之改良发展。值得一提的是，于 1937 年正式开馆的 " 贵州省立图书馆 "，也同处于棉花街上。

贵州的博物馆，最早以 " 科技馆 " 的面目正式出现。对此，李飞馆长有个解读：民国初期，" 德先生 " 和 " 赛先生 " 口号的提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以 " 唤起民众 " 为宗旨的民众科学教育成为当时社会教育的重心，各类科学馆应运而生。

当时，中国新闻学教育开拓者、贵阳人谢六逸先生身在故乡，他招待远到而来的客人时，常去三个地方即贵州省立图书馆、贵州物产陈列馆和贵州省立科学馆。按照他的说法，在 " 科学馆 "" 物产馆 "" 图书馆 " 之间招待客人，可以趁机宣扬贵阳。但他觉得这还不够。1942 年，谢先生颇为遗憾地说，贵阳尚缺少一座艺术馆：" 我主张‘艺术有用’，如其一个地方的艺术空气衰颓不振，势将无法拯救国民道德的沦落。" 于是，谢先生贵阳各大报刊撰文倡导新建。1943 年，贵州省立艺术馆在棉花街落成，陈恒安先生任首任馆长，馆内收藏一批青铜器、书画、拓片等。1944 年 4 月，" 故宫书画展 " 在省立艺术馆开展，展出故宫书画作品 170 件，这 " 不仅是贵州的一大文化盛事，也是抗战期间的一大奇迹 "。

至此，棉花街上的贵州省立图书馆、贵州物产陈列馆、贵州省立科学馆和贵州省立艺术馆，成为当时贵阳的四大文化地标。

" 当时，贵州省立科学馆和贵州省立艺术馆在同一大院内办公。" 李飞馆长说，后来的贵州省博物馆的历史大事记显示，省博的历史恰可向前追溯到民国时期创建的省立科学馆和艺术馆。

换言之，民国年间的贵州省立科学馆和贵州省立艺术馆应，是 1953 年筹建的贵州省博物馆的两个源头：1953 年 1 月 1 日，贵州省博物馆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由原科学馆副馆长熊其仁担任主任。不久，陈恒安亦调任。值得一提的是，陈恒安先生题写了 " 贵州省博物馆 " 的馆名并沿用至今。与此同时，科学馆的档案、家具等由博物馆筹委会接收，科普器材、模型、标本、图书等按其性质，分别移交博物馆及省科普协会，原文物保管室（1951 年成立，负责文物的整理、登记与保管）的人员及全部文物、图书亦并入博物馆筹委会，这其中也包括省立艺术馆的收藏。

" 人与物的源流如此巧合而清晰。" 李飞馆长说，二源合流，也塑造了贵州省博物馆兼顾自然与人文的综合性特征，是名副其实的 " 博 "。

" 博物馆 " 之相与 " 文物考古" 之心

相由心生。贵州各博物馆的 " 相 "，是由藏品的 " 心 " 所生的，而 " 文物考古 " 可谓是重要藏品的最大源头。" 博物馆 " 和 " 文物考古 " 一道，组成了 " 文博 " 这枚 " 硬币 " 的两面。所不同的是，博物馆在厅堂上直面受众，属于阳面；文物考古在荒野中直面历史，属于阴面。

站在贵州文物考古的角度上，可以更好的了解贵州的博物馆。

贵州考古与新中国同步，此前黔地无考古，亦无专门考古机构。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五年，当时的文化部文物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四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建国以后的第一批考古专业人才即由此走出，贵州考古界的先驱陈默溪、罗会仁等诸先生包含在内。

贵州考古经过近七十年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李飞馆长是考古专业出身，曾任贵州省文物考古所副所长。他说，贵州考古的特色即 " 上山，下河，进洞，入世，洗脑 "。

上山：从商周到战国秦汉，到宋元明清的一大批山地遗址被发现并深入研究，书写了山地文明的绚烂篇章。下河：各大河流考古学文化的全面发掘与系统梳理，彰显河流在贵州历史上文化大通道的意义，这里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入洞：特殊地理环境所造就的天然溶洞，是史前先民栖身的不二之选，也是不同历史时期人群居住乃至永远长眠的理想之地。约五百处史前洞穴遗址的发现，反映贵州自距今约三十万年以来人类活动的足迹，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唐宋以后乃至今日还存在的洞葬习俗，构成了贵州生态文明的一道奇观，也是考古研究的重要对象。入世：考古发现与研究，不再是考古人的自娱自乐，而是积极与地方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建设结合起来，相关成果在现场或博物馆得以及时展示，甚或建立遗址博物馆，实现与公众共享。洗脑：贵州有人类居住的历史超过三十万年，但有文献可查的历史不超过两千年。考古发现改变了人们对贵州这块热土的既有认知，改变了人们的思想，从而提升了贵州人的文化自信。

" 贵州考古走出了一条贵州特色的专题考古之路，即夜郎考古、史前洞穴考古、民族考古、土司考古等。"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周必素研究员说。事实上，贵州考古人在这几方面已然或正在树立中国考古的 " 贵州范式 "。在很长一段时间，贵州考古的重心都围绕着夜郎问题展开，两次获年度 "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贵州史前洞穴考古，则四获 "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播州杨氏土司考古成果两获年度 "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夺得 " 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 "，并获三项国家社科基金支持，直接带动土司考古成为中国考古的一大研究热点 ……

历年来，贵州荣获了八项 "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考古地分布在贵阳、遵义、毕节、六盘水等地，且类型丰富、历史跨度大，不乏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商代至西周、战国秦汉、宋元明等多个时期的考古发现。它们就这样分布在全省各地的博物馆中，参与塑造当地的历史文化面貌。

△安特生著、乐森璕译《甘肃考古记》

当然，从中国考古百年的发展脉络上看，站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开端的，是一批地质学家。一九二一年，时任中国政府矿政顾问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携留美归国的地质学家袁复礼等五名助手，在黄河岸边的小村落仰韶发掘出土了一批彩陶和石器，结束了 " 中国无石器时代 " 的历史。一九二三年，安特生在发表的《中华远古之时代》一文中报告其发现与研究。按照考古惯例，以首次发现地仰韶村将其命名为 " 仰韶文化 "。这是中国出现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名称。安特生由地质学家转身为 " 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山人 "；名不见经传的 " 仰韶 " 成为中国考古的开端与圣地。

安特生在认为仰韶文化为中国远古文化的同时，还提出了以彩陶为代表的 " 仰韶文化西来 " 的假说。为验证他的假说，需找到西方文化向东方传播的孔道。一九二三年至次年，他在中国甘肃和青海进行广泛的调查和试掘，成果英文写作的《甘肃考古记》。《甘肃考古记》原刊于一九二五年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印行的《地质学报》甲种第五号，中文译本的译介者为黔籍地质学家乐森璕。

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与地质学有着直系血缘关系。据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张合荣研究员介绍，考古学起源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借鉴了地质学的 " 地层学 " 理论以及古生物学的 " 分类学 " 理论，" 仰韶文化 " 的发现与命名，即是考古学在华夏大地上的第一次应用。

贵州这片大地，历来也是地质学家的乐园。作为古生物的发源地之一，贵州的地层中蕴含着各个时代丰富的古生物化石，被誉为 " 了解和研究地球生命发展演化史的宝库 "。同时，贵州喀斯特地形发育，又被称为 " 沉积岩王国 "" 喀斯特王国 "。黔地也因此成为李四光、丁道衡、乐森璕、罗绳武等地质学大师，以及诸多地质学人挥洒青春和热血的地方。他们所为之付出的心血，我们可以在贵州地质博物馆中感知到。

红色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博物馆转化运用

2023 年我省正式启动的 " 四大文化工程 "，聚焦于红色文化、阳明文化、民族文化、屯堡文化的转化运用。实则早有相应的博物馆，在讲述红色文化、民族文化的故事。

" 百年党史，长征最难。"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李俊教授长期从事红军文化研究，他说，红军长征时间最长、空间最广、发生重大事件最多的省份是贵州。全省 88 个县市区中有 68 个留，下红军活动的足迹，其中攻占县城 35 座；红军在贵州建立了三个根据地：黔东革命根据地、黔北革命根据地、黔西北革命根据地；红军组织工农武装，开展土地革命，又经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先后有约 2 万名贵州各族弟子参加红军队伍，使贵州有了 " 本土红军 "，得以名副其实的与江西、湖南、四川并称为中国四个 " 红军文化大省 "。

二万五千里，这是红军长征的里程数。如果将红军长征的行程在中国地图上标划出来，会发现这是一条曲折向西的艰难而悲壮的行军路线，作家魏巍称之为 " 地球的红飘带 "；如果仔细观察这条 " 红飘带 "，会发现它在贵州最为纵横交织、百转千回，像一团 " 乱麻 " 在赤水河两岸绕来绕去，直至再次南渡乌江、兵临贵阳、调敌离滇——红军最终在贵州编制成了一个苦难辉煌的红色 " 中国结 "。后来的《长征组歌》描述了这段惊心动魄的革命历程：" 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和四渡赤水纪念馆，我们可以看到付出心血的革命领袖、付出生命的革命先烈，是如何将一团 " 乱麻 " 编织为 " 中国结 " 的。

而贵州省民族博物馆所 " 讲述 " 的，则是贵州民族文化的多彩与活态。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境内有十七个世居少数民族，民族内部各个支系的文化面貌不尽相同，呈现出个性彰显而丰富异常的多样性，黔地由此被认为是民族文物资源大省。

历任贵州省博物馆馆长、中国文物学会民族民俗文物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的吴正光先生，将我省民族文化称之为 " 黔山遗珍 "。1963 年从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毕业后，一直在贵州省文化部门工作，接触到的 " 黔山遗珍 " 的方方面面，如民族服装、节日集会、传统村落、乡土建筑、传统工艺、风土民情等等，深感贵州地方民族特色的突出。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民族文物数量众多、千姿百态，作为多元文化载体，各类民族文物相对集中，个性文化特征明显。且民族文物内涵丰富，外延广博，艺术性、历史性之外，具有强烈的文化性。以苗族刺绣为例，其纹样、图案所具有的叙事性令人叫绝，涉及宗教、历史、婚姻等诸方面，成为解读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教科书。这些是包括贵州省民族博物馆在内，诸多省内博物馆馆藏文物的特色和优势所在。

郑文丰

编辑 王欣 /编审 李枫 /签发 蒲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