寨峁遗址

地为纸、天为砚，历史的笔触和先人的智慧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书写出一幅不可复制的文明长卷。寨峁遗址记录着新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生产工具，乃至社会结构与文化习俗。每一处遗迹，每一件遗存，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诉说着先民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

这里，没有喧嚣的风声，只有岁月轻轻拂过，留下一道道时间的纹理；这里，没有震耳欲聋的轰鸣，只有历史的低吟，如同悠扬的旋律，回荡在每一个探寻者的心田。文明的印记凝固在这里，展现着远古的文明篇章。

寨峁遗址位于神木市店塔镇寨峁村，座落在窟野河与其支系—考考乌素河交汇处的三角形阶地上，其东临窟野河，西、南两面则被考考乌素河环绕。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赋予了遗址天然的防御优势。阶地三面环水，且东、西、南三面皆是陡峭的石崖，高出河床百米有余，形成了天然的屏障。

地势南低北高，起伏不大，整体较为平坦，这为古人的聚居与耕作提供了便利条件。然而，身处毛乌素沙漠与黄土高原丘陵山地交界地带，寨峁遗址周围的环境却显得颇为严酷。干旱的气候、稀疏的植被，构成了一幅荒凉的景象，也考验着古人生存的智慧与勇气。

寨峁遗址东西宽约 250 米，南北长约 700 米，总面积达到 17 万余平方米。如此庞大的规模，足以彰显出其在古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遗址内，一道东西走向的石墙将整个区域划分成南北两大部分，仿佛是古人对空间规划的原始尝试，亦或是某种仪式性的分割，留给后人无限遐想。

石墙以北，文化堆积层薄，面积较小，似乎并未承担过繁重的生活功能；而石墙之南，则是另一番景象。这里地势开阔平坦，文化堆积深厚，最深处可达 3 米左右，显然是遗址的核心区域，也是古代居民生活与活动的中心。这一差异化的布局，不仅体现了古人在空间利用上的智慧，也反映了社会结构与功能分区的初步形成。

1986 年的偶然发现，揭开了寨峁遗址神秘的面纱。随后的数年间，尤其是 1991 年和 1993 年的试掘与正式发掘，更是为世人揭示了一个被遗忘的文明角落。考古工作者在遗址南部的 A、C 两个区域，以及 B、D 区的两条探沟中，发现了众多珍贵的遗迹与遗物。

遗址的文化堆积可分为五层，涵盖了从耕土层到原生土的多个时期。第一层为耕土层，含有残陶片和瓷片；第二至第五层为文化层，出土了丰富的篮纹、绳纹陶片，器类包括鬲、敛口罐、斝、盉、三足瓮等。遗址的遗迹可分为三期文化遗存，第一期遗迹包括半圆形半地穴式房址、窖穴、灰坑和墓葬；第二期遗迹有石块围墙房子、半地穴式房址、窖穴、灰坑和墓葬；第三期遗迹仅发现墓葬，为长方形竖穴浅土坑墓。

房址、窑穴、墓葬，如同远古生活的缩影，等待着被重新唤醒。而那些出土的遗物，陶器、石器、骨器，每一件都承载着先民的智慧与情感，是新石器时代文明的鲜活见证。尤为引人瞩目的是，遗址出土的典型器物如矮领双鋬鬲、单把鬲、敛口罐、三足盉等，与内蒙朱开沟一段遗存、大口二期遗存类似，蕴含有当时的气候、植被等古环境信息，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不仅展示了古人精湛的制陶技艺，更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生活习俗与审美追求。

丰富的文物遗存穿越时空的隧道，勾勒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古代生活图景。这些出土的文物不仅映射出当时居民的日常生活风貌，包括食物的储存、手工艺的制作、丧葬的习俗等，同时也展现了他们对美的追求和创造力。特别是陶器上的纹饰、石器的精细加工技术，以及骨器的精致雕刻，都彰显了古代工匠的智慧和匠心独运。遗址中的石墙和出土文物揭示了当时的建筑艺术和审美观念，具有极高的艺术鉴赏价值。2003 年，寨峁遗址被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寨峁遗址，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古代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认知，也为研究这一地区乃至更广泛区域内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提供了宝贵资料。

来源 / 榆林文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