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关峰,男,河南夏邑人，文学博士,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原文刊登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29-36页。

摘 要

《暂坐》最引人注意的变化是对女性群像的形塑。作为有意味的观照,女性书写隐含了纠偏和制衡的文学理想。《暂坐》敞开了女性与日常生活相互激发的生产性空间。独立小楼则是对日常生活和精神殿堂(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实物展示。海若伦理化日常生活实践有传统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古为今用和推陈出新问题。伊娃的异国外来者或闯入者身份意在重建日常生活失序或混乱后的平衡,隐喻了中国与世界的密切关系。贾平凹有意在日常生活维度上重新描述现实主义的新变,而印象主义则被内化为"团块结构"和"写意"。《暂坐》在近十年的背景下提供了理解新时代日常生活意义的可能性。以菩萨型女性和悲剧性结局为骨架,贾平凹拓展和深化了日常生活诗学。

关 键 词

贾平凹；《暂坐》；日常生活诗学

在题为《怎么写》的"夜记"体文中,鲁迅曾提醒世人,创作乃是"个人的造作",而"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1］(P23)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新作《暂坐》就是"她们在写我"［2］(P118) ,或者说是"在社会的、时代的集体意识里又还原一个贾平凹"［3］(P524) 的"造作"。体现在小说中,就是诸如"寻对象呀,寻来寻去,其实都是寻自己" ①(羿光语)和"交朋友不也是交自己"(希立水语)似的告白。这样看来,不论是写什么,还是怎么写,其实都是作家处境和思想的反映,是作家日常生活的折射和投影。看得出,《暂坐》延续了贾平凹历来长篇小说的写法。借用《白夜》后记中的说法,就是"开始的时候或许在说米面,天亮之前说话该结束了,或许已说到了二爷的那个毡帽",酷似"平平常常"和"自自然然"［4］(P288-289) 的生活流。不过,需要辩明的是,贾平凹的"日常生活"绝非鲁迅所讽刺的那种"和不创作是很少区别的"［5］(P203)《新月》风,也不同于"气是内敛的,往回收的"［6］(P195) 废名式"有意低徊,顾影自怜"［7］(P252),而是与"意义、哲理和诗性"［2］ ("虚"、意象)融合起来的"实"或物象。所谓以实写虚,则是对过去现实主义创作中贬低日常生活态度的反拨和纠正。

"西京十一块玉":迷茫与挣扎

与此前所有17部长篇小说(《我是农民》有时也被视为长篇小说)相比,《暂坐》最引人注意的变化是对女性群像的形塑。本来贾平凹长篇小说中并不缺少性别景观,但像这样"簇集"(constellation)或汇集的现象却不多见。《废都》也许是唯一的例外,可以列举的就有唐宛儿、柳月、阿灿、景雪荫、汪希眠的老婆、牛月清等不下十人。不过,明显不同的是,《暂坐》中的女性不仅在数量上更多,而且角色和身份意识也更强。现在看来,《废都》中的性描写之所以成为诟病的对象,除了伦理道德的敏感因素外,很大程度上是由对女性介入方式和态度的处理所致。换句话说,女性被在传统的意义上描写,缺乏现代合法性身份的认证。庄之蝶与不同女性的关系仅在身体解放的层面上提供了朝向自觉的可能,对更进一步的女性独立而言,显然是不够的。由此,庄之蝶出走的悲剧性结局也是水到渠成的。就像出嫁前夜,"偏放更亮的光芒"的柳月所述:"是你把我、把唐宛儿都创造成了一个新人,使我们产生了新生活的勇气和自信,但你最后却又把我们毁灭了!而你在毁灭我们的过程中,你也毁灭了你,毁灭了你的形象和声誉,毁灭了大姐和这个家!"女人被启蒙,命运也被决定,但却不能被真正救赎。差不多三十年后,庄之蝶的难题还在,羿光却依然无能为力。发生较大变化的是,女性远非二十多年前的面貌可比,经济独立的她们一改从前的依附地位,几乎每人都做了老板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小说的第六部分非常重要,不仅第一次集中展示了众姊妹相,而且还安排羿光和众姊妹促成对话的动力和张力。特别是围坐圆桌喝茶的情景,宣示了女性主体的发达和强大。当小唐介绍的"月光美人"茶引起好奇、吊足了大家的胃口时,大姐大海若却表示:"不要喝统一茶,这些人个性各异,口味难调。"姊妹之一的向其语更补充道:"喝一样的茶了,那只是一种人,而我们是每个自己。"不消说,结果是各取所需,人都不同。这一场景充分表明了女性独立精神的壮大和自主意识的增强,就像她们都是独身,因而挣脱了性的枷锁,获得了身体自由一样。

那么,经济独立的女性是否能够精神独立,就像壁画中的"飞天"呢?女性又是否能够取代男性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呢?事实显然并不乐观。被羿光称为"西京十一块玉"的每一位女性几乎都无力摆脱困境:模特夏自花罹病(白血病)死去;画家冯迎遭受家暴,后空难殒身;同性恋人司一楠和徐栖与市书画研究会的范伯生爆发冲突;应丽后和严念初因贷款纠纷互相敌视;陆以可和向其语生意上的不顺;伊娃的离去等都揭示了源自生活深处的无奈和挣扎。对此,羿光表示,她们所处的社会仍然是男权的社会,据此怀疑她们"就真的自由自在啦,精神独立啦"?并提醒"升高了想着还要再升高,翅膀真的大吗?地球没有吸引力了吗"?最终断言:"你们不是飞天,飞不了天的。"确实,看似解放了的她们实则仍受牵制,做医疗器材生意的严念初与芙蓉路口腔医院的王院长的交易就是明证。不过,就像《高老庄》中的西夏,《秦腔》中的白雪,《带灯》中的同名女主人公和《山本》中的陆菊人等被视为菩萨一样,"西京十一块玉"也都有她们各自的善心和玉洁。贾平凹曾将自己作品中的女性分为传统与现代两大类型。对"十一块玉"而言,就更多传统或善良的天性,与以雾霾为象征的环境污染形成对照,表达了生命与人性中的坚守之美。举凡轮流照顾病中的夏自花;应丽后的主动终止与讨债公司的合约;众姊妹的抱团取暖等都是心灵的共鸣,就像文末"呐喊"的秦腔一样,呼应了精神的吁求。作为有意味的观照,女性书写隐含了纠偏和制衡的文学理想,也在日常生活诗学的意义上寓示了繁富而细密的审美理想。如果说以"三红一创"为代表的红色经典大都以男性为载体来抒发豪放雄壮的革命激情的话,那么九十年代以来的女性再发现则返照了日常生活时代的面影。放大范围来看,西方日常生活文化理论的一条重要线索就是对女性与日常生活关系的阐发。著名范例如超现实主义代表作之一的《娜佳》,就"描绘出一个非常含糊不定的日常(日常既是奇迹般的,又显得愚蠢可笑),并且通过女性气质来为之塑形"［8］(P93)。他如列斐伏尔的"一名妇女买一磅糖",也把日常生活"放置到一个批判性的交叉学科的框架当中",揭示了"各种关系的总体性"［8］(P237-238)。反观《暂坐》,茶庄女性群落也关联了中国与世界、过去与现在、家庭与社会、城市与乡村,构筑了精密而结实的日常生活堡垒。

作者曾在后记的结尾自述"困扰",发问"这些女人是最会恋爱的,为什么她们都是不结婚或离异后不再结婚?"［2］实际上,"最会恋爱"与"不结婚"或"不再结婚"的矛盾已在文本中得到了诠释。概而言之,就是因经济独立而来的精神能量的释放。这种能量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日常生活的传统形式(婚姻)再也不能够容纳了。最典型的例子是未婚的陆以可的"恋父情结"。作为武汉人,几经漂泊的陆以可最终选择西京作为栖身之地,连成都小叔的设计公司副总经理诱惑也不为所动。究其原因,就在作为精神和意义象征的"父亲"符码。不论是在西涝里柿树下的再生人修鞋匠,还是走路时一斜一斜的肩头,眼睛的忧郁和长相上都与父亲"一模一样"的夏自花的情人曾姓男人,都提醒她与这座城市的深刻因缘。难怪面对应丽后的假设——"如果让你现在回去二十年,你愿意不?"陆以可举手表示赞同。当然,各不相同的选择背后都有基于现实的考量。拿唯一希望再婚的希立水来说,事前打听的详细和考究与在茶庄的调侃和戏谑简直判若两人。对待男友截然相反的谨慎和洒脱态度既展现了经济独立后的女性复杂的婚姻观,也表现了希立水建立在日常生活基础之上的精神气度。其他如虞本温对西京老照片的喜爱，向其语的心直口快，司一楠的打抱不平，等等,都在个性中管窥了共性,在一己中推断出关系。贾平凹提倡阐释生活经验的长篇小说写法,《暂坐》同样不以故事为中心,而是关系:"铺设了十多个女子的关系,她们各自的关系,和他人的关系,相互间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在关系的脉络里寻找着自己的身份和位置。"［2］这一表述再次强调了此前《〈老生〉后记》中所说的"生活就是关系"及"表达生活当然就要写关系"的观点。可以联想的是,上述"一名妇女买一磅糖"就暗含了各种关系,诸如"这个女人的生活、生平经历、她的职业、她的家庭、她的阶级成分、她的家庭预算、她的饮食习惯、她怎么花钱、她的观点和观念、市场状况,等等",一句话,可以"大体把握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国家及其历史"［8］(P237-238)。《暂坐》在差不多二十位的女性关系中还原日常生活真实,厚描了当代日常生活的深邃和博大,也敞开了女性与日常生活相互激发的生产性空间。

海若与菩萨型女性

《暂坐》中的女性大体上可分四类:一是仿佛海上灯塔的海若;二是包括夏自花、陆以可、希立水、虞本温、司一楠、徐栖、应丽后、向其语、严念初、冯迎和伊娃在内的"西京十一块玉";三是好像第二个徐栖,接受海若赠送团扇的辛起和茶庄二老板小唐(唐茵茵)、小苏、小甄、小方和张嫂;四是夏自花娘(老太太)、房东大妈、胖老太太、吴小琳的妈、吴小琳妈的姐姐、严念初的老姑、刘老板、汪婆婆等。四组女性中最体现创作意图的中心人物就是暂坐茶庄老板海若。

"海若"语出《庄子》。顾名思义,既寓意了海纳百川的广阔和宽容,显示了日常生活的特性,又象征了洁净和神圣,昭示了醍醐灌顶的精神洗礼,就像鲁米"人在真理路上的七个阶段"的第六阶段"赐福的自我"所达到的境界一样。海若的吸引力并不在她的财力,也不在经营管理茶庄的能力,更不在她背后的权力:落马的市委书记戚家元和市政府宁秘书长,而是关爱和温暖的亲和力与富有人格魅力的号召力。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解决生活生命中的疑团的想法和力量"。贾平凹长篇小说中最重要的女性形象是能超越和转化身体(性)欲望的女神(菩萨、观音)型圣女。这类女性表征了节制和善良的伦理传统。像与英英和石华形成鲜明对照的小水(《浮躁》);与放纵于身体狂欢的唐宛儿、柳月和阿灿不同,特别在篇尾被定格特写的汪希眠的老婆(《废都》);与白娥和黑娥恰成对比的白雪(《秦腔》)等都被寄予了醒世和救世的深意。需要特别提及的是,《秦腔》篇末的白雪在引生看来"就如同墙上画着的菩萨一样,一圈一圈的光晕在闪"。同样,在起着烘托和陪衬作用的竹子看来,樱镇特大恶性打架事件后不但患了夜游症,而且脑子也有问题了的带灯也"如佛一样,全身都放了晕光"。

对女性"佛"或"菩萨"的神化源于贾平凹所受《红楼梦》和《聊斋志异》女性观的影响,也就是"女子是集大美于身心的,丑的只是男子及社会"［9］(P399)。十年来,除《老生》外,自《带灯》以来的四部小说都以女性为主人公。特别是《山本》中的陆菊人,不仅经营茶行,还"竟然使涡镇的世事全变了"。对预备旅旅长井宗秀来说,"夫人"陆菊人身上也有一圈光晕,"像庙里地藏菩萨的背光"。与助成英雄大业的陆菊人不同,"磁铁"海若却在佛堂里凝聚团结了众姊妹。值得注意的是,暂坐茶庄所在的独立二层小楼几乎是对日常生活和精神殿堂(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实物展示:一楼供奉茶祖陆羽(后又请敬了武财神关公像),二楼则陈设佛像、书册、古琴和壁画。上下关联互通,体现了贾平凹寓虚于实(形而下与形而上、物象与意象)的创作理念。对二楼壁画既详密又明晰的描述则彰显了恢弘庄重的格调,寓示了对凡尘俗世的升华。如海若所言，"不管当今社会有什么新名堂,新花样,新科技,而释迦摩尼要让我们众生解决的问题一直还在",即所谓"消业"。难能可贵的是,贾平凹没有太过理想化,也没有简单延续历来观音型女性的写法,而是置海若于日常生活关系的错综复杂和矛盾冲突中来探看。与因贪污而被抓的权贵的瓜葛和留学儿子的不成器就是其中不能承受之"辎重"。即便如此,海若依然自若。第十一"海若·筒子楼"中望见夏自花娘的情绪转换就是"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的体现。除对病中夏自花一家的照应外,海若还自始至终都不遗余力地调解因合约而翻脸的应丽后和严念初;说服辛起放弃打算以试管婴儿胁迫香港老头的计划;打发小唐给逆境中的马老板买衬衣等。佛教中有"骊山老母"的说法,据提倡民俗学和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周作人考证,"人类根本的信仰是母神崇拜",原因就在"母性的神秘是永远的,在主观的一面人们对于母亲的爱总有一种追慕,虽然是非意识的也常以早离母怀为遗恨,隐约有回去的愿望随时表现"［10］(P548-549)。看姊妹们的依托可知,海若即分别有"母性的神秘"和"母亲的爱"的"母神崇拜"。较之维稳的带灯和扶助的陆菊人,也更有普遍性和感染力。

带灯和陆菊人虽都赋有菩萨的神性,但不论带灯还是陆菊人,都没有海若的居士身份,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做禅修,去烦恼"的志趣和笃定。就像《高兴》中所写的"专门从事佛妓的凡世之职",观音化身的锁骨菩萨一样,海若形象的典型性就在于,在迷茫无聊而羁绊困惫的日常生活中福佑他人和世界——老家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的停车场管理员老汉的"人还不是活着"一语道破天机。一方面,在参与姊妹们生活的同时却不干预。与有窥探癖的范伯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虽有向其语告密,但在海若,却不像对待应丽后和严念初那样居中斡旋,而是尊重各自偏好和选择的权利。另一方面,又赋有云林爷(《土门》)、善人(《古炉》)、老老爷(《极花》)等历史文化传统化身的贤人风范,突出表现在她对美德的揄扬上。暂坐茶庄的员工守则("美德十三条")就是最集中而醒目的展现。与极具理念化色彩的云林爷、善人和老老爷相比,海若的伦理化日常生活实践更有传统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古为今用和推陈出新问题。在她看来,"大家都是土地,大家又都各自是一条河水,谁也不要想着改变谁,而河水择地而流,流着就在清洗着土地,滋养着土地,也不知不觉地该改变的都慢慢改变了"。言下之意,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就像河水和土地的关系。二者改变的关键就在"清洗"和"滋养"的道德力量。对个人来说即是自律。用希立水的话说则是:"要富裕、自在、体面,那么自己所做的一切,比如心存远志,踏实做事,待人忠诚良善,肯帮助人,即便仅仅给人一个笑脸,一句客气话,那都是有意义的。"这番话是对上述两面的最好说明,也是提高自我修养的箴言和指南针。五四时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兴起的对新生活的讨论同样强调对自我的设计,朱自清的"日常生活中和主义"就厘定为"摆脱掉纠缠,还原了一个平平常常的我"［11］(P570)。在鬼市和雾霾的氛围和语境中,海若和她的茶庄同样在还原"平平常常的我"中坚守和独行。火锅店老板虞本温一语破的:"如果延安是革命的圣地,茶庄就是我们走向新生活的圣地。"这里的"新生活"既是对自尊自强的呼唤,也是宣扬互助友爱的福音。望眼欲穿的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尊者、智者)虽然最终也没有到来,但在日常生活中修行的海若未尝不是活佛的化身。众姊妹的拥护和维护就是最有力的说明。

羿光与伊娃:日常生活现代性情结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社会转型带来了文学观念的深度变革,新时期文学遭遇如何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调整和转换危机。基于日常生活转向的《废都》产生的轰动效应,贾平凹开始探索在长篇小说的写实与达意之间形成互动和融通的可能性。"关系"理论就是尝试和参悟的成果。在第三十三"海若·停车场"中,借死去的冯迎夹在《妙法莲花经》中的读书笔记,贾平凹重申:"生活是各种关系,是关系的过程,是与他人,两个人或十个人,与社会建立关联的过程。"建立在"关系"基础之上的"观念"至少可分两个层次:一是宗教,象征人类对肉身和苦难的永恒超越。二是艺术与文学。在《暂坐》中的"作家"和"诗人"看来,"把实用的变成无用的过程就是艺术"(羿光语),而"文学艺术都是建立在观象和想象上"(高文来语)。不过,与身处尘世和众生之中的菩萨型女性相比,无论宗教还是艺术,都是可疑甚至是无望的。《废都》中的孕璜寺、清虚庵和庄之蝶;《秦腔》中的夏风和南沟的寺庙；《古炉》中的善人和山神庙就是自相矛盾的反讽。就《暂坐》而言,活佛的搁置未必不是委婉而含蓄的趋避,借以表明神道角色向大众日常生活的下移。与恋人梁磊出访菲律宾的冯迎记录的"感悟"就是生活智慧的"语录",像"幸福是一种没有任何依赖的存在状态。有依赖,就会有恐惧";"没有欲望就是神,是天使";"现在,科技就是神吗,就是宗教吗?"等充满疑虑和纠结。作为西京名片,庄之蝶重生、再版和化身的作家羿光在无聊中打发和消磨时光,无力面对现实发言。矛盾大爆发中的缺席是对他再好不过的安排。与庄之蝶相比,羿光已从狂欢退居旁观。在作家笔下,羿光与海若和众姊妹的关系既暧昧又模糊。可以推测的是,经夏自花介绍进入海若及其姊妹圈的羿光更多扮演了心灵共鸣的惺惺相惜角色。一个极富想象力的细节是,每位姊妹的头发都被分别保存在不同颜色和形状里的小瓷罐中。在为茶庄起名"暂坐"并书写牌匾的同时,羿光几乎影响、提高和帮助了姊妹圈中的每一个人,也营造了茶庄的精神文化氛围。对最苦恼于"求不得"的羿光来说,姊妹们就像此前长篇小说中多次出现的"铜镜",照出了他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的冲突和分裂。他与众姊妹建立了"最好的朋友"关系,尤其是海若,"没有拥抱,没有接吻,甚至在认识之后连见面握手都没有",所谓"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第一次写给夏自花的挽联)，但与伊娃却正相反,耐人寻味。

羿光的复杂性在于,他在形容茶庄姊妹们为"蜂"、为"蛇"时,也表征了自己在传统与现代上的双重特性。一方面,他书房的布置,古玩和民间艺术的配置隐喻了自然和历史空间,连同茶庄一道,构建了古老中国的意义系统。这从羿光不断引用的古文可知。在他看来,"世上的道和理,古人都已讲透讲完了,后人仅仅是变着法儿解释罢了"。更有说服力的细节是,每到不好意思时,便"用手摸脸,像猫儿一样",连海若也称赞"他好就好在那种不经意间流露出的羞涩感",不无传统中国文化所保有的朴质和内秀之感。另一方面,又继承了庄之蝶的衣钵,建立了日常生活意义生产机制。个人生活被政治和经济化地组织起来。不仅被市组织部长邀请共宴北京来的"重要人",还靠写字发财,其中一幅书法作品就标价十万元。更重要的是,在羿光看来,写小说就是写日常生活,也就是写出由于各种关系结合而产生的各种现象(缘生)。此外,还积极评价海若她们"在路上了捡起一个烟头放进垃圾桶里"之"琐碎无聊"的意义。而与伊娃的遇合则是日常生活现代性的寓言。看《废都》可知,与庄之蝶构成身体欲望关系的女性几乎都来自乡下或他处。同样,伊娃的异国外来者或闯入者身份也意在重建日常生活失序或混乱后的平衡,并在文化和社会意义上"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12］(P235)。

早年在故乡被分配与妇女一起劳动的经历,奠定了贾平凹对女性生活熟悉的基础。回忆中坦言:"许多读者认可我作品中的妇女形象,其实都是那一段生活得益",并交代:"我的小说里女的差不多都敢作敢为,泼辣大胆,风情万种;而男的又常常木讷憨厚保守,那是有生活依据的,是我从小就耳濡目染深深体会到的"［13］(P23)。伊娃和羿光的拾云堂故事就是地域文化影响下错位嫁接的结果。事实上,伊娃形象设置的巧妙性远不止此。除了首尾照应和情节表达的需要外,不同叙事线索的引入还利用了历来受到好评的异质性叙述资源优势。与《秦腔》里的张引生,《古炉》里的狗尿苔,《老生》里的唱师等相比,《暂坐》激发了此前或缺的全球化和现代(人类)意识叙事框架的活力。形成对话和多文本语义叠加的是,还直通了《废都》及其他涉及城市生活领域的长篇小说现场,链接了历史记忆与意义高地。对于既疏离又认同中国的伊娃而言,她与羿光的亲密接触也在某种程度上返魅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与世界的合作共生关系。与伊娃相似,来自乡下的辛起和徐栖则从另外的维度上激活了贾平凹长篇小说中的城乡问题。从陕南乡下走出来的辛起颇有《白夜》中颜铭(刘惠惠)的影子,两人都像外国人,也都对自己的农村出身极为敏感。因家暴而与城里人丈夫离婚的辛起索性做了小三,傍了香港大款,并辩解"我是乡下人么,必须表现为城市人啊"。为此,宁愿不吃不喝,也要买衣服和鞋子。实际上,她对伊娃的喜欢和追随也未尝不是这种心理的体现。而看似相反,平时注重养生保健,把钱都花在吃上的徐栖却同样敏感。不仅对好友陆以可"从县上来的"话风表达不满,还拒绝了也是姊妹的严念初在县城找保姆的请求,甚至为同性恋人司一楠的村姑口误动气。《暂坐》在表现进城民工生存现状的同时也表明了一贯的态度。就像海若对古树移栽的"最不满意"那样:"城市是美化了,可乡下被破坏了。"不幸的是,"废乡"带来的讨债民工和城中村又何尝不是城市病的症候。

日常生活诗学:观念与表达

对《浮躁》的清算是贾平凹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创作历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从《妊娠》开始,贾平凹认识到"真真实实写出现实生活"［14］(P15) 的必要性,中经《废都》"囫囵囵是一脉山"［15］(P460) 的转化,最终在《白夜》"后记"中凝练为"小说是一种说话,说一段故事",而"生活本身就是故事,故事里有它本身的技巧"［4］(P288289) 的主张。继荣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秦腔》在熟人进村子写法上的尝试取得成功后,《暂坐》更发挥到极致,继续了《古炉》《带灯》和《山本》等不同题材长篇小说的日常生活诗学探索。不同女性的视角交织成生活和社会的网络,再加上女性自身的细密、琐碎和繁复的特点,使得小说呈现出纵横交错、融会贯通而又井然有序的城市道路交通面貌。有意思的是,除对"相"和"识"的划分外,贾平凹还区分了"说话"中的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其中"超现实主义是生活迷茫、怀疑、叛逆、挣脱的文学表现"［2］。在贾平凹看来,"这种迷茫、怀疑、叛逆、挣脱是身处时代的社会的环境的原因,更是生命的,生命青春阶段的原因"［2］。显然,这里的"超现实主义"并非"心灵在它的纯粹状态中的自动作用"的模仿和移植,就像"精美的尸体将喝下新葡萄酒"的游戏那样［8］(P85-86),但对日常生活的审视、 反思和陌生化处理却都建立在使日常变成奇异非凡之物的相同诗学基础之上。诸如公交车门的关闭, 像是双手合掌; 阻止辛起前往香港的海若告诫"如果啥事只顾自己, 其实自己就是弱者, 而且一辈子都发达不起来"; 对家具声音和城墙疼痛的敏感; 对非人类和风水的议论等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奇迹"和生产性表述。从文学史向度看, 新时期以来的现实主义在经历了人道主义、 新写实主义、 现实主义冲击波、 底层文学等阶段之后, 寻求本土化突破的贾平凹设想在日常生活维度上重新描述现实主义的新变。事实上, 《暂坐》中的人物、 事件、 细节和环境等素材几乎都源于写作过程中的西安当地社会生活热点话题, 即便是作为惯例性高潮的煤气闪爆也是轰动一时的街谈巷议事件。与传统现实主义对日常生活的改头换面和脱胎换骨不同, 贾平凹不仅增加了日常生活写作的比重, 还在观念上凸显了日常生活意义的主导地位。海若五种角色的实现就得益于她对当下日常生活事务的有针对性处理, 而不是基于意识形态想象的比附和兑现。

从《废都》到《暂坐》的重心转移和形象演变不只是贾平凹更加熟悉女性的结果,更不是写作诗学范式的要求,而是变化了的时代和社会使然。在男权仍旧强势并主导的现代社会中,先天处于劣势和弱势的女性更见谈判(negotiation)、协商和博弈的对冲痕迹。若从1984年《商州》中的珍子算起,贾平凹长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系列几乎可以折射和汇编出40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史。《暂坐》中就包含诸如政治(腐败)、经济(各行各业老板、行贿)、教育(出国留学)、宗教(活佛、居士)、历史(秦国打败六国的原因、西京现代史)、文化(西京鼓乐、茶、玉等)、社会(渣土车、碰瓷、马航飞机失事)、公共卫生(医院)、生态环保(雾霾、放生、豆瓣酱和酵面蒸馍)、广告(广告牌、用语)等备受关注的民生问题。在表现不同女性各自特点的过程中,贾平凹并不故意拔高,而是在客观现实的日常生活语境中直写。夏自花和冯迎的死不必说了,就是陆以可LED生意的失败;应丽后和严念初的相互敌意，司一楠和徐栖的同性恋,甚至相对平和的向其语的皱眉，希立水的爱情病，虞本温的言必称"吃"等也都是现实社会生态的投射。同样将女性作为切入点,刘震云的长篇小说《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牵一发而动全身,由女主人公牛小丽串连起各不相关的社会事件。阎连科的非虚构《她们》则犹如资料或档案集,记录了不同女性的情感和心路历程。相比而言,《暂坐》却从抱团取暖、体面自在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生态的高度出发看待女性群体,并在城市空间的生命共同体(人、狗、猫、蜂、燕子、树等)中予以观照和建构。海若的挣扎和陷落就像"几乎无事的悲剧"(鲁迅语)。读书、弹琴和礼佛几乎使她和冯迎成为二楼壁画中最高飞天女神的化身,然而,她在日常生活中的境遇却如梦中滚向山顶的圆石和掉进水井的桶一样不可思议。贾平凹在后记中特别提到对"我"的放逐,并称"众生之相即是文学"［2］。的确,在以海若为中心,以夏自花为线索的文本建构中,无"我"之境意味着散点透视的日常生活叙事的生成,每一个女性的故事则反映了日常生活世界的一个侧面。

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贾平凹曾对印象主义绘画理论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一兴趣对他后来文学创作中的日常生活转向影响较大。印象派绘画致力于反思以前被忽略了的日常世界的经验及其微不足道的对象。由此,"印象主义变成了一个对这个时代整体进行反思的范畴"［8］(P63)。在贾平凹那里,印象主义内化为"团块结构"与"写意"两种形式。前者富于冲击力,"就像冰山倒那种情景,一块子过来了,就像泥石流一样"［16］(P53)。《暂坐》里的海若及其姊妹圈就是这样的"团块结构",同时还伴有不同女性的线性素描。后者则在写实的基础上完成。《怀念狼》后记中的画家贾克梅第与常被提及的大师齐白石便兼具真实与写意之力。《暂坐》中的"壁画"就是作者刻意营造的意境。此外,小说还穿插了各种"印象"，暂短逗留在西京的伊娃的印象;富有悠久历史传统的西京城市(所谓大农贸市场和现代都市)印象，以海若为中心的都市社会交际(朋友圈)印象，包括茶、玉和笔墨纸砚在内的传统中国文化印象，等等。贾平凹在结构和关系的"留白"中不失时机地植入了五颜六色的日常生活印象。同时,也在冲击和刺激形成的震惊体验中炮轰了病态都市之怪现状。诸如司一楠和冯迎的"褪色论";艺品店老板的"环境污染"论;火锅店里的繁华与荒芜论等都是贾平凹都市体验(Erfahrung)和不断反思的结晶。

余论

出于对此前文学中太过追求意旨的反拨,新写实主义转而发掘先前被轻视和遮蔽的日常生活资源。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对日常生活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发现和书写变得急迫和重大起来。《暂坐》就在近十年的背景下提供了理解新时代日常生活意义的可能性。有意思的是,书中最重要的两人羿光和海若都曾提到"歌伎"柳如是。前者借"桃花气中美人来"把美人与桃花相连，后者则网购了《柳如是传》一书。作为编码,"柳如是"的嵌入分别从两个方面诠释了日常生活的要义,即周而复始、持续重复的行为方式和天长地久、永恒常在的伦理道德。日常生活的当代英雄或社会主义新人便是既集结了日常生活社会关系,又疗治和弥合社会伤痛的菩萨,就像海若,或壁画中手持"莲花"的"引导人"那样。

在对《山本》的评价中,文学史家和批评家郜元宝提出:"抓住涡镇人‘念头’的生灭,才算取得打开《山本》大门的钥匙。"［17］(P95) 到了《暂坐》,"念头"被"人头"取代。茶庄朋友圈不同声音的交织汇聚成澎湃的长河,不断"清洗"和"滋养"着与日常生活同构的大地。可以对照的是,在小说的第十五"伊娃·拾云堂"一节中,海若以"一对初恋人"将"地上有许多草没了茎"与"旁边的土里却长了三四棵向日葵秧子"联系起来。其实,看似无关之处的连缀正是《暂坐》写法的特色。以菩萨型女性和悲剧性结局为骨架,贾平凹将雾霾、死亡、做生意、民间借贷、生态环保、双规等社会热点话题糅合起来,有力拓展和深化了他所推崇的《红楼梦》和乔伊斯《尤利西斯》［18］(P5) 的日常生活诗学,并与"生死离别的周而复始地受苦,在随着时空流转过程的善恶行为来感受种种环境和生命的果报"［2］(P118) 的生活意义相呼应。贾平凹一再提醒,要慢读他的小说。为此,海若似的女菩萨形象也被一再重写,乐此不疲的背后也许是别一种形式的日常生活,贾平凹的忧虑和不安也因此可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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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