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 11 月 16 日,西安市纪委监委发布通报: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原总经理赵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西安市纪委监委驻市财政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西安市阎良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赵泉被查(图:西安市纪委监委官方网站)
赵泉,这个已经淡出公众视野四年多的名字,随着这一纸通报再次回到舆论场。
通报没有披露案情细节,但 "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 这一定性,加上 " 原总经理 "" 驻财政局纪检组 "" 阎良区监委 " 等几个关键词的组合,释放出的信号是清晰的:一个掌管过数百亿国有资本平台的总经理,一个从财政局办公室走出来的 " 管钱的人 ",一个在 2022 年就已经卸任董事职务的国企老总,在沉寂四年之后被重新翻出旧账——这件事本身,比任何尚未公布的案情都更耐人寻味。
赵泉落马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市属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这个特殊场域里,一些长期存在却容易被忽视的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不会因为查了或抓了某一个人就自动消失。
01
公开简历显示:赵泉,男,汉族,1970 年 8 月生,陕西商南人,1993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4 年 7 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文学学士,中教二级。曾任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并兼任长安国际信托董事。2022 年 4 月,不再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纵观赵泉的职业生涯,一路上升的轨迹非常清晰:1994 年参加工作时他是西安市六十二中学、五十五中学的教师,拥有中教二级职称,之后转入灞桥区投资服务中心、西安市委办公厅,再进入西安市财政局,先后任办公室副主任、主任,随后出任陕西省信用再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2015 年 9 月经西安市委公示后正式担任西安投资控股董事、总经理,还兼任持牌金融机构长安国际信托的董事。

赵泉(图:网络)
这份履历表上,值得关注的是赵泉进入西投控股之前的职务:西安市财政局办公室主任。
西投控股是 2009 年由西安市财政局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企业,是市政府在金融领域和财政扶持产业发展方面的投资主体和出资人代表。而市财政局正是它的出资人,是它的 " 东家 "。赵泉在调任西投控股总经理之前,就是西投控股 " 东家 " 办公室里管综合协调、文电运转的主任。
这就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场景:财政资金的调度端和财政资金的投资端,中间只隔着一道人事调令。今天还在财政局办公室里处理文件、协调事务的人,明天就可能坐到投资平台的总经理位子上,主持全面经营工作,决定产业基金往哪投、股权项目怎么退、合作方怎么选。
这道门开得如此丝滑,丝滑到几乎畅通无阻。

巩宝生(图:网络)
更值得玩味的是,赵泉不是第一个走这条路的人。他的前任巩宝生,职业生涯几乎全部在财政局系统内完成,从城建处、企财处干部一路做到西安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主任,负责财政性投资项目的概算评审和工程设备采购预算评审。2009 年西投控股成立,巩宝生直接从评审中心主任的位子上 " 空降 " 总经理,从项目的监管者一步登天,成了项目的直接运作者。
六年后,赵泉接替巩宝生担任总经理,走的是一条结构上高度相似的路径:从财政局办公室主任,经省信用再担保公司总经理短暂过渡,再回到财政局出资的西投控股主持经营。几乎就是追寻着巩宝生的足迹,沿着相同的道路走进了同一间办公室。
人员跨部门流动本身不是问题,财政系统出身的人懂资金、懂项目、懂政策,到投资平台任职,自有其专业上的合理性。只是问题不在于 " 谁来了 ",而在于 " 来了之后干了什么 "。
当一个平台的一把手长期由出资人单位输送,当监管视角和经营视角来自同一套人马、同一条脉络,平台内部的决策制衡、外部的审计监督,能不能真正独立地发挥作用?董事会的集体决策会不会退化为 " 一把手说了算 "?监事会的监督职能会不会因为 " 大家都是财政局出来的 " 而变得客气而空洞?这些问号,不是针对赵泉个人的,而是针对这种人员流动模式所隐含的治理风险的。
02
赵泉案另一个让人无法忽略的维度,是时间。
2022 年 4 月,西投控股发布公告,赵泉不再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2022 年 6 月 24 日,公司再次公告,正式宣布其退出董事层。此后,他逐渐淡出公司日常管理,从公众视野中消失。按照过去一些人的思维惯性,一个国企负责人只要平安离任、平稳交接,似乎就可以 " 软着陆 " 了,那些过去的事情随着时间推移会慢慢归档、封存,最终被淡忘。

西投控股(图:网络)
现在,赵泉就是一个典型的反例。
这四年里发生了什么?2026 年 7 月 6 日,西投控股全资子公司西投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薛卫江主动投案。薛卫江此前长期在西投控股担任高管,与赵泉存在明确的上下级工作交集。官方通报并未认定赵泉与薛卫江存在关联,是否涉及同一批项目和人员,要以调查结论为准。但从时间序列上看,下属 " 主动投案 " 四个月后,原上级被通报审查调查,大概率不会只是巧合,这条逻辑链确实值得仔细审视一下。
在纪检监察过往案例中,一旦有人 " 主动投案 ",通常意味着外围证据已经合围到相当程度,当事人已经感到绝望 " 不主动不行 " 了;而当事人的开口,又往往会为向上追查提供新的切口。这不是在替官方下结论,而是在说一个常识:国资平台的钱不会自己烂在账里,迟到的审查,往往说明地底下的东西刚刚被刨出来。

西安市投资公司(图:爱企查)
赵泉案告诉所有 " 管资本 " 的人一个朴素的道理:离任不是免责,退休不是保险,时间不是橡皮擦。对国有企业负责人、尤其是对掌管资金调配、项目决策、对外合作等关键权力的负责人而言,只要涉及违纪违法问题,无论还在不在任上,都会被纳入监督视野。
倒查没有所谓的 " 追诉期 ",归档的账本也随时可以被拆封重读。
03
评价一名国企负责人,经营业绩肯定不是惟一标准,但也具备重要参考价值。从 2015 年到 2022 年,赵泉在西投控股总经理的位子上坐了七年,这七年间公司的账本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公开的财务数据提供了一些线索。
西投控股的资产总额从 2023 年的 291.16 亿元,增长到 2024 年的 297.22 亿元,再到 2025 年的 310.48 亿元,盘子确实在变大。但另一面是:营业收入从 3.89 亿元降到 1.77 亿元,净利润从 0.95 亿元降到 0.26 亿元。2025 年刚性债务 114.55 亿元,资产负债率 57.67%。相比之下,三百多亿的资产却只有一亿多的营收,这数字未免惨淡。

长安信托(图:网络)
西投控股是长安国际信托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一度达到 40.44%。由于长安信托经营亏损并表,西投控股 2023 年净亏损高达 63.47 亿元,主要因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约 50.15 亿元。一家百亿级国有资本运营平台,竟能被其入股的金融机构拖入如此深重的亏损泥潭。长安信托甚至连续两年未能按时披露年报,直到 2023 年 11 月西安财金增资后,西投控股持股比例降至 25.29%,长安信托才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这里必须把两层意思严格分开:经营层面的亏损、减值、年报迟滞,属公开财务信息,不能证明一名国企负责人一定涉嫌违纪违法。投资有风险,金融有周期,亏损本身不构成纪律问题。平台投资决策有没有失职、有没有违规谋利、有没有在项目准入和股权退出中搞利益输送,要等审查调查结论来回答。
但反过来,经营层面的持续恶化,也绝不能因为 " 等调查结论 " 就被轻轻放过。因为它是纪检机关审视一名国企负责人是否忠实履职、是否勤勉尽责的一个参照系。作为掌管公共资金的平台负责人,如果在其任内平台业绩持续下滑、巨亏项目接连出现、风险敞口不断扩大,那么 " 这笔钱是怎么投出去的 "" 这个决策是谁拍的板 "" 退出的时候有没有人接盘 ",这些问题就必须被逐一追问。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赵泉在长安信托的角色。公开信息显示,他曾任长安国际信托董事,而长安信托的第一大股东正是西投控股。换言之,他在西投控股总经理的身份之外,还占据着对这家信托公司进行监督的关键席位。现在这家信托公司给西投控股带来六十亿级的亏损,年报难产,那么监事会主席的 " 监督 " 职能究竟落在了何处呢?
这不是在预设赵泉一定有什么问题,但一个坐在监督席上的人,对监督对象的重大风险肯定需要承担不可推卸的义务。
04
把视野再拉高一层,赵泉的被查并非孤立事件。近年来,多地国企反腐的通报都指向同一类岗位:投融资平台、金融股权、基金运作。风险点也高度集中:投资决策、关联交易、资产处置、人事安排、大额采购与中介服务。
这类岗位的共同特征是:掌握财政资金入口,掌握产业基金出口,掌握金融股权纽带。钱从财政来,通过平台投出去,经过基金、信托、担保等层层结构,最终落到具体项目上。链条越长,留痕越难;结构越复杂,责任越容易稀释。项目准入时的尽调、估值、决策,股权退出时的定价、受让方遴选,信托与担保联动中的通道安排、委贷设计,大额采购中的律所、评估、投行服务指派。每一个环节都体量巨大,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成为寻租的切口。
再加上这些岗位普遍专业门槛高,资金体量大,业务链条长,外人很难看懂其中的嵌套结构和交易安排,很容易出现外部监督者看不懂、内部制衡者插不上手的 " 专业屏蔽 "。
西投控股承担着城市建设、产业引导、融资服务的职能,平台上广大国企职工和一线经营人员的付出有目共睹。查出一名被查的国企负责人,不代表整个平台、整个系统不干净。但即使问题只是个别的,制度也是必须要继续完善的。
2020 年 8 月 26 日,巩宝生因涉嫌违法违纪被有关部门立案调查,不能正常履职。当时,通报中还有一句话 " 公司经营正常 "。
6 年零 3 个月之后,巩宝生的接班人赵泉被查,而他的通报中,没有类似的字样。
来源 / 今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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