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 30 年代，爱因斯坦、冯 · 诺依曼、费米等享誉全球的科学家选择离开战火纷飞的欧洲，前往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任职。

这些科学家的迁徙并非偶然——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包容其研究自由、提供学术庇护的环境。

也正是这些科学家的到来，让美国开启了科技大爆发的时代。

爱因斯坦的选择代表了顶尖人才流动的一个典型模式：

总是流向最有利于创新价值实现的环境。

类似的故事，正在中国新的城市格局中重演。

最近，正解局注意到了一个现象：一批来自顶尖高校的研究团队和教授纷纷落户在江苏的一个地级市——无锡。

包括但不限于：清华无锡院智能产业创新中心、上海交通大学无锡光子芯片研究院、华中科技大学无锡研究院、无锡特殊食品与营养健康研究院 ……

这些国内顶尖科研力量为什么会不约而同选择无锡，在高校资源争夺白热化的今天，一个地级市凭什么赢得如此多的青睐？

一直以来，中国的很多高校教授都面临一个瓶颈：

自己手握技术，却难以下海创业。

这是因为对很多知识分子来说，创业做生意本身就有一些羞耻感，怕赚到钱了，让同行不快活。

另一头，学校也有考核压力，贸然创业，在产业化经验缺失的情况下，很可能会两头挨打。

可话又说回来，教授创业成功的诱惑，又是十分具有吸引力。

比如陕西首富——西北大学的副校长范代娣，她靠着自己的在重组胶原蛋白技术上的科研成果，组建了自己的企业巨子生物，并以 457 亿元的家庭财富登顶财富榜。

与爱因斯坦时代不同，当代教授们面临的核心困境不再是国家安全，而是如何将实验室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其实很多地方也都有 " 产学研合作 " 或 " 新型研发机构 " 建设，但实践中会存在瑕疵：

虽资金雄厚，但行政化管理色彩浓厚，考核机制僵化，无法适应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和快速迭代需求，也难以激发科研人员的原始创新动力。

而无锡探索出的 " 科学家团队控股、地方国资参股 " 模式，就成功破解了这一难题。

他们让科学家团队成为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中占据主导地位，掌握研发方向、经营决策的核心权力。这就使得科学家有了真正意义上的 " 主人翁 " 意识，不再是为 " 甲方 " 打工，而是在为自己的事业奋斗。

这从根本上重构了所有权、决策权和收益分配关系，从而解决创业痛点。

而地方国资的角色则从传统的 " 管理者 "、" 补贴发放者 " 转变为 " 战略合伙人 " 和 " 赋能者 "。其目的不是为了控股和干预经营，而是为了给科学家传递信心（政府的入股是对项目前景最有力的背书），以及长期陪伴。

在资源嫁接上：政府作为股东，能更顺畅地为机构对接本地产业资源、政策资源和应用场景。

简单来说，这个模式的优势就是实现了 "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同时通过资本纽带，将科学家团队的创新动能与地方的战略资源进行了深度绑定，形成了 " 利益共同体 " 和 " 命运共同体 "。

模式的突破，带来的好处是实打实的。

就拿无锡特殊食品与营养健康研究院来说，该研究院成立于 2021 年。

它依托江南大学的益生菌种质资源库（20000 株菌株）和核心专利，系统性攻克了实验室成果向产业化转化的技术瓶颈。

通过平台服务和技术输出，短短三年，该研究院已孵化 6 家科技型企业，为无限极、福能源等 20 余家知名企业开发近 30 款上市产品，成功推动合作企业实现销售额超 3 亿元。

这说明其技术成果得到了市场的直接认可。

更令人惊讶的是，该研究院研发人员中硕、博士占比超 50%，其中国家杰青、国家万人计划专家多名——这种高端人才集聚度，甚至超过不少省级科研单位。

打通了教授创业的第一公里，无锡还设计了另一套机制，用来解决科技成果转化 " 最后一公里 " ——中试平台。

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中试（Pilot-scale Testing）是将实验室的 " 样品 " 变为市场上可批量生产的 " 产品 " 的必经阶段。

这个阶段被誉为 " 死亡之谷 "，原因是建设中试线需要购买昂贵的专用设备、组建专业的中试团队，动辄需要数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投入。

这对于单个高校团队或初创企业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

而且中试过程也充满不确定性，工艺放大后可能出现实验室阶段未曾预料的问题，导致失败率极高。项目一旦完成，昂贵的设备和场地也会闲置，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

正因如此，无锡想到了建立共享式的中试平台，面向全国乃至全球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上下游企业开放。

这一平台就吸引到了来自上海的顶尖高校——上海交通大学。

去年 9 月，上海交通大学无锡光子芯片研究院光子芯片中试线在无锡正式启用，到了今年 6 月就已经成功拉通产线，使得无锡成为全球首个实现光子芯片中试线拉通的城市。

目前全球仅有三家机构实现这一突破，另外两家都在美国。

在无锡，交大团队可以享受从设计、流片到封测的全链条中试服务。

其他的初创企业或学术团队也可以像使用云计算资源一样，" 按需付费 " 使用这条世界顶级的生产线，而无需自建。

这不仅解决了国内光子芯片企业 " 无处中试 " 的困境，更重要的是，它通过共享快速聚集产业资源，形成产业集群，加速了整个国家在该领域的迭代速度，缩短了与国际领先水平的差距。

同样，特殊食品研究院也建设了两条中试示范线，目前，已向 17 家企业开放中试平台，推动 30 余株功能菌株实现产业化。

这种共享平台极大降低了创业企业的设备投入门槛，让初创企业能够轻资产运营，专注于技术研发和市场开拓，成功地填平了科技成果产业化的 " 死亡之谷 "。

这种模式想起明清时期的徽商——他们之所以能称雄商界数百年，靠的不仅是资本，更是那种敏锐的市场嗅觉和资源共享的商业模式。

今天的新无锡模式，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智慧的现代演绎。

无锡的产业引进还有一个不同之处：不是 " 捡到篮子里都是菜 "，而是有着清晰的战略布局。

光子芯片、自动驾驶与机器人、物联网与绿色计算、新药研发与生命科学 …… 从落地无锡的科研团队看，我们发现这些企业都是瞄准未来十年有望爆发式增长的领域。

其中的光子芯片就被业界视为 " 换道超车 " 电子芯片的关键赛道。

上海交通大学无锡光子芯片研究院院长金贤敏指出，当前电子芯片已逼近物理极限，栅极尺寸缩小至 0.54 纳米，接近原子尺度。

而光子芯片在高带宽、高速计算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清华无锡院智能产业创新中心则聚焦 " 前瞻且困难 " 的方向，重点推进自动驾驶与机器人、物联网与绿色计算、新药研发与生命科学这三个有重大技术突破和广阔产业前景的领域。

其孵化的求之科技（具身智能）、半导体晶圆检测项目、华深智药（AI 制药）等，个个都是有着万亿级市场的硬科技企业。

虽然这些项目的技术门槛高、研发周期长，但一旦突破就将形成强大的技术壁垒。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无锡就能找到这些企业呢？

这就要提到 2023 年成立的无锡市产业创新研究院（无锡产研院）。

在无锡培育高新企业的模式中，无锡产研院扮演了更高层次的 " 平台中的平台 " 角色。

它负责对全市 40 家新型研发机构进行评估评价，摸清各家平台的能力和资源。

当企业提出技术需求时，产研院可以快速匹配到最适合的中试平台，组织 " 新型研发机构对接企业技术、市场等需求 "。

这就形成了一个 " 创新服务网络 "，避免了平台之间的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让更多 " 聪明的大脑 " 有机会将想法变为现实，也极大地激发了区域创新活力。

目前，无锡产研院已立项概念验证项目 60 个，先导预研项目 78 个，以拨投结合等方式孵化科技型企业 17 家。

这种以企业真实需求为导向的创新，确保了科研成果 " 出生即有用 "，解决了科研与产业 " 两张皮 " 的难题，而不仅仅是提供资金支持。

这种生态思维正是其能够吸引顶尖团队的核心所在。

科技、人才、经济，这三者往往是一个互相促进的关系。

回顾历史，无锡一直是中国县域经济的优等生，从 " 苏南模式 " 的发源地到如今新型研发机构的集聚区，这座城市总是能抓住产业变革的关键节点。

在当前各地争抢科技资源的背景下，无锡凭借机制创新和务实的作风，形成了独特的 " 磁场效应 "。

它的精妙之处在于：

既不是简单地把科学家 " 推下海 "，也不是让政府 " 大包大揽 "，而是让科学家 " 能游泳、敢游泳、并游向广阔的产业蓝海 "，同时让政府从 " 裁判员 " 和 " 赞助商 " 转变为 " 共同创业的合伙人 "。

将科学家对学术探索的热爱、对技术价值的实现，与地方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的需求统一在了同一个目标之下。

这正是众多高校教授愿意 " 奔赴 " 无锡这一地级市的深层制度魅力所在。

而这个地级市也一再证明：产业创新不一定发生在一线城市，关键在于能否构建适宜的创新生态。

未来城市的竞争，不再是简单的政策优惠比拼，而是创新生态系统的全面较量。

未来十年，中国城市竞争格局必将重塑。而那些能构建起良性创新生态的城市，也必定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脱颖而出。

无锡的探索，正在为中国地级市如何在新一轮科技竞争中突围，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制度样本。

因为人才走到哪里，未来就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