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岁末，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强调 "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必须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并对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提出要求。

正如观察者网网友 " 心水自闲 " 在留言中所写的：农业强则国强！农民富则国富！农业农村现代化才有国家现代化！

在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农民这个群体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的知识水平、技能掌握以及创新能力，直接影响到农业发展的质量和速度。然而，长期以来，农民这一职业在社会认知中往往被低估，甚至被认为是一种 " 低门槛 " 的工作。

也因此，当 " 辽宁给农民评职称 " 的消息登上热搜时，很多人表示不甚理解，甚至有人表现出负面的看法，认为 " 农民评职称 " 听起来像是把原本朴素的生产活动，硬生生塞进一套行政化的评价框架之中。

农民评职称一事，实际上并非辽宁省独有的政策举措，山东、河南等地此前已推行该项工作。这背后反映了更为深层次的社会变革，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现代农业对从业者的素质要求日益提高，加之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导致以往身份模糊的农民工群体，正逐步转变为身份明确、评价体系完善的职业农民。

要理解这种转变，就要从更大的时间维度去理解农民这个身份的演化，从历史的经纬中理解当下正在发生的，从 " 农民工 " 到 " 职业农民 " 的转变。

一、农民身份的演化

如果把时间拉长来看，" 农民 " 从来就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概念。它并非一开始就是一种职业称谓，而是在土地、人口与国家治理的长期互动中，被一步步塑造成一种兼具生产、制度与社会意义的身份。

在最早的农业社会里，农民并不以 " 身份 " 出现，而只是 " 种地的人 "，它既不是身份亦不是职业，而是一种生存方式。

定居农业的出现，使人类第一次被稳定地固定在土地之上，而这种固定性下的生存方式，最终为国家的诞生创造了前提条件，正是定居农耕的生存方式奠定了国家财源和劳动力的基础。

秦汉时期的大一统进程，进一步强化夯实了这种基础，帝国治理结构逐渐成熟，" 编户齐民 " 成为人口管理的基本形态。农民被系统性地纳入户籍体系，土地、人口与赋税之间形成稳定连接。此时的 " 农民 "，并不仅仅指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更是指承担田赋、徭役、兵役等义务的社会单元。这也是为何在古代，农业被反复强调为 " 国之根本 "，因为本质上这套围绕农业的 " 生存方式 " 奠定了一个国家的税收基础与徭役基础。

在此种逻辑框架下，农民与土地之间形成了紧密依附关系，由国家机器强制维系。国家有意限制农户向农业生产以外的产业流动，因为这种生产关系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存亡根基。

唐宋以后，随着土地制度（均田制的瓦解）和税制（租庸调到两税制的过度）的调整，农民与土地有所解绑，但基于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大量人口依然被牢牢地绑定在土地上，农民作为帝国财政与社会稳定底座的身份却并未动摇。

明清时期，小农经济高度普遍化，农民身份进一步社会化、日常化。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模式成为主流，宗族、乡约、里甲等基层组织强化了农民在地方社会中的嵌入程度。农民不只是经济角色，更是乡土秩序的组成部分。

真正的断裂发生在近代，工业化与城市化冲击下，农业在现代国家中的经济地位发生变化。农业人口与工业人口、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的转化，解构了传统意义上农民的身份。

归根结底，分析此类问题必须厘清是什么在支撑国家运转的税收与徭役根基。当工业在经济效能与劳动效率上显著超越传统农业时，与之相应的人口结构转型必将随之逐步展开。

可以说，农民身份的转变是普遍的 " 现代国家问题 "。如何处理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如何从农业中提取资源以支持工业化，如何在城乡之间重新分配人口与福利，成为现代治理绕不开的议题。

这种转变在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的演进历程。西方殖民者在美洲通过大规模驱赶原住民而迅速迈入现代社会的模式，具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相比之下，中国这样一个以原住民为主体人口的国家，则经历了更为漫长而曲折的转变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改变了土地占有关系，集体化、公社化又重塑了农业的组织形态。农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被定义为集体经济的成员，其生产、分配与生活高度嵌入集体结构之中。

改革开放后，这种身份含义得到进一步强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包产到户重新激发了家庭经营活力，释放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开启了农民工时代。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在农闲时节进入城市务工，农忙时则返回乡村务农，这种半工半农的身份特征堪称独特的中国特色。

然而，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持续升级和人口红利的逐渐消退，农民工时代也正在走向终结。人口绝对数量的下降必然导致就业市场的分化，因为资源越稀缺，利用方式就越精细。当人口充足时，农民工这种半工半农的模式有效缓冲了经济波动对就业的影响；对于农村农业生产而言，由于有大量流动性人口在城乡间流动，土地总能得到耕种。但当人口开始减少，冗余劳动力不足时，哪些人从事工业，哪些人从事农业，就是一个必须得精细管理的过程。

简而言之，在传统社会中，农民作为税收与徭役的主要承担者，其身份更多是国家机器强制认定的结果；近现代以来，随着工业逐步取代农业的经济地位与生产力地位，农民同时兼具 " 工业人口 " 与 " 农业人口 " 的双重属性，呈现出一种类似量子纠缠的状态，在我国经济高速腾飞时期形成了全球独有的农民工现象。展望未来，随着产业升级与人口衰减的双重作用，农民的身份将面临全新的定义，这也就是农民评职称背后的历史演进逻辑。

二、如何理解农民职业化？

了解了上述的演化逻辑后，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当下农民职业化的问题。

当一个国家的人口增量开始疲软，存量开始萎缩，不同产业对于人口的需求就会存在一个客观的内卷过程。此种内卷，会展现为一种残酷的人口博弈。而左右人口博弈的，是不同产业对于人口本身的吸引力。

理解了农民身份从 " 被治理的人口 " 到 " 职业 " 的历史演化逻辑之后，当下农民职业化的问题，其实就不再是一个 " 要不要评职称 " 的技术性争论，而是一个更为冷静、也更为残酷的现实问题：当人口不再增长，甚至开始萎缩，一个国家究竟凭什么，把有限的人留在农业里？

这里我们又要搬出 " 人口博弈 " 这一核心概念，它贯穿古今，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客观现实需求的差异，呈现出各不相同的结果。古代通过国家机器将人与土地紧密绑定，近现代则为推动工业化进程，促使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而在人口总量缩减的背景下，为确保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又需要将足量人口留在农业领域，与工业人口形成健康合理的比例关系——这些现象无一不是人口博弈的具体体现。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制造业、服务业、公共部门、平台经济、新兴产业，都在争夺同一批劳动力，而农业，恰恰是其中最容易被忽视、也最容易被边缘化的一方。在此种时代背景下，就必须提升农业对人口的吸引力。

因此，理解当下的农民职业化，不能停留在 " 形式是不是复杂了 "" 会不会增加负担 " 这样的层面，而要放进更宏观的人口竞争视角中去看。不是农业想不想职业化，而是当人口成为稀缺资源之后，农业还需不需要职业化？如果没有一套能够识别人才、激励能力、稳定预期的制度工具，农业在这场人口博弈中几乎注定处于劣势。而职称评定，正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成本相对可控、作用方向明确的一种尝试。

其实细细想来，我国城乡户籍的二元结构，在认知层面对于三农的情绪倾斜，本质上都是在服务于提高 " 三农 " 对于人口吸引力这一个目的。

然而，这两者之间也存在不少弊端，且着力点过于笼统，尤其是针对亟待解决的农业现代化问题以及由此衍生的职业农民需求，它们所能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

由此，我们的思路必须更加清晰，要深刻理解到这场 " 人口博弈 " 的核心，并不只是工资高低，而是一个更综合的 " 吸引力结构 "：收入预期是否稳定、职业路径是否清晰、社会认同是否存在、个人能力是否被承认、长期投入是否值得回报。

在所有影响产业吸引力的因素中，职业确定性是最基础却也最常被忽视的一项。一个行业若无法明确回答三个核心问题—— " 我是谁 "、" 我能走多远 "、" 我的付出是否获得社会认可 " ——那么其对人才的吸引力必将持续减弱。

长期以来，我们在解决上述问题时缺乏精准性，例如：何为农民？仅凭农村户口就能定义吗？这种单一的身份认定方式，忽视了农民自身的专业技能、实践经验、管理能力以及职业归属感，显然无法满足现代农业对农民素质与从业持久性的要求。

农民职业化，特别是以职称评定为核心的制度设计，正是致力于解决上述问题，弥补关键环节。一方面，它将农民的身份与专业技术能力紧密关联，有助于引导农民向更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它为农民首次构建了 " 可见的职业阶梯 "，提供了在农民身份内独立的晋升通道，这无疑有利于促使人才长期扎根于农业领域。

从人口博弈的角度看，职称评定至少在三个层面上增强了农业对人口的吸引力：

第一，降低了不确定性。农业本身具有周期长、风险高的特点，如果从业者再缺乏清晰的成长路径，就很难吸引理性选择。职称体系的存在，使农业第一次像其他行业一样，呈现出 " 起点—成长—成熟 " 的结构，让投入时间与精力具备可预期的回报逻辑。对年轻人而言，这种可预期性，往往比短期收入更重要。

第二，提高了能力回报率。在没有职业化的状态下，农业的一个长期问题是 " 会得多，不一定赚得多 "。技术差异、管理能力、组织能力，往往被淹没在价格波动和市场风险之中，个体很难把能力稳定地转化为优势。职称并不能直接提高农产品价格，但它可以在融资、项目申报、政策扶持、合作谈判中，放大能力的边际回报。当能力被制度标注出来，能力本身才更值得被投资。

第三，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是重建社会认同。人口博弈从来不只是经济博弈，也是文化与心理博弈。一个被长期视为 " 退路 " 的行业，很难吸引主动进入的人。职称的象征意义，正在于它改变了农业从业者在公共叙事中的位置：农民不再只是 " 留下来的人 "，而可以是 " 被选拔出来的人 "；不再只是身份的承载者，而是专业能力的代表。这种认同变化，往往具有延迟效应，却对长期人口流向影响深远。

如果把 " 农民职称化 " 放进更长的历史纵深中去理解，其实并不孤立。用 " 晋升通道 " 替代 " 身份约束 "，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反复出现过，尤其在军事制度中，表现得尤为清晰。

譬如商鞅变法中最具革命性的，以军功为核心的晋升与分配体系。在此之前，秦国的军事与贵族血缘高度绑定，作战勇猛与否，并不直接决定个人命运。商鞅做的，是把军人从 " 出身—身份 " 的结构中剥离出来，塞进一条极为冷酷却极为清晰的通道：杀敌—立功—授爵—分田—上升，军功成为唯一的上升凭证。

这套制度的效果，不在于道德动员，而在于预期管理，清晰明确的晋升通道让秦军士卒获得了实打实的从军进步的预期。此种逻辑与今天农业试图通过职称，把 " 能力 " 与 " 长期收益 " 绑定在一起，而淡化传统意义上的 " 农村户籍 " 这种意识形态层面的保护是类同的。

综合来看，一方面源于人口竞争带来的压力，催生了对农民身份进行科学管理的需求，需要为农民提供更为稳固的 " 晋升预期 " 和 " 身份认同 "；另一方面，现代农业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客观需求，使得对农民在 " 技术能力 " 层面的评定成为必要条件。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 " 农民评职称 " 这一现象，在我看来，这相较于单纯在情感上同情三农问题，是一种更为务实的支持农业、农村与农民发展的方式。

三、我国的农民职业化进程

其实，农民评职称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新鲜事，早在 2012 年，中央一号文件就首次指出要 "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要求 " 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 十三五 " 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中提出，到 2020 年，我国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数量将达到 2000 万，其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比超过 35%。

青海省是我国较早系统推进新型职业农牧民培育的地区之一。2013 年，青海正式启动新型职业农牧民培育工程，通过试点示范逐步铺开，培育范围覆盖全省六州两市 39 个县（市、区），重点面向种养殖大户、家庭农牧场经营者和专业合作社骨干等新型经营主体。

门源回族自治县西滩乡纳隆村村民窦光明，是这一培育体系中的典型案例。2014 年，他在村内承包 800 余亩耕地，种植油菜和青稞，并自筹资金 20 万元成立家庭农牧场。由于缺乏系统的种植技术、经营管理经验和销售渠道，一个生产周期结束后仅能勉强保本。

当年，他报名参加了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举办的新型职业农牧民培育培训，接受了为期半个月的油菜、青稞种植技术和经营管理系统培训。通过理论学习、田间实训和现场指导，他逐步掌握了现代农业所需的专业技能，也更清楚家庭农牧场的生产管理方向，最终成长为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型职业农牧民。

门源县农广校在培育过程中，采用 " 菜单式 " 培训模式。培训前，通过调研、座谈和入户走访，了解农牧民的实际需求；培训内容由乡村主导产业和学员自身发展方向共同确定；培训过程中，采取课堂教学、田间指导和合作社实训相结合的方式；培训后，持续提供技术跟踪服务。这一模式显著提升了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在大通县良教乡沙布村，杨希云同样通过新型职业农牧民培育实现能力提升。2014 年成立良薯种植专业合作社后，他多次参加农广校组织的培训，重点学习科学施肥、机械化种植、病虫害防治和马铃薯种薯繁育技术。培训结束后，农广校继续对其提供技术指导，杨希云也将所学技术在村内推广，带动周边农户采用科学种植方式。

据 2017 年当年的数据统计，青海省累计培训农牧民 4.75 万人，其中 9136 人被认定为新型职业农牧民。青海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已形成省、地、县四级培训体系，具备较为稳定的新型职业农牧民培育能力。这一实践表明，在较早阶段，我国已通过系统培训、认定管理和持续服务，对农民职业化展开探索，并在生产能力提升和示范带动方面取得了具体成效。

在浙江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较早与现代农业体系深度结合。当地以家庭农场主、合作社负责人和农业电商从业者为主要对象，将生产技能、经营管理与数字化应用纳入统一培训体系。通过持续培训与项目扶持，一批农民完成了从单纯种养向 " 生产—加工—品牌—销售 " 一体化经营的转型，成为地方特色产业的稳定经营主体。

山东省作为农业和粮食大省，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重点放在规模化生产和粮食安全领域。培育对象多为种粮大户、设施农业经营者和合作社技术骨干，培训内容突出标准化生产、良种良法和成本控制。通过分级培训与示范带动，不少学员成长为区域农业技术骨干，在稳产增产和技术推广中发挥了持续作用。

在江苏、四川、安徽、河南、广东，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也都在展开，可以说，正是有全国各地十多年来对于 " 新型职业农民 " 培养的系统化推进，才有了如今进行 " 农民职称评定 " 的现实基础。

农民评职称从来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水到渠成之后的推波助澜，是事物发展到了这个程度，这个阶段所必然的结果。

四、结语

传统社会里，农民并不是一种可自由选择的职业，而是一种被出生锁定的社会位置：你生在土地旁，就被土地定义；你的技能不是 " 专业 "，而是 " 经验 "；你的上升通道不是 " 职级 "，而是离开土地。

工业化快速推进时，农业常被视作 " 落后部门 "，其功能主要是稳定供给、吸纳剩余劳动力、承接城乡差异。可当工业化进入成熟阶段，制造业与服务业不再无限吸纳新增劳动力，国家对粮食安全、供应链韧性、乡村治理的要求反而更高，农业就不能再停留在 " 低组织化的小农分散经营 "。

现代农业需要规模化、标准化、社会化服务体系，需要品种、机械、植保、冷链、品牌、渠道的系统协同。农业不再只是 " 种 "，而是 " 产—供—销—服 " 一体化；不再只是 " 体力劳动 "，而是 " 工程管理 "。在这种产业结构里，没有职业化的人才体系，就很难形成稳定的技术扩散路径、组织管理能力和长期投资预期。要让农业像产业那样运转，就必须让从业者像职业那样成长。

而随着信息化、数字化的深入。过去农业靠经验：看天吃饭，看苗施肥，看虫下药。今天的农业越来越依赖数据：土壤墒情、虫情监测、智能灌溉、无人机植保、农机北斗导航、农产品追溯、线上交易与仓储物流 …… 当生产要素从 " 经验 " 升级为 " 数据与设备 "，从业者的能力结构也必然升级。你不能指望一个没有系统训练的人长期驾驭复杂设备、理解栽培模型、做出市场决策，还能承担风险控制与质量管理。职业化不是 " 抬高门槛 "，而是为现实能力匹配现实复杂度：农业越现代，就越需要专业的人；越需要专业的人，就越需要可被识别、可被培养、可被评价的职业体系。

如果说在农业文明时期，农民是国家最早识别和管理的人群；在工业化转型中，农民成为制度分割下的身份标签；那么在新的阶段，农民正在被重新定义为一种专业化的生产者。这条曲折的演变路径，也解释了为什么 " 给农民评职称 " 会显得如此陌生却又如此不可回避——它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制度创新，而是历史走到这里之后，对农民这一身份所作出的又一次结构性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