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日本人才派遣公司——帕索纳综合研究所发布了一份题为《1 万名在职人员就业与成长定点调查》的报告。报告中有一个数据，让我看了很久：愿意晋升为管理职（即中层干部）的正式员工，仅剩 17%。

这是该机构自 2018 年开始统计以来的历史最低值。换句话说，在日本的职场里，每 100 名员工中，只有 17 个人还愿意去当 " 官 "。

为什么日本的企业战士们这么不愿意当干部？要回答这个问题，先得知道 " 当了干部有什么好处？"。

日本知名招聘平台麦纳维（マイナビ）在 2025 年做了一项针对在职管理干部的调查，结果触目惊心：有 68.9% 的管理职人员表示，晋升之后感到 " 身心健康受到了损害 "。

将近七成，不是少数，是多数。

具体来看：有 75.8% 的人说 " 工作比重明显增加 "，有 55.4% 的人说 " 再也没办法好好享受私人时间 "，甚至有 43.5% 的人表示 " 开始考虑跳槽 "。

担任管理干部后面临的烦恼主要有两类。第一是工作量太大，第二是 " 怕被扣上骚扰部下的帽子 " ——在日本如今高度敏感的职场文化里，批评下属、推动团队，稍有不慎就可能被举报为各种 " 骚扰 "。这种如履薄冰的感觉，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有人会问：那薪水呢？当了干部，总归是多拿钱的吧？

是的，确实多拿。调查显示，觉得 " 晋升值得 " 的管理干部，其年收入中位数是 700 万日元（约 30 万元人民币）。而觉得 " 不值得 " 的人则是 550 万日元（23.6 万元人民币）。年收入相差了 150 万日元，差距不算小。更有 80.6% 的人表示晋升后收入有所增加，其中增幅在 100 万至 200 万日元之间的人最多。

但问题在于——钱是多了，可健康没了，时间没了，自由没了。

这笔账，越来越多的日本人算不过来。

再来看那 17% 的数字背后，有一个更值得关注的细节。

调查问及 " 您希望工作到几岁 "，20 多岁男性员工的平均回答是 53.8 岁，与 2017 年相比，整整下降了 6.4 岁。

十年不到，年轻人 " 打算工作的年限 " 缩短了将近七年。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 FIRE（即财务独立、提前退休）的思潮，正在悄然渗入日本这个曾以 " 终身雇用 " 为荣的社会。日本年轻人，也开始向往 " 不靠公司养老，早点退出职场 " 的生活方式。

与此同时，另一个数据同样发人深省：有 54% 的人表示，工作之外 " 没有进行任何学习或自我提升 "，这也是 2018 年以来的最高值。

一边是不想当干部，一边是不想学习提升，一边是希望尽早退休。

这三条线叠加在一起，勾勒出的，是日本职场一代年轻人悄悄发生的心态转变——他们对爬 " 职业阶梯 " 的兴趣，正在消退。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人会走到这一步？

这种变化，并非无迹可寻。

日本的企业文化，长期以来构建在一种隐性的交换逻辑上：你年轻时忍耐、服从、付出，等熬到中层，就能享有权力、收入和体面。这是一代又一代日本 " 社畜 " 走过的路。

但这条路，现在出了问题。

首先，担任管理干部后的工作量在过去十年间急剧膨胀。数字化转型、劳动力减少、新旧业务交替，每一波变化都把压力压在了中层的肩膀上。他们既要向上级汇报指标，又要向下属传达方向，还要处理客户投诉、推动团队建设，以及越来越繁琐的合规要求。管理职成了 " 夹心层 " ——上面是压力，下面是问题，自己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其次，骚扰认定的边界日益模糊。严格管教下属，可能被说成パワハラ（权力骚扰）。关心女性员工的健康或家庭状况，可能被指为マタハラ（妈职骚扰）。开个玩笑，可能是セクハラ（性骚扰）。结果，当个小官，就好象走在钢丝上，一不小心就会身败名裂。

再加上，中层干部在日本企业里往往是 " 有责任、无权力 " 的存在——他们要为团队业绩负责，却没有足够的资源调配权。他们要培养下属，却缺乏系统性的支持。帕索纳研究所的研究员中俣良太在解读调查结果时指出，管理职意向降低的根源，是员工价值观的深层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优先考虑 " 符合自己的工作方式 " 和 " 身心健康与幸福 "，而不是尽快晋升发财。

" 干部荒 "，绝不仅仅是一个职场现象，它是一颗延时炸弹。

组织的运转需要有人担起中层管理的责任。如果没有人愿意当干部，企业就会面临接班人断层。现有的管理职要承担更多的工作，就会更快地出现疲惫和离职，形成恶性循环。

日本一些企业已经开始摸索对策：引入 AI 辅助管理系统、从外部聘用管理人才、调整管理职薪酬结构，甚至重新设计职业晋升通道，让员工不通过做管理职也能获得成长和认可。

这些探索，代表着一种务实的反思：过去那种 " 熬年资、升管理 " 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中国有句老话："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但在今天的日本职场，问题已经不是 " 将才 " 难觅，而是没有人愿意去当 " 将 " 了。

这背后，是一代人对 " 工作与人生 " 关系的重新定义。他们不再愿意把健康、时间和自由，换成一个写着 " 课长 "" 部长 " 的名片。他们开始问：我究竟为谁工作？我真正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这些问题，不仅是日本的企业，就连日本的社会也必须认真倾听和回答的。否则，那 17%，还会继续往下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