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的春天，"一人公司"成了热词。

跃迁的AI让更多人相信：一个人完成过去需要一整个团队才能完成的事，是可能的。京沪深杭等多地政府相继押宝，拿出免费工位公寓、算力券、创业补贴等扶持政策，进一步推热这股风潮。就连OpenAI的CEO奥特曼的那句"一个人的独角兽公司"，也被反复引用，成为引领时代想象的预言。

但想象和现实之间，往往有一段路程要走。

3月，南风窗记者前往上海，走进两个更早出发的"一人公司"社区和线下社群，试图理解"一人公司"的真实处境。我们发现，网络上关于AI如何重塑一切的讨论，在这里安静了许多——尽管它确实能写PPT、做咨询、捏网页，却尚未参与更多决定性工作；真正让人花时间和精力的，是更朴素的问题：我要做什么，用户反馈是什么，怎么可持续……

这并不意味着"一人公司"是幻觉。当一群年轻人从大厂、国央企、民营企业抽身或被剥离，独自创业，绝不是"重新找个班上""挣钱养活自己"那么轻巧。

跳出传统公司庞大冗杂的结构，退出雇佣关系，他们都需要以新的方式工作。原有的制度性联结、保障、缓冲一一撤销之后，直面真实的市场和不确定的人性，他们需要新的手段调和与制约。新旧交替的过程是混沌的，它会带来无所适从的痛苦，也会带来自主的欢愉，抑或再造一座围城。

我们将要讲述的，是一群不甘平庸的人，如何在一个波动的时代，重新建构自己的工作。

Karen已经2年没有上班了。

更准确地说，没有劳动合同把她绑在工位上，没有老板和同事频频要她回应各种需求，当然，每月按时到账的工资也没有了。

2年前，Karen从前司辞职。那不是一个职场人在摸爬滚打了十多年之后的冲动决定，也不是因为她有了成熟的创业思路，而是职场上的挤兑，让她身心俱疲，无法正常工作。

起初，Karen以为，不过是在2024年另找一家公司上班。不曾预想的是，递出去的求职简历大多已读不回，石沉大海。她转而尝试合伙创业，但很快在融资时，被现实泼了冷水。

"如果你不是一个已经赚到钱的项目，又没有很强的技术背景，大部分人其实很难融到钱。"Karen说。

投融资环境在更大范围内转了向。靠一个PPT讲故事就想撬动投资人钱包的年代翻篇了，投资人盯紧了投资回报率，其实雪中送炭的少，锦上添花的多。

留给Karen的空间不多。她调整了预期，琢磨着不要一上手就找钱、找人、找场地，不用太多投入的事情，并从国外一本书中找到了"一人公司"的提法。但她想知道，除了自媒体或内容创作者，"一人公司"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性？

从2024年6月开始，接下来的20个月里，这成了她的持续追问。她开始组局，在网上搜寻一人公司样本，组织一周一会。在接触了2000多人之后，运营"一人公司"线下社群SoleNest成了她为自己创造的新事业。

雷诺是这个线下社群的一个熟面孔。6年前，他是互联网大厂领着可观年薪的经理人，3年前，他还是一家60多人的初创公司管理者，现在，他称自己为"一人项目经理"，因为他把自己的员工外包了。

回头去看，在2020年创业是冒着巨大风险的。但当时28岁的雷诺认为，自己该走了。

他有一种危机感。自己的工作内容已经重复了一整年，技术、产品、玩法都在原地踏步。"大厂讲生命线，新技术的红利期就是那三年。"雷诺说，这三年就是允许他重复吃老本的时间。但更顺势而为的是，雷诺有一个新项目，颇有前景，还拿到了确定的投资，这给了他放弃稳定年薪、出去创业的底气。

扛过收入缩水到原先一成的那两年，努力终于有了可观回报。但新的考验接二连三。

一个大客户在合作1年之后，决定组建团队自己干，于是公司六成以上的收入蒸发了。祸不单行，一个合作方拒付尾款，200万的合同款无法尽数到账，一下子把雷诺的初创公司推到悬崖边。

许多个清晨和午夜，雷诺都要为当月60多名员工的工资和固定成本发愁。"一睁眼，就会想到这个月要花60万。"雷诺如芒在背，"营收有多少，不管，先花60万出去。"

他养不起这个庞大的团队了。他改变了团队的人员关系，有的部门拆分出去，独立成另一家公司，另一些岗位则不再雇佣，彼此可以多方找活，大家转而以项目制合作，凭能力和结果交付任务，大体上离而不散。

把原先的全职员工转成了外包供应商，雷诺得以保全自己，轻装上阵，成了不需要实际办公场地，也不需要给员工交社保、付底薪的"一人项目经理"。

Karen和雷诺代表了通向"一人公司"的两条路，一边是大量职场人在求职碰壁之后，试图另辟蹊径；另一边是企业主在固定成本和营收波动之间喘不过气，主动把人事关系外部化——雇主和雇员的稳定契约由此加速松动。

结束雇佣，把员工外包之后，雷诺发现自己的工作重心变了。

经营一家60人的公司，他没法专注业务，不得不耗费大量精力做管理。但收缩为"一人公司"之后，许多繁琐的事没了，他唯一需要盯的，是外包的交付结果，把更多精力回归到开拓业务上。

这个转变听起来简单，但它牵动的是一整套逻辑的重写：用人方法、利益分配、评价体系、风险分配，一一重来。

雷诺的业务涉及直播，成为一人项目经理之后，场控小助理、摄影师、主播都成了他的外包，而不再是他的雇员。以前他雇一个主播，月薪15000元，社保公积金的成本得花3700元，而现在，他按时薪300元支付，一场6小时的直播结束后，就给对方转账。"跟他卖多少没有关系。"雷诺说。

看上去，这个合作方式是平等的。对主播来说，理论上，他可以用更短小时数，挣比原先更高的时薪，剩余时间自由支配；对雷诺来说，便利之处在于，他可以无限选择交付团队，未必有固定合作的主播，不必在没有业务的时候为他们的时间买单。

业务出身的雷诺其实不喜欢做管理，"每天知道每个人在干嘛，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也不喜欢被别人管，我做老板也不是那种特别盯着你的那个人，那代表了公司有人可以划水。"他之所以不得不管，源于一种朴素的公平感。

他盘算过，之前，公司约80%的业务是他本人带来的，另外十来个销售贡献了20%。他认为，这种失衡应当被调整："公司对你和对突出贡献者的成本是一样的，这本身就不合理……这才是为什么公司要裁员、要做绩效考核、述职、各种内部条款和流程。"在他看来，外包制度不过是把这套逻辑说穿了：你的收入，应当匹配你的实际能力和价值。

暂且不论这一逻辑是否完美，因为更重要的是，在雷诺这里，评价的逻辑变得市场化了。他认为，传统公司内部大多是非市场化的，"很多工作是老板觉得你好你就好，老板觉得你不好你就不好"，或员工自己觉得好，和市场的真实需求脱节。

但外包合作是市场化的，活儿做不好就没有下一单。"跟你讲3遍还听不懂，对不起，以后再也不找你了。你就得逼着自己在3遍之内听懂客户的需求，并且交付一个满意的结果。"

成为"一人项目经理"，是雷诺顺应市场、趋利避害的选择，雷诺得以保持45%的净利率，财务更健康。而他的那名财务，还是同样的工作，还是同样的人，时间自由、不受管束，但报酬变成了原先的一半，他得另找一份工作，或把自己的财务能力外包给更多人，才能持平或挣更多。

这暴露出硬币的另一面，我们找到了另一面镜子。

在影视行业里，以个人工作室的方式合作相当普遍，有更多类"一人公司"的经验。

谈及"一人公司"，独立制片人Lola直言不讳："其实风险转移了。"她解释：因为想做得更稳定、成本更低，还可以不断有优质内容持续可供筛选，就通过这种模式把风险转移给执行人员。

从雇主的视角看，外包压缩了固定成本，换来了更高的灵活性；但从被外包者的视角看，劳动合同消失了，意味着稳定的收入保障、社保缴纳、乃至发生纠纷时的法律依据，都一并消失了。

她自嘲道："有时候我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商务渣女’，这个项目适合你，就和你合作，下个项目我想换人了，就换人。"

客观上，影视行业里，古装与现代、长剧和短剧，风格迥异，而人各有所长，产业链和周期又长，自由组合以分散风险是这个行业需要的生态。但要想在这个生态中游刃有余，却没那么简单。

见到Lola时，她正好来谈项目合作，提及她和影视工作室的合作方式时，她打开手机通讯录，用连珠炮弹式的语速一口气列出了17个类目："我有93个编剧、113个导演、93个AI创作者、36个MCN机构、18家投资渠道……"她用6年时间组建起这一张关系网络。

但也有人因为缺少这样一张网而局促。"现在平台的垄断很严重，很多不去上班的独立制片人不见得有以前那么厉害了，如果没有足够扎实的人脉，现在很多会说接不到活，想去公司上个班，因为公司还有一些稳定的业务。"Lola说，除非有额外的信任背书，否则还是成规模、有品牌的公司更容易被选择。

Lola用6年建起那张关系网，背后有她奋力争取来的机会、一位慷慨引路的大学老师，有她拼尽全力做出来的不同类型的代表作，有被投资人看重的在商业与艺术间求平衡的审美和情商，以及恰好允许自由组合的行业生态——这些条件，是稀缺的。

从传统大公司裂变为一人公司，在这个转变里，没有明显的恶人，也没有轻松的赢家。

真正改变的，或许是一条隐形的分界线：在旧的雇佣关系里，组织负责把风险和收益分摊给所有人，它牺牲了一部分效率和公平，提供一种基本的稳定感。而当这层缓冲消失，每个人都被直接暴露在市场面前：能力强的，有机会挣到更多钱；能力不够的，失去的是一张曾经托底的网——市场并不承诺对每一个创造价值的人都做出及时、公正的裁决。

雷诺和Lola代表的是相对成熟的组织者，他们有更多筹码把自己置于协作网络的中心，那么，当一个人没有资源积累，"一人公司"如何成事，协作会遭遇什么样的摩擦，又靠什么润滑与黏合？

2025年，27岁的周沛统回到上海，筹划他的第五次创业。

那是一个梦幻般的项目：免费招募12个人，花450天徒步穿越中国，从最东端走到最西端，拍成81期纪录片，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凭借这个别人不敢想的点子"八千里路"，周沛统被上海临港集团"超级个体288计划"选中，成为"零界魔方"社区的一员，获得了为期一年的免费公寓和工位。

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人，多得超乎想象。250多万人看过这条招募帖，5000多份申请接踵而至。周沛统得以从中筛选和他一样相信"这件事现在不去做，可能一辈子不会做了"的人。

有人因为他无意中说的那句"这个时代需要这样的项目"而加入，有人在零点前发来邮件："这好像是命中注定的……我想跟大伙完成这件足以载入个人史册的挑战。"他们彼此陌生，通过社交媒体结识，为共同的愿景一起行动。

从福建赶来汇合的"八千里路"队员当初的申请邮件，他提到自己热衷于徒步的原因/南风窗 施晶晶 摄

但即便以穷游的方式走完全程，也需要百万元的预算。而项目启动时，账上的资金是零——周沛统选择"强行起飞，空中加油"。

他对南风窗解释："资金到位是很富裕的做法。如果一个想法等它完美了、所有条件成熟了再去做，99%的创业者是没有这个条件的。"他践行的是一种创业者的起步逻辑：在有限的资源里，找到一个可以让项目存活的关键节点，用这个节点去吸引下一批资源。

他也是这样去做的。他申请入驻"零界魔方"，压缩了生活成本，有了创业试错的时间和空间，也获得了信任背书；他以社交媒体为杠杆，吸引来关注，从中找到受众和同路人。在他独自拉赞助，却被三四十家品牌晾在一旁时，队员里的知名户外博主从中牵线，第一个赞助商出现了；后续赞助商怕错失先机，加速跟进；之后又有队员自愿出资赞助，进一步缩小缺口……

这每一步都不是提前计划好的，但周沛统说："只有做，才有机会获得这些东西。如果就因为我啥也不是、什么也没有，就没有去尝试，那也真的做不成事。"

名义上，这是周沛统的创业，但实际上，这已不只是他一个人的项目。"单打独斗是很难的。"周沛统和伙伴相当于若干个"一人公司"拼在一起做事，而眼下他先担心的还不是后续资金，而是关键的伙伴突然说不干了。

这件事真实地发生过。伙伴提退出的那天，周沛统才意识到自己有多天真："我以为大家协作了几个月，有很高的信任，可以一起面对，许多资源都经由她对接。她突然要走，对我来说是晴天霹雳，对项目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但因为我们没有雇佣关系，我不能要求她什么。"

周沛统对脆弱的合作并不陌生。过往四次创业里，他三次经历过合伙关系的破裂。一次因为意气之争，老板收回了刚刚带火的民宿；一次多人合伙，周沛统从股权中分到的收益，换算下来相当于免费做了运营；还有一次是创始人意见不统一，不欢而散。

这些矛盾很典型：所有权、利益分配、决策权。这三重矛盾，都是合作的软肋。传统大公司里，合同和层级把它暂时按住了，避免关系破裂，而"一人公司"非雇佣的协作关系，让它重新暴露在外，需要一一协调。

"八千里路"把这个问题推到了更极限的处境里。陌生人、没有清晰的利益分配、大家基于愿景而彼此奔赴——这种非市场化的投入，就像用爱发电，比雇佣关系更珍贵，也更脆弱。

周沛统很快发现问题所在："做这个事情，大家一开始都是美好的想象，进入到具体的环节，可能都是枯燥的，需要付出劳动和精力。当发现实际和预期不一样，人的情绪就来了：你又不给我工资，我干这些事情图什么？"

在摩擦当中，周沛统曾被指控"专制"。但周沛统有保留意见，他要为整个项目负责，难免要力排众议，对关键问题做决定。"不是说谁是领导或下属，协作当中总要有一个人说了算，初创阶段，民主不可能办得成事。"他也知道，力排众议必然会侵犯到一部分人的利益，在非原则性的问题上，他需要照顾彼此的情绪。其中分寸，没有公式可循。

在"一人公司"的合作网络里，谁应该有决策权，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发起人、出钱多的人、更有能力的人，更了解全貌的人？每一种逻辑都有其合理性，都可以为自己主张话语权，或随时转身离开，以致难以成事。

筹备了五个多月之后，周沛统得出一个略显反直觉的感受："没有雇佣关系，一人公司的沟通和协作成本反而更高。"很多摩擦没法强行跳过了，而建立信任需要反复沟通、慢慢积累，却可能在一次冲突里瞬间瓦解。

"团队前前后后走了10个人，进进出出，现在又重新回到了12个人。"周沛统说。那位关键伙伴，大家轮着说好话，最终劝了回来，又一次有惊无险地"空中加油"。

聚沙成塔着实不易。可采访当天，当两个"00后"带上一整套徒步装备，先后从四川、福建来汇合，他们手持运动相机走进来，那架势自然而又认真。

几天后，周沛统的朋友圈里出现一张照片，大家酷酷地站成一个"山"字，蓄势待发——即便前面一波三折，仍有一股力量将他们拧在一起，真实而确凿。

那么，在没有强制力和利益交换的地方，穿过决策权话语权的纷争、扛过能力与信任的危机，是什么让他们留下来？

线索在这12个"用力在活"的年轻人身上。他们当中，有人做了骨髓移植手术，重生之后对活在当下有着极强的信念；有人高中毕业就周游世界，被困雪山绝处逢生之后，才真正打开自己、感受到人的温度。

前面一位刚刚辞职的"00后"在申请邮件里写："我喜欢走在路上的感觉，只有一个终点，剩下的全是未知的风景。那种一步一脚印的专注在路上，是我从未从别的地方体验到的……我在享受，很纯粹的享受，不是为了到终点而开始走。在路上，不夸张地说，在帐篷里睡觉比我在婴儿床里睡得都爽。"

他们都用反世俗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他们留下来，不是因为算清楚了利弊，而是因为做这件事本身就是他们想要的。即便它会枯燥、有冲突、可能没有钱。这种发自本心的驱动力，是"八千里路"在没有雇佣、没有稳定报酬的情况下，唯一能依靠的力量。

条件很苛刻。它要求人在艰难时刻依然能从做这件事情本身获得动力，而不是从外部激励里找理由勉强自己撑下去。

这股自驱力的反面，是周沛统收到的那些"身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留言：可惜我已经结婚了，可惜工作脱不开，可惜……看着这些留言，周沛统认为："真正困住他的，是他不敢去想，不敢去做。"那些放不下的东西，更可能是一个让自己安心留在原地的理由。

这或许是"一人公司"协作网络更深处的答案：当不被雇佣、利益无法精确分配、管理无从施加，能把人留下来的，只有一件事——他自己想做这件事，并且足够想。

现实中，情况未必如此极致，但周沛统在无形中模拟了一个压力测试，它会照映出不同的答案，即一个人真正在意的东西。

在SoleNest，我向在场30个人提问：在单位上班和出来做"一人公司"，有什么不同？

答案五花八门。有说，就像从地主家的农民变成了宝藏猎人；有说，不用再把时间浪费在"甲方在意、用户不看、也商业化不了"的产品需求上；有说，AI时代，个体的成长速度远大于组织……

解释的过程中，他们反复提到一个词：真实——真实的用户，真实的需求，真实的反馈，真实的市场，真实的代价，真实地长在自己身上……

这个词出现得太频繁，以至于显得异常——像一种需要不断确认的状态，而不是一个无须讨论的前提。况且互联网上靠扭曲和炒作，掺点"真实感"，有人照样混得风生水起。真实究竟有什么非它不可的作用？

雷诺提供了更具体的回答。从前，报上大厂名号，业务轻易地来了，叠加互联网红利期，他拿到了很高的年薪，但也不免怀疑，对方真正看重的其实是平台，而不是他这个联络人。自立门户之后，没有大厂的信任背书，他要反复、一一证明给客户看，为什么选他而不是选别人——雷诺意识到，那才是真实的市场，不另外拿出实打实的东西和结果来，"你就什么都没有"。

在这个意义上，真实无关道德，而是一种生存条件。客户不满意、轻视风险的代价，不再被组织吸收，而是直接落在个体身上，唯有真实是一切坐标的原点。

Karen花了不少的时间，才找到属于自己的坐标。

离开职场之后，Karen试图在社交媒体上找到一个能让人快速定位的标签。但大厂、藤校、百万年薪、操盘过某个大项目——她一个都没踩中，最后把自己归入"养成系"。她打开自己的简历，却对上面的经历感到陌生。

"感觉那都不是我，它是一些句子，然后好几家公司都没了。"Karen试图回忆，发现自己上了十多年班，总在回应别人的需求，每天都很忙，却想不起来自己究竟干了什么。那种感觉，就像置身楚门的世界，身处其中，却感受不到真实。

这不只是Karen的感受。在高度标准化的组织分工里，人是按照岗位需求被塑造的，能力被拆分、嵌入流程之中，个人的优势和欲望，未必有机会被完整地调用，甚至会在长期的适应中被削弱和遗忘。"有时候，是人发挥不出他的自然优势，所以痛苦。"Karen说，而脱离原有组织，就需要认真回答：我是谁、能做什么、我想做什么。

思考这个问题会让人痛苦，想要逃避；离开组织，答案也不会自动浮现。而作为提问者和观察者的我，有一个小小的好奇：他们焦虑吗？

但几乎没人主动流露焦虑。很难分辨，他们是真的没有焦虑，还是公开场合避而不谈，抑或是选择用行动去消除焦虑。在他们或认真或笃定的讲述里，隐约有一层坚硬的外壳。

有时，它源于雷军说的"创业者需要一点盲目的乐观"，抑或是他们需要不被动摇地走下去。倒不是说他们的态度、价值主张不对，而是自洽得过于完美了。

但还是有一些缝隙。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时间不够用，以及，人和人的连接很重要。

雷诺的感受是，成为"一人项目经理"，对精力、时间管理、工作节奏的要求，"比上班的要求更高"；Karen更忙了，忙到需要管理5个手机，和过去十多年里一样，一次次错过日落之后的最美蓝调，转而尽力让自己的"每一分钟、每一个动作都有意义"；而周沛统所在的"零界魔方"，地处远郊高新区，夜里周围的写字楼大多下班熄灯，它却是最亮的一栋。在这里，好像离"松弛感"很远，他们绷紧了弦。

至于强调人际连接的重要性，看上去像是对"单干"的转圜，却又不单是功利性地为了扩展人脉谈合作。就像有人在SoloNest找到了创业搭子，或是大家约着一起"先发100条垃圾"，在做中迭代。社群、乃至"零界魔方"这样的共享办公区，成了他们寻找同伴、重建茶水间的地方。

一次午饭，我和周沛统聊起，去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四川大学给学生的寄语："你们处在一个为效率、结果、速度所暴政的世界。无聊一点，迷失一点，这将成为你们的幸运。"——那么，以一种每一分钟都产出价值，更高效率和更少冗余，又极限压缩试错空间的工作方式要求和驱动自己，会不会让人越来越累？

周沛统没有犹豫。他认为，要看效率是目的还是手段。"如果是有想法，希望快速落地，生产力和效率是必要的条件；如果是出于对生命的体验，为了‘人之为人’地活着，观察生活，去和身边的人互动，反而是要反效率的。"他补充道，"但是一个发展不均衡的社会，资源没那么丰富的人，他需要以更高的效率去获得他未来想要的所谓的幸福，实际上是在做置换——和魔鬼做交易。"

我希望他们交易成功。为此，我有所保留的疑问是：在包括但不限于"一人公司"的原子化生存方式里，人们或许更自主了，但更解放和快乐了吗？

（文中雷诺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