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 40 年中，每当一个东亚国家走完其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大出海战略便必然成为此后发展的重要方向。尤其以日韩代表，当本土陷入存量竞争社会后，出海都成了所在国为数不多的黄金赛道。

可耐人寻味的是，当视角拉远至全球，这却并非所有国家都必然经历的命运。无论是拉美的资源型国家，还是欧洲的中小型发达国家，或者南亚的内需主导型经济体，都并未在增长放缓后出现过同样规模的出海浪潮。

全民出海作为一种系统性的经济战略，在近几十年已经快成为专属于东亚经济体的现象。

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将一个又一个东亚经济体推向了同一条路？

东亚模式，从奇迹到诅咒

二战结束后，东亚作为唯一一个规模性的完成从经济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区域，一度备受世界瞩目。无论是日本 60 年代的伊奘诺景气，还是韩国 70 年代的汉江奇迹，亦或者 80 年代享誉世界的亚洲四小龙与四小虎，都曾经不断刷新经济学界对发展速度的认知。因为这些经济体既没有遵循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也没有照搬英美式的自由市场，却走出了一条增长速度更快的道路。

80 年代初，美国政治学家查默斯发表了日后大名鼎鼎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通过讲述日本从 1925 年至 1975 年，如何以政府主导产业发展实现经济腾飞，首次提出日本式发展模式。

但在日本模式刚刚提出的 1982 年，学界普遍认为日本成功是特定历史条件的偶然产物，并不具备可复制性。

然而整个 80 年代东亚各经济体的发展速度，彻底动摇了这一判断。

无论是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四小龙），还是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四小虎）。从 1980 年至 90 年代中期，它们都紧随日本，以几乎同样的路径，在几乎同样的时间跨度内，复制出了几乎同样惊人的经济增长曲线。这一成果直接震撼了当时的西方经济学界，因为它不仅证明这并非单一国家的成功，更在当时苏联计划经济与美国自由资本主义外，似乎寻找到了第三条国家成功的道路。

而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日本资产价格的疯狂膨胀与纸面财富的空前繁荣，更是让西方学术界出现了日本模式或者说东亚模式，是否更加先进的大讨论。

其中，世界银行在 1993 年发表的《东亚奇迹》更是将这场讨论推向高潮，当时世银以官方报告形式，将东亚八国在 80 年代的经济腾飞形容为制度的胜利。并从官方层面将这套政府主导产业，高出口高储蓄与重教育的发展机制成为东亚模式。

而在 90 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东亚模式一度被视为国家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参考范本，即使事后来看一些明显错误的政策（比如高债务驱动），在当时也被视为是正确的选择。甚至在有一段时间中，东亚模式被认为是唯一正确的答案，成为了当时众多发展中国家竞相效仿的圭臬，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刚刚处于改革开放的中国。

然而，这也是历史最充满讽刺意味的地方。

在《东亚奇迹》出版当年，曾被视为东亚经济火车头的日本，因为泡沫破裂，迎来了自 70 年代石油危机后的首次负增长。

五年后，亚洲金融风暴席卷东南亚，泰铢崩溃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接连推倒了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等曾被《东亚奇迹》点名称赞的经济体。而更令人唏嘘的是，东亚模式的神奇魔力似乎就此消失，此后经济学界发现所有依靠该模式取得高增长国家，都迎来了几乎无法逃脱的系统性衰退。

后来经济学界将这种现象称为 " 东亚模式诅咒 "。

那么东亚奇迹为何会变成诅咒，而这又与他们纷纷走上大出海战略，又有何关系？

东亚模式之困

2001 年，由多位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参与，世界银行再次牵头发布了长篇报告，《Rethinking the East Asian Miracle 东亚经济的反思》。该报告不仅全面反思了曾经对东亚模式的过度乐观情绪，还完整分析了东亚模式的核心矛盾，以及可能的破局之路，被认为是 21 世纪东亚经济研究最具份量的一份长篇报告。

该报告的核心结论是：90 年代东亚各经济体出现的衰退，看似是被外力因素影响（比如 1985 年广场协议、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但其实是自身模式矛盾不断积累后的系统性爆发。

那么，这套曾被全球奉为圭臬的发展模式，其核心矛盾究竟是什么？

东亚模式本质是政府主导的外向型战略，简单来说就是以出口为发动机，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一个农业国的劳动力转化为工业国的产能。

这套机制在发展早期极为高效，因为它将国内产能与海外需求实现强绑定，靠海外市场为产能提供出口，从而让经济增长不必等待本土购买力成熟，便可一路狂飙，从而实现了连续数十年的超常规增长。

但要维持它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也是十分残酷的。

1. 被出口绑架的经济

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 1994 年对东亚模式展开系统性批评，被普遍认为是亚洲金融风暴的吹哨人，学术界将其称为克鲁格曼的质疑，让他在此后成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而他质疑的最重要一条便是，多数东亚经济体已被出口过度绑架。

无论是 70 年代的日本，还是 80 年代的韩国等四小龙，外贸依存度都超过 50%，也就是国民经济一半的增量都来自于进出口。在此期间，经济体通过较低的工资与生产成本的方式，换取出口的价格竞争优势，之后再将出口所得用于下一轮技术升级，由此形成产业快速迭代。这也是东亚各国在各自巅峰期，产业扩张如此快速的原因，本质是用低成本换取更大的出口份额。后来经济学界将此称为汗水型经济，即东亚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更努力的劳动。

然而，当经济体走完追赶阶段、人均收入跨越某一门槛后，低成本优势必然消失。此时必须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为主。

可问题在于，东亚各国为了维持出口价格优势，需要长期压低工资和生产成本，这会导致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与内需市场萎靡。但一旦大幅增加工资，又会削弱出口优势。

由此经济结构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出口竞争力依赖于低成本，低成本又持续压制国内消费，内需市场始终无法发育成熟，经济体便只能继续依赖出口。最终的结果是，即便明知要推行内需为主的改革，在现实压力下也不得不继续强化出口投入。

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泡沫破裂只是导火索，真正让社会活力丧失的是经济下滑后内需迟迟无法接力的漫长空窗期。

但出口与内需的矛盾只是东亚模式的核心问题之一，债务困局同样也是该模式的另一大顽疾。

2. 产能过剩与债务周期

时至今日，距离亚洲金融危机已近 30 年，但部分东亚国家依然在债务的泥潭里。即便是日韩这样的发达国家，其走出债务周期的时间也长达 20 年。日本从 1990 年泡沫破裂到 2005 年左右才基本完成银行坏账处置，而韩国从 1997 年金融危机到 2012 年才摆脱高杠杆阴影。

即便放眼全球经济史，如此漫长的债务周期也属罕见。同样因房地产炒作引发的 1990 年北欧银行危机，其修复不过花了六年。东亚各国却往往要付出一代人甚至两代人的时间，超长债务周期已经成为东亚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

为什么债务会像幽灵一样纠缠东亚经济体如此之久。

根源在于东亚模式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压缩式增长。东亚国家通常用短短几十年，狂奔完西方发达国家花了二三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进程。经济学界将这一特殊现象称为压缩式现代化（Compressed modernity）。

从结果上，它帮助各国在有限时间内完成了城市现代化。但这种压缩的代价，便是巨额的债务。

在正常的国家发展中，投资与消费大致同步，企业可以适度借贷扩产，用增长的利润逐步偿还本息。但东亚各国显然无法如此循序渐进，当东亚启动工业化的 1960 年，全球市场早已瓜分殆尽，它们又必须在人口红利关闭之前，完成从低端制造到高端制造的全程爬升。

于是无论是 1960 年代的日本，1970 年代的韩国、还是 1980 年代的泰国，它们都选择了一条超前投资的道路，通过先建厂再找订单的方式，迅速堆砌起产能与产业链。但超前投资也决定了资金不可能来自企业（利润还没产生），也不可能来自居民储蓄（收入还未上涨），那么唯一的来源就只剩下借款。

通过债务驱动，东亚各国通常只需十余年，便能积累其他国家需要五十年才能实现的产能。但它也留下了两个难以化解的问题，第一是产能过剩，第二则是债务过剩。

以韩国为例，到金融危机爆发前一年，前三十大企业的净资产负债率已高达 350%，即每 1 元净资产背后，负担着 3.5 元的债务。而也恰恰是在这一年，韩国的产能利用率反而处于 90 年代的最低区间，可以说债务堆出的产能，已经远远超出了市场的消化能力。

可以说无论是单一的出口模式，还是严重的产能过剩与债务问题，都是导致东亚经济体一旦进入衰退周期就如此漫长的原因。因为传统的经济危机，是金融体系过度扩张的结果，在合理出清后往往就能快速修复。

东亚危机的本质却是系统性问题爆发，或者说是模式之困。由于经济体在短时间内走完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进程，导致大量结构性问题都被压缩在同一个时空里，而过去依靠高速增长的经济，这些矛盾尚能被掩盖。

可一旦进入存量发展阶段，这些矛盾便会集中爆发。换句话说，传统危机只需修复金融体系，而东亚危机却是需要解决系统问题。

那么出海又为何会成为解决东亚困局的钥匙之一？

出海为何成为必答题

要理解出海为何成为东亚经济的必然选项，首先要明白原有东亚模式的转型为何如此困难。根据传统经济理论，当一个出口型经济体遭遇衰退，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是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驱动，但在东亚这种变革却阻力极大。

日本扩大内需尝试了三十年，但却始终收效甚微，反而陷入了长期通缩的困局。同样的困局也出现在韩国，其内部刺激政策从 1998 年的金大中讲到了 2026 年的李在明总统，但内需疲软依然是今天韩国社会最大的内生矛盾。

东亚经济体在数十年的出口导向驱动下，已经形成了高度专一化的产业生态。无论是日本的精益制造体系、韩国的财阀结构，还是中国台湾的代工产业链，都不是围绕本土消费者建立的，而是围绕海外订单建立的。

这意味着转向内需并不是政策上的调整就能做到，而需要彻底重构产业链的逻辑、企业的组织方式、乃至整个社会的分配机制。

而这种社会重构往往需要一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但我们都知道经济衰退带来的压力并不会等待社会完成蜕变。

出海之所以成为东亚经济体在遭遇衰退后的新战略，是因为它能够在不触动国内深层结构的前提下，同时在多个维度上为困局松绑。

首先，它有效缓解了产能与债务问题。东亚模式的另一个诅咒是债务驱动的产能过剩，过去数十年超前投资建起来的工厂，如果只依赖本土市场或原有的出口目的地，注定会陷入低利润的价格战。

寻找哪些正在复制东亚曾经工业化道路的国家，东亚看似过剩的产能在那里却拥有最有价值的买家。事实上，一个经济体在完成自身升级后，将成熟产能向更低成本地区转移，本身就是全球化正常的梯度传递。

但更重要的是，大出海为无法速成的内需转型争取了时间。东亚的内需重建是一项需要数十年改变的系统工程，因为从分配机制到消费文化，每一环都需要时间。出海带来的海外收入在这段漫长的等待期里，让企业的利润压力不至于在转型完成前就率先崩溃。

无论是日本 90 年代在中国设立的工厂，还是韩国 2000 年在东南亚的布局。这些海外企业创造的利润最终会以分红形式回流本土。成为成为维持研发投入与社会福利的重要缓冲。以日本为例，从 1990 年至 2020 年，海外子公司的利润占比从不足 2 成，提升至 6 成。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外部输血，日本失去的三十年会变成真正的死亡三十年。

那么问题来了，大出海是否也是中国的必答题？

当宿命来到中国

今天，当我们把目光从日韩移向中国，你会发现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局面。

熟悉的是，过去 20 年我们看到了同样惊人的增长速度，同样高企的外贸依存度，以及同样被压缩进十几年的工业化进程。出口、投资与债务，这些东亚模式的老朋友，在今天中国经济版图上同样扮演着关键角色。甚至在某些指标上，中国走的比这些东亚经济体更远。

陌生的是，中国拥有日韩难以企及的内需纵深，14 亿人口所带来的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全世界最完整的产业链与最强悍的制造能力。

那么这些因素能否成为中国打破东亚诅咒的变量？

历史有时候是一位好老师，日本在泡沫破裂前也曾坚信自己是例外。彼时它们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中产阶级、最先进的制造业，以及日本第一的集体信念，但内需型社会的转型依然历经数十年，直到最近几年才摆脱通缩螺旋。

内需转型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改变，但在这转型的一代人的时间里，难道我们就坐在原地等待吗？这显然不是一个经济体可以安静停摆的假期。

我想真正的问题，从来都不是中国会不会出现全民出海的浪潮。

因为从东亚经验来看，当一个经济体的产能是为全球而建的，那么无论内需有多大，走出去都将成为必然。

真正的问题是，如果当大出海成为必然，中国能否走得比前辈们更从容一些？

2021 年至今，出口增速从接近 30% 的高位跌回个位数。虽然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组件这新三样，拿下了全球产能第一，但同样也在全球打响了烈度罕见的价格战。

东亚的奇迹始于出口，也困于出口。今天明眼人都能知道出口模式已经到达了天花板，那么按照东亚经济的演进顺序，属于中国的大出海潮就即将到来。

尾记：

当《东亚经济的反思》发布的 2001 年，中国恰好叩开 WTO 的大门。而报告尾页世银也留下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是否也会遇到与东亚经济体相同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