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2023 年 10 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中东多线作战，引发国际社会普遍不满和强烈抗议。在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问题上，曾长期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纷纷转变态度，令以色列在国际上更加孤立。在美伊停火协议问题上，以色列与最大支持国美国之间分歧尽显。如此状况下，以色列外交网络正经历深刻重组。

就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 " 惹恼 " 以色列等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 6 月 18 日指责以内阁成员 " 对美国提供的外交和军事援助不知感恩 "，训诫那些认为以色列的 " 最大麻烦是特朗普总统 " 的人 " 认清现实 "。

万斯当天告诉媒体，他想提醒以色列政府认清两点：一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是 " 当下全球唯一对以色列心存同情的国家元首 "，以方不应攻击 " 其在全球唯一仅存的强大盟友 "；二是过去 3 个月来保护以色列领土的防御武器中三分之二 " 为美国制造、由美国买单 "。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万斯提及之人是属于极右翼阵营的以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 · 本 - 格维尔和财政部长比撒列 · 斯莫特里赫，二人均指责美伊谅解备忘录威胁以色列安全，呼吁以政府不要遵守该协议。在美国《纽约 · 时报》6 月 18 日刊发的一篇专访中，万斯直接点名这二人，称以色列不能 " 通过杀戮解决每一个国家安全问题 "。

这番话的分量在于它出自美国副总统之口，而且是公开说出来的，无异于美国政府对以色列的敲打，甚至是划下红线。究其原因，特朗普政府急于从一场推高油价、加剧通胀、民意不佳的战争中脱身，距美国中期选举不到五个月，结束冲突、压低油价对其更为有利。

路 · 透社援引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以领导层普遍认为谅解备忘录没能回应以方对伊朗 " 核与弹道导弹计划 " 的关切，" 损害以方利益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 6 月 18 日首次评价美伊谅解备忘录时称，重视与美国维持 " 重要关系 "，但出于 " 以色列安全需要 "，以军将在黎南部保留驻军。

概言之，美以对伊作战 " 速胜 " 预期早已化为泡影，两国战略分歧愈加明显，美国希望尽快结束这场拉高美国能源价格、影响中期选举的战事，以色列则寻求升级对黎军事行动。

近期，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所涉暴力事件愈演愈烈。联合国报告显示，截至 2026 年 5 月，已记录 800 余起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人的事件，涉及 220 多个社区，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犹太定居点问题是巴以问题焦点之一。国际社会多次呼吁以色列立即停止在被占领地区非法定居点活动，切实遏制定居者暴力，并对所有袭击事件严肃问责。

5 月 28 日，欧盟理事会发表声明说，欧盟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6 月 6 日，欧洲外交官员说，法国正与其他几个欧洲国家合作，酝酿协同出台国家层面措施，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进一步向以色列施压。

更具结构性意义的是，欧盟正在依据《欧盟 - 以色列联系国协议》（2000 年签署）中的人权条款，重新审视这份长期支撑欧以经贸关系的核心文件。欧盟长期是以色列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若相关贸易优惠或合作条款被部分中止，其影响将超出象征层面，直接触及以色列经济和对外合作基础。

阿拉伯温和阵营的疏离，进一步压缩了以色列地区外交空间。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 " 撮合 " 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 " 亚伯拉罕协议 " 曾被以色列视为突破阿拉伯世界外交孤立的重要机制。通过共同应对伊朗、扩大经贸合作和推动科技安全合作等，以色列一度试图绕过巴勒斯坦问题，直接与部分海湾国家建立正常化关系。然而，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阿拉伯国家国内舆论对以色列的反感明显加剧，各国政府在推进对以合作时面临更大政治压力。

沙特的态度尤其具有指标意义。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 · 本 · 萨勒曼在访美期间明确表达了对加入 " 亚伯拉罕协议 " 持保留姿态，其核心理由是加沙冲突的持续，已经显著抬高了沙以关系正常化的政治成本。在巴勒斯坦建国前景尚不明朗的情况下，沙特很难公开推进与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约旦等与以色列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的国家，也强调不会卷入新的地区冲突，并反复重申对主权和地区稳定的关切。

联合国多数会员国长期以来都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反对以色列继续扩张定居点。随着加沙人道主义危机持续扩大，相关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联合国系统、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和各类人权机制。2024 年 11 月，国际刑事法院以涉嫌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为由，对内塔尼亚胡及时任以色列防长加兰特发出逮捕令。加拿大等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随后表示，将按照国际法义务处理相关问题。

这一变化的核心点在于，国际社会对以色列行为的批评正从一般性政治谴责转向制度化、法律化和档案化。一旦某些行为进入联合国报告、国际刑事法院文件和国际人权机制记录，其影响便不再局限于短期舆论，而可能长期渗入军售、技术出口、司法协助、学术交流和民间往来等多个层面。

要更好地理解这种外交收缩，需结合以色列长期形成的安全观。以色列建国之初面临的周边 " 敌对环境 "，叠加犹太民族关于犹太大屠杀的历史记忆等，塑造了这个国家高度敏感、强调先发制人的国家安全逻辑。这种逻辑在相当长时期内帮助以色列维持了军事优势，也使其能够在多次中东战争中避免战略性失败。

但是，当这种安全逻辑被推向极端，便容易转化为对 " 绝对安全 " 的追求。在这一安全逻辑框架下，任何潜在威胁都必须提前清除，任何停火都可能被视为对手重新积蓄力量的间歇，任何和平安排都难以获得充分信任。问题在于绝对安全在现实政治中很难实现。军事优势可以降低部分安全风险，却无法消除敌意、重建信任或解决根本性政治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色列外交战略大体呈现 " 远交近攻 " 的特点。" 远交 "，是指通过共同应对伊朗威胁、扩大商业合作和推动科技安全合作，争取阿联酋、巴林等距离巴以冲突核心较远的阿拉伯国家；" 近攻 "，是指对加沙、黎巴嫩南部以及约旦河西岸采取持续高压政策。这一策略在短期内曾产生明显外交收益，尤其是在 " 亚伯拉罕协议 " 签署后，以色列一度被认为突破了传统阿以冲突格局。

然而，只要巴勒斯坦问题长期没有政治解决方案，以色列与部分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就始终缺乏稳定的社会基础。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平民伤亡和人道主义危机通过全球媒体和社交平台持续传播，显著改变了许多国家公众对以色列的认知。特别是在欧美青年群体、全球南方国家以及国际人权组织中，以色列长期依赖的安全叙事遭遇越来越多的质疑。舆论环境一旦发生代际变化，外交政策的回旋空间也会随之收窄。

国内政治结构也与此密切关联。内塔尼亚胡为维持执政联盟，必须依赖本 - 格维尔、斯莫特里赫等极右翼政治力量。这些政治盟友在定居点扩张、永久控制约旦河西岸、强硬打击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等问题上立场鲜明，而这些诉求又天然与外交缓和、停火谈判和地区正常化进程存在冲突。结果是，以色列对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内联盟政治牵制，让步空间被不断压缩。

因此，以色列并非单纯面临外部压力，而是出现了外交目标与国内政治基础之间的错位。对外，以色列需要维持美国支持、缓解欧洲压力、稳定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并避免在多边机制中进一步被孤立；对内，执政联盟又要求政府采取更强硬、更扩张的安全政策。两者相互牵制，使以色列陷入一种 " 越孤立越强硬、越强硬越孤立 " 的循环。

其中，" 绝对安全观 " 是深层根源，" 远交近攻 " 是外交路径，内塔尼亚胡的联盟政治进一步压缩了政策调整空间，多线作战和对国际机制的强硬回应则是高压环境下的外在表现。

着眼未来，第一个趋势，美以关系方面，未来一段时期，以色列的防空体系、关键军备、情报合作和外交保护仍高度依赖美国；美国也不会轻易放弃以色列这一中东核心盟友。在联合国安理会、关键军售、导弹防御和地区威慑等问题上，美国仍会继续为以色列提供基本支持。

但与此同时，美以关系中美对以 " 无条件支持 " 调门正在下降。美国会更加频繁地在具体军事行动、对伊政策、黎巴嫩战线和加沙治理安排上约束以色列。以色列则会在依附美国安全保护与追求更大战略自主之间反复摇摆。只要美国中东战略收缩的大方向不变，而以色列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所作的 " 威胁定位 " 不变，美以之间 " 相互需要但相互不满 " 的状态就会持续。

第二个趋势，以色列将加快构建 " 非美朋友圈 "，以降低对美国的单一依赖。阿联酋仍可能是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合作对象之一，双方在科技、安全、资本和物流等领域已有较深合作基础。印度 - 阿联酋 - 以色列之间的三角协作，也可能在供应链、安全技术、港口和数字经济等领域继续推进。但这一路径存在明显上限。阿联酋、印度等伙伴可以提供市场、资本、技术和局部安全合作，却无法替代美国的战略保护。所谓 " 非美朋友圈 " 更多是补充性安排，而非替代性体系。

变量主要来自以色列内部。近期以色列国内多项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明显下滑，反内塔尼亚胡力量正在尝试推动更广泛政治联合。若以色列议会选举按预期举行，内塔尼亚胡将面临较大政治压力。

不过，即使内塔尼亚胡下台，以色列的外交政策也未必会发生根本逆转。以色列社会对所谓安全威胁的认知、定居点利益集团的影响、对伊朗核与导弹能力的长期担忧，以及军方和情报系统形成的战略惯性，都不会因政府更替而立即消失。新的政府可能调整外交姿态，但以色列安全政策的基本框架恐怕不会在短期内彻底改变。

另一个变量，是美国国内挺以共识的变化。长期以来，美国两党在支持以色列问题上存在相当稳定的共识。但近年来，民主党进步派、青年群体、少数族裔选民以及部分高校和社会组织对以色列政策的批评明显增加。共和党内部虽然仍有福音派和亲以游说集团的强力支撑，但部分孤立主义和现实主义声音开始质疑美国对外援助和中东军事承诺的成本。无条件援助以色列的美国民意基础，出现了缓慢但值得重视的松动。

观察人士认为，以色列真正的挑战，不是所谓外部敌人的增多，而是其传统安全观和外交路径已越来越难适应新的地区与国际现实。从这个角度看，以色列外交圈的重组只是表层现象，更深处是安全观、身份认同和地区角色定位的三重危机。当一个国家把 " 绝对安全 " 奉为圭臬，并长期把军事优势视为解决政治问题的主要工具时，它在获得越来越多的战术胜利的同时，也会失去越来越多的战略空间。（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