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把这个数字写全：18472 元。

2026 年 9 月 7 日，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立案，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成为被执行人，案号（2026）浙 0102 执 13900 号。一家注册资本 5.3 亿元、去年还在谈收入增长的饮料巨头，因为不到两万块钱，被法院挂上了强制执行名单。

第一反应几乎都是同一个：这么大企业，差这一万八？

它暴露的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是两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组织改制，正在一份一份地变成判决书，送回娃哈哈的办公桌上。

企查查 APP 显示，近日，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新增一则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 1.84 万余元，执行法院为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该公司成立于 1993 年 2 月，法定代表人许思敏，注册资本约 5.3 亿元 ，经营范围包含娃哈哈系列产品的生产、销售，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的投资开发等，由杭州上城区文商旅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宗馥莉、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基层工会联合委员会（职工持股会）共同持股。据新黄 · 河报道，记者由此梳理娃哈哈集团近年的司法案件发现，今年以来，共有 27 起涉及娃哈哈集团的劳动争议案件出现诉讼进展，其中多家由宗馥莉控制的公司频繁与娃哈哈集团共同涉诉。

被执行人不是老赖

很多人看到 " 被执行人 " 三个字，直接等同于 " 老赖 "，这是误读。

判决书或仲裁裁决生效后，败诉方没有在期限内主动履行，胜诉方申请强制执行，企业就登记为被执行人。

它只说明一件事：

案子进入了强制执行程序。

只有被认定 " 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隐匿财产 "，才会升级为失信被执行人，才会限高、上黑名单。

目前娃哈哈名下没有失信记录。

所以对这条新闻的准确读法是：

娃哈哈不是付不起，而是没有主动付。一万八千多块走到强制执行，大概率是内部流程扯皮、对判决有异议、或者谈判破裂，唯独不可能是账上没钱。

但问题来了：一笔一万八的劳动纠纷，为什么不甘心付？

27 起官司

据新黄 · 河等媒体梳理天眼查数据，2026 年 1 月 1 日至 9 月 9 日，涉及娃哈哈集团的劳动争议案件出现诉讼进展的共有 27 起。而 2024 年全年同口径只有 4 起，2025 年全年 12 起，且大半集中在当年 9 月之后。

两年间，从 4 起到 27 起，增长曲线陡峭得不像一家以 " 家文化 " 著称的老牌企业。更有意思的是被告席的构成：

27 起案件中，杭州娃哈哈启力食品集团涉及 12 起，宏辉食品饮料涉及 11 起，宏盛食品饮料营销涉及 9 起，其中 7 起案件三家公司同时坐上被告席。这三家公司有个共同点：都由宗馥莉控制，且股权结构与娃哈哈集团完全不同。

员工为什么同时告两边？

因为他们认定自己遭遇了 " 混同用工 "：人在娃哈哈干了十几年，一纸通知，合同被改签到了宏胜系。

时间回到 2024 年。宗庆后离世，宗馥莉 8 月正式接班，承接父亲 29.4% 的股权，出任董事长。

接班即改革。

据财新报道，2024 年 4 月起，销售公司骨干和管理层被要求把劳动合同从娃哈哈集团转签至宗馥莉实际控制的宏胜饮料集团；8 月之后，转签范围进一步扩大。

改签的代价很具体：娃哈哈时代员工享有的 " 干股分红 " 随之取消，宏胜实行年薪制。有员工测算，全年收入预计减少两到三成；财新的采访里，部分老员工的说法是 " 工资减半 "。

旧怨也随之翻出。

2018 年，娃哈哈以 "2 元特别分红加 1 元股本 "、每股 3 元的价格回购了员工持股，改行干股制，而此前近二十年，职工持股会的分红稳定在每股 0.8 元。当年就有员工质疑对价偏低，只是宗庆后在，没人掀桌子。

2024 年 9 月，超过 50 名员工提起诉讼，核心诉求之一是确认 2018 年回购无效；另有约 700 名员工表达了维权意愿。

宗馥莉在职代会上的回应是：干股分红不会取消，薪资结构没有变化，但分红将基于岗位绩效，而非仅凭过往资历。

一边讲绩效，一边讲情分。

管理学上两种话术都成立，但法庭上只认证据：工龄怎么算，合同谁签的，补偿谁给的。

这些当年没理顺的细节，如今变成 27 起案件，分批开庭。

2025 年 9 月 12 日，宗馥莉请辞娃哈哈集团董事长等职务；11 月 26 日工商变更完成，许思敏接任董事长、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宗馥莉保留 29.4% 股权，退居幕后。

换帅换不掉官司，原因有两个。

其一，劳动争议有天然的滞后性。先仲裁，再一审二审，最后才执行，全程一两年很正常。2024 年埋下的纠纷，2026 年集中兑现，现在的每一张执行文书，寄的都是前两年的账。

其二，主体切割不干净。员工同时起诉娃哈哈集团和宏胜系多家公司且被法院受理推进，说明当年的 " 主体平移 " 在法律边界上划得模糊：人移过去了，责任没移干净；或者人没移动，管理权先移了。企业架构上这叫主体隔离失败，落到现实里，就是两套主体共同承担用工连带责任，官司一个都躲不开。

还要看到娃哈哈股权的特殊性：

第一大股东是持股 46% 的区属国企上城区文商旅投资集团，职工持股会持股 24.6%，宗馥莉个人持股 29.4%。

这不是一家纯粹的家族企业。当劳资纠纷批量进入司法程序，承受舆情和治理压力的，是包括国资在内的全体股东。

把这件事读成 " 娃哈哈暴雷 "，是误读。

一万八的执行标的，对娃哈哈连零头都算不上；被执行人记录在大企业中也并不罕见，单笔小额执行不代表现金流危机，更不能直接推导出 " 宗馥莉掏空集团 " 这类结论，那是媒体演绎，不是法院认定。

但把它读成 " 无事发生 "，同样是误读。

27 起劳动争议不是 27 个孤立事件，它们共享同一个原点：一次试图用组织效率替代人情契约的改制。宗庆后时代的娃哈哈，干股、分红、终身雇佣式的默契，是一套运转了三十年的非正式契约。

改革者想用一年时间把它切换成绩效制的正式契约，方向未必错，节奏和程序却留下了成堆的瑕疵，而每一个瑕疵，最终都要用诉讼费和赔偿金来计价。

商业史上类似的故事一再上演：

创一代靠人情凝聚组织，接棒者靠制度重塑组织，真正昂贵的从来不是制度本身，而是转换过程中被磨损的信任。

信任一旦要员工举着判决书来讨，企业付出的就不只是 18472 元。

一万八的执行款，娃哈哈随时能付清。

真正难付清的那笔账，还在后面排着队。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