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在实践中能花多大的力气去保障配偶的知情权，有待观望，想到可能面临的种种掣肘，还是不要高兴得太早。

文 | 张彦宗

近日，重庆市六届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重庆市艾滋病防治条例》。该条例规定，建立双轨告知制度，感染者应当主动将感染或发病事实及时告知配偶、与本人有性关系者、申请结婚登记对方当事人；感染者未履行告知义务的，医疗卫生机构有权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情况进行告知，并给予医学指导。

老实讲，对艾滋病传染的恐惧感，一直是舆论中直言不讳的一部分。而这种恐惧感的主要表现，就是认为某些感染者会因为各种原因隐瞒病情，让他们成为不可控的传染节点。

虽然法律规定，" 将感染或发病的事实及时告知与其有性关系者 "，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义务，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感染者不告知，没有任何外来力量来保障这一义务的落实。

此前，云南、广西、广东等省区市在出台或修订地方《艾滋病防治条例》时，打上这块 " 补丁 "，即 " 代为告知 " 机制。

重庆跟上了这个 " 亡羊补牢 " 的进程，但实际操作中恐怕同样面临落实难题。

按重庆的相关规定，医疗卫生机构代为告知的前提是，感染者未履行告知义务。

问题是，医疗卫生机构怎么知道感染者没告知呢？即使知道其没有告知，机构要代为告知，又怎么知道该告诉哪些人呢？

医疗卫生机构没有探查患者个人婚配与否的权力，假如病毒携带者或艾滋病人有配偶，可以通过社区或民政途径了解，可只要通过第三方，就面临隐私权问题。

如果部门之间的数据没有打通，医疗机构没有权限直接登录民政系统，去查患者的婚姻状态。询问民政或社区工作人员，处理不当，很可能走漏风声，泄露患者隐私。

假如此人没有配偶，只有性伴侣，那就更棘手了。疾控可能无从盘查，也就难以代为告知。

说白了，新规赋予了医疗机构 " 告知 " 的权力，但没有赋予医疗机构 " 调查 " 的权力。

它解决的是，医疗机构若掌握了配偶的联系方式，发现对方被蒙在鼓里，可以放心大胆地告知，不用担心被投诉侵犯隐私权。

而且，从新规表述看，代为告知是医疗卫生机构拥有的法定职权，而不是法定义务。

如果医疗卫生机构不告知配偶，会面临什么后果，目前还比较模糊。

这难免让人担心，如果 " 代为告知 " 缺乏强制力，相关机构会不会保持以往的操作惯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让配偶的知情权依然悬在空中？

有人说，万一法律规定，一旦查出阳性，医院必须立刻通知配偶，那么很多高危人群会因为恐惧家庭破裂，选择不去检测，反而造成隐匿传播。

地方的立法者在 " 绝对保密 " 和 " 强制披露 " 之间，小心翼翼地寻找平衡，一开始不敢迈一大步。

不管怎样，重庆将要施行的双轨告知制度，某种程度上纠正了长期以来的权利错位。

配偶的生命健康权理应高于感染者的隐私权，用法律专家的话说，隐私权作为人格权的一部分，并非绝对权利，涉及公共利益时可以适度限制。

不过，目前无论是国家层面的规定，还是走在前面的地方性条例，防艾工作的重心依然是 " 鼓励检测 "。

地方在实践中能花多大的力气去保障配偶的知情权，有待观望，想到可能面临的种种掣肘，还是不要高兴得太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