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联合国《2026 年全球风险报告》的数据值得细看。这份报告调查了来自政府、国际组织、民间社会和学术界约 1300 名人士，在 28 项全球风险中，大规模战争的排名较 2024 年攀升了 16 位，升幅在全部风险中最大。36% 的受访者认为大规模战争的影响可能在一年内波及相当一部分人类，76% 的受访者预计这一情况将在七年内发生。两年前，环境威胁和虚假信息还占据主导，如今地缘政治紧张和战争风险已经取代了它们的位置。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表态更加直接。2026 年 4 月 2 日，他在纽约总部对媒体表示，中东危机升级已进入第二个月，无差别攻击不断增加，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也在增多，世界正处于 " 更广泛战争的边缘 "。古特雷斯还提到，暴力、分裂和冲突正在加剧全球范围内的苦难，他呼吁各国领导人投资于和平。

这些警告的背景是多场冲突同时延宕。乌克兰危机进入第四年，中东局势在伊朗与以色列的直接对抗后持续紧张，苏丹内战、缅北冲突、萨赫勒地区的极端主义扩张都在同步消耗国际安全体系的缓冲能力。经济与和平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卷入外部冲突的国家数量从 2008 年的 59 个增加到 2026 年的 103 个，暴力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在 2025 年达到 21.81 万亿美元的历史峰值，相当于全球 GDP 的 10.5%。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则显示，全球军费开支在 2026 年达到 4 万亿美元的历史纪录，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三国合计占全球总额的 51%。

中国在全球安全体系中的实际位置

在这个背景下讨论中国是不是 " 刹车 "，需要区分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中国的能力和中国的位置。

从能力层面看，中国是全球安全体系中投入最实质的大国之一。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第二大出资国，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第一大出兵国，迄已派出维和人员 5 万余人次，参加 29 项安理会授权的维和行动，组建了 8000 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截至 2026 年 6 月，有 1600 余名中国维和人员在 8 个任务区执行稳定局势、扫雷排爆、保护平民等任务。这些数字说明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承担了实质性的和平维护职能。

在核军控领域，中国是唯一承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均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大国，始终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从未在外国领土上部署核武器。中国还推动五核国领导人共同发表了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重申 " 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 " 的理念。2026 年 4 月，中国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期间呼吁核武器国家尽早谈判缔结 " 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条约 "。这些动作的实际效果是降低了核冲突的误判风险，但核军控的推进取决于拥有最大核武库国家的配合意愿，中国单方面无法决定这一进程的速度。

外交斡旋的实际成果与边界

中国近年来在热点问题上的外交介入，产出了几个可验证的成果。

2026 年 3 月，沙特与伊朗在北京达成协议，宣布恢复外交关系，中沙伊三方发表联合声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明确表示，中国为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伊朗外长此后公开表示，鉴于中国成功斡旋沙伊关系，中国可以在解决中东冲突中充当调停人。这件事的实质意义在于，两个长期敌对的中东大国在中国的调解平台上达成了和解，而这一平台既不属于美国主导的安全框架，也不依赖军事施压。

在缅北问题上，中国派出停火监督组赴腊戍，监督缅甸政府军和果敢同盟军停火，见证了腊戍城区的平稳交接。当事双方均对中方的作用表示赞赏和感谢。在巴以问题上，中国推动安理会通过了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的首份加沙停火决议，并持续在联合国平台推动 " 两国方案 " 的落实。在非洲之角，中国设立了外交部非洲之角事务特使，以 " 以发展驱动安全 " 的路径推进地区和平构建。

这些斡旋的共同特征是：不依赖军事存在，不以政权更迭为目标，不附加政治条件，调解对象覆盖冲突各方。这种方式的有效性在沙伊和解上得到了验证，但它的作用边界也很清楚——它只能在冲突各方存在谈判意愿时发挥作用，无法替代当事方的政治决断。乌克兰危机中，中国始终强调自己 " 不是制造者，也不是当事方 "，能做的就是劝和促谈。这种定位决定了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角色是创造条件而非决定结果。

中美危机沟通的实质性进展

大国军事误判是引发大规模战争的主要风险路径之一，中美之间在这方面的机制建设在 2026 年取得了具体进展。

2026 年 5 月，中美两军在美国夏威夷举行了年度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9 月底，双方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以加快在海上或空中发生危险事件时的反应速度。这项共识是在中美元首会晤期间达成的，双方均强调 " 必须守住不冲突的底线 "。

这个备忘录的实际价值在于，它在两国军事力量频繁接触的南海和台海方向，建立了一套可操作的紧急沟通程序。军事误判的风险不会因为一纸备忘录而消失，但危机沟通机制的建立，至少降低了因通信中断或判断失误导致事态失控的概率。从全球安全的角度看，中美之间避免直接军事冲突，本身就是防止大规模战争最关键的闸门之一。

" 刹车 " 的边界

说中国是 " 刹车 "，准确的说法是中国在全球安全体系中扮演了稳定器角色，但这个角色有明确的边界。

中国的维和贡献集中在联合国授权框架内，核政策以自我约束为主，外交斡旋在不干涉内政原则下推进。这些做法降低了冲突升级的风险，但无法改变一个基本事实：全球安全局势的走向取决于所有主要大国的互动方式，而非任何一个国家的单独行动。军费开支的持续攀升、冲突数量的结构性增加、多边机构行动能力的削弱，这些趋势的驱动力超出了任何单一国家能够独立扭转的范围。

古特雷斯在《2026 年全球风险报告》前言中写的一句话值得注意：调查结果显示，人们认为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更为突出且迫在眉睫，与此同时，人们认为本应应对这些威胁的机构采取行动的能力有所减弱。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的维和投入和热点问题上的斡旋努力，是在机构能力减弱的背景下填补部分真空。但真空的规模和增速，已经超出了现有稳定机制能够覆盖的范围。

把中国称为 " 刹车 "，本质上是在问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中国在安理会框架下的否决权行使、核政策上的自我约束、以及热点问题上的斡旋通道，全球安全局势会不会比现在更糟？这个反事实推断很难用数据精确回答，但从可观察的趋势看，中国在多个热点问题上的介入，确实为冲突各方提供了对话选项，而这些选项在缺少中国参与的情况下并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