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译视 10小时前
东京地价暴跌八成,日本人35年不买房,给中国楼市留下什么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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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商业地价从 1991 年峰顶到 2005 年低点,累计跌幅 80.4%,住宅地价跌去六成多,六大城市住宅地价跌掉 65%。这些数字被反复引用,但它们本身不构成教训。跌幅只是损伤的外观,真正让日本花了三十五年才从坑里爬出来的,是损伤发生之后资产负债表衰退的传导链条没有被及时截断。把这条链条拆开,比盯着跌幅看更有用。

泡沫破裂的直接后果不是房价跌了,是资产端和负债端同时发生方向相反的位移。股票和土地缩水合计 1500 万亿日元,相当于三年 GDP。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资产一栏急剧缩水,负债一栏纹丝不动,净资产瞬间被吃掉。这时候企业的理性反应不是继续借钱扩张,而是把现金流优先用于还债,把资产负债表修复到安全线以内。辜朝明观察到的现象——利率降到接近零,企业部门从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的净融资额却是负数——就是这个机制在运转:企业集体从 " 利润最大化 " 切换到 " 债务最小化 "。日本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 1980 年 94.4%,1993 年冲到 144.9% 的峰值,然后一路降到 2004 年才回到泡沫前的水平,去杠杆过程整整持续了十年。十年里企业不借钱、不投资、不扩张,货币政策的传导链条在银行端和借款端同时断裂,央行再宽松也灌不进去。

这才是日本经验里真正需要被移植到中国语境下审视的那根主轴。中国当前是否已经进入这个状态,学术界有争论,但争论的焦点不在 " 有没有症状 ",而在 " 调整路径的驱动方式 " 和 " 风险由谁承担 "。有研究指出,中国已经出现私人部门信用动力失效等典型资产负债表衰退症状,但调整路径与日本的市场主导型 " 被动通缩 " 存在根本差异:中国在系统性地将私人部门的杠杆风险向公共部门转移。这个判断指向一个关键的分岔口——日本的教训不在于 " 资产负债表衰退不可避免 ",而在于衰退一旦启动,出清的速度和质量决定了代价的大小。

日本在出清速度上犯的错,比泡沫本身更值得拆解。泡沫破裂头几年,东京商业地价累计下跌 49.3%,市场普遍认为只是正常调整。真正的问题出在银行端:不良债权被拖延处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遭到破坏,放贷能力和意愿同时萎缩,低利率政策无法转化为信贷供给。转折点出现在 2002 年的《金融再生计划》,强制主要银行在两年内将不良贷款率减半,不良率从 8.4% 降到 2006 年的 1.5%,信贷供给才恢复扩张。同一年前后,J-REIT 市场启动,为开发商提供了证券化退出通道,把流动性从 " 卖房子 " 扩展到了 " 卖现金流 "。从泡沫破裂到不良债权集中处置,中间隔了十一年。这十一年里,企业在等银行恢复放贷,银行在等资产价格回升,资产价格在等信贷注入,三方互为条件,谁也不先动,出清就被锁死了。

把这条时间线摆在中国当前的位置旁边,差异和风险点同时暴露出来。日本 1990 年居民杠杆率在 65% 到 70% 附近见顶,中国 2022 年前后达到 71.8% 的含公积金口径峰值,随后开始回落,2026 年二季度降至 57.7%,方向是主动去杠杆而不是被动加杠杆。企业端的杠杆率中国高于日本泡沫前的水平,有分析认为中国企业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重复日本企业 " 从赚最多的钱转向欠最少的债 " 的行为模式。政府部门杠杆率 70.3%,相对日本政府后来超过 250% 的水平还有空间,这意味着杠杆风险向公共部门转移在技术上存在操作余地,但转移的节奏和效率取决于财政纪律和银行体系的配合,不是自动发生的。

人口和住房存量的结构性条件则提供了另一组对照。日本 20 到 49 岁适龄置业人口在 1971 年见顶后持续回落,城市化率在泡沫破裂前已达 77.4%,住房有效需求的人口引擎在泡沫破裂之前就已经开始减速。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 2014 年见顶,老龄化速度比日本同期更快,一线城市套户比 1.05、总量够住但结构失衡,这些指标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住房需求的长期增量空间在收窄,和日本泡沫破裂前的人口条件有高度相似之处。布鲁金斯学会和 RIETI 的研究都把中日之间在投资动态和消费反应上的 " 显著相似性 " 作为分析的起点,同时指出了一个关键差异:中国当前的调整速度快于日本,但过度供给对投资和消费的压制效应不会因为调整速度快就自动消失,存量过剩在价格峰值过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会拖累经济活动。

住房自有率的数据提供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视角。日本全国自有率从 1983 年的 71.0% 峰值降到 61.2%,东京 23 区只有 44.1%,首次购房平均年龄 44.5 岁,29 岁以下人群自有率不足 10%。这个结构不是 " 日本人不想买房 " 的文化偏好,而是泡沫破裂后一代人对房产作为投资品的信仰被彻底重置之后的理性选择:租房市场有《借地借家法》的强租客保护,教育婚姻不与房产绑定,背负三十五年贷款去持有一个折旧资产,在经历或目睹了负资产之后不再被认为是人生的必选项。中国城镇居民住房拥有率 96%、户均 1.5 套,一线城市新购房贷款比例仍然偏高,深圳 2026 上半年二手房全款成交占比仅 25.3%,近 75% 的购房者选择贷款。杠杆在住房存量中的分布密度不同,意味着当价格预期发生方向性变化时,资产负债表修复的压力会集中落在近年入场的杠杆购房者身上,而不是像日本那样分散在一个已经经历过完整周期的社会记忆里。

所以日本给中国楼市留下的教训,需要从 " 房价会跌多少 " 的追问里抽出来,放到 "损伤发生之后,修复机制以什么速度启动、由谁承担修复成本" 这个层面来审视。日本的问题不是泡沫破裂本身——所有高杠杆资产周期都有破裂的一天——而是破裂之后,银行不良债权的拖延、企业去杠杆的长期化、居民部门消费倾向的持续低迷,三者互相强化,把一次资产价格调整拖成了一场跨世代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中国的杠杆分布、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空间、金融体系的国有主导程度,都和 1990 年代的日本不同,机械类比会夸大或缩小真实风险。但有一条判断是可以独立成立的:出清的速度和质量,比泡沫的幅度更能决定最终的代价。日本用十一年才走到集中处置不良债权那一步,这段时间里被消耗掉的,不只是银行的资本金,还有一整代企业的投资意愿和一整代年轻人的购房预期。中国当前所处的调整阶段和日本 1998 到 2002 年之间的量价出清进度有可比之处,政策姿态是否已经提前到了那个窗口,取决于接下来银行端的不良确认节奏、财政端对杠杆转移的承接方式,以及居民端在收入预期没有根本扭转之前是否会被重新推回加杠杆的轨道。这三件事的推进顺序和速度,比任何关于 " 会不会日本化 " 的争论都更决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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