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月 14 日晚，德国哲学家、当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尤尔根 · 哈贝马斯去世的消息顺着互联网，传遍全球。

这一天，也是马克思的祭日。

他有诸多称号，" 现代性卫士 "、" 交往理性大师 "、" 国家政治文化的公共良心 "、" 最后一个欧洲人 "、" 左翼意见领袖 "、" 德国导师 "…… 即便在大众层面哈贝马斯并不通俗。美国哲学家德沃金是这样形容哈贝马斯的：" 就连他的有名，也已经非常有名了。"

而哈贝马斯这个名字及其代表性的学术概念，比如 " 交往理性 "，在全球无疑声名显赫。对很多人来说，或许并不完全清楚他为什么重要，但也确信他对这个时代非常重要。

当德国学者斯蒂芬 · 穆勒 - 多姆，也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学生，想要为哈贝马斯写一部传记，他跟哈贝马斯同时发现，作为一个从典型中产阶级家庭中成长的知识分子，哈贝马斯按部就班、顺风顺水的学者生涯，没有出现跌宕起伏的情节，他没有犹太学者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逃亡经历，也没有他的前辈所拥有的无所归属的边缘化经验，他的生平事件，主要是对政治公共事件的主动积极介入。作为一部传记的传主，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生存历程，其独特性在于何处呢？

斯蒂芬 · 穆勒 - 多姆的回答可以概括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哈贝马斯的理由：了解这个人物怎样在与他人的生活互动中，成为唯有置身于时代并深刻剖析时代，才塑造了其人生的唯一性与独特性的那个个体。

1929 年，莱茵河畔的杜塞尔多夫，哈贝马斯诞生于一个新教氛围浓厚的中产阶级家庭。与思想的伟力之间产生悬殊的，是哈贝马斯有缺陷的身体。

他患有先天性唇腭裂，虽然经过多次手术，他还是不得不与永久性的语言缺陷伴随一生。童年时期因此遭受的歧视塑造了他的敏感，这种被排斥的不公平的生命经验，在无形中影响了他的政治思想。

10 岁，哈贝马斯加入了德国少年团，并且在二战的最末期参军。几十年后，这成为哈贝马斯受到攻讦的污点。哈贝马斯相信自己没有受到纳粹主义的影响，并且他早早地意识到历史责任，为纳粹的罪行感到羞耻，与自己的民族身份和历史背景保持距离。这种距离感，也影响了哈贝马斯对德国的描述始终抱有一种内在的矛盾。

在战争给这位青年带来的思想波动中，1949 年，哈贝马斯进入哥廷根大学修读哲学，兼修历史学、心理学、经济学和文学，随后他前往苏黎世大学留学，在波恩大学以关于谢林哲学的论文取得博士学位。在他成长的这些年里，结束流亡回到德国的阿多诺开始借助大众媒体频频发声，思考德国的历史罪责问题，体现出了知识分子的批判职责，成为在公共层面运用理性的典范知识分子。

他无疑吸引了哈贝马斯，而阿多诺也注意到了这位前途无量的后辈。

1956 年，哈贝马斯成为阿多诺的助手。阿多诺身上那种纯粹、极致的学术精神，高超、优雅的写作风格，批判、关怀的学术抱负，都令哈贝马斯折服，" 他（指阿多诺）是我平生真正喜欢，且在某种程度上热爱的第一个人，在他身上，我见识了作为学者无偏无党、受访自如的坚定的艺术立场，以及生活方式的完美的不协调 "。

但在理论上，哈贝马斯并不出乎意料地，走向了对阿多诺、霍克海默，也即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反思。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写作的《启蒙辩证法》，其论证核心是指出启蒙运动的失败。启蒙运动强调人应该动用自己的理性，由此将人从黑暗蒙昧中解脱出来，但是人却将这种理性发挥至只有工具理性的单一层面，探索有效完成既定目标的方法，比如科学技术，成为主要的知识，而完成人的解放与自由的主旨却在技术和生产的发展中被遮蔽，启蒙的目的导致了启蒙的失败，这便是 " 辩证法 "。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分析对当下的我们仍有启发意义，但是对哈贝马斯来说，他们对启蒙运动的反思过于悲观。哈贝马斯实际上对批判理论怀有更多的信心，从这个层面上他 " 解救 "，或者确如他所说 " 捍卫 " 了现代性，他相信，作为启蒙形式的理论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社会、改良社会。

1962 年，已经离开法兰克福的哈贝马斯出版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以回应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问题，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内在批判方法的基础上，他成熟地阐明了 " 公共领域 " 这个概念。

在他的论述中，公共领域（进一步特指为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是一个非正式的领域，它处在市民社会与国家或政府之间，是一个中立的、理想的议事空间，任何拥有独立财产且受过教育的人都不应被排斥在这个空间之外，因此它能够形成公正的意见和批判的知识。令人感到悲观的，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终究把这个领域变成了一种充满传媒工业商品的消费场所，比如，市场化的媒体，它所生产的是代表某个利益的群体的报道，本质是消费品，而非公共意见。他的愿望是，公共领域是民主政治理想的母体。他的结论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衰落了。

差不多 20 年后，哈贝马斯修正了自己的悲观论调。在 1964 年到 1971 年之间，哈贝马斯回到法兰克福接任霍克海默的教职，在学术和教育上都取得了硕果，也更频繁更公开地针对公共事件表达意见。

他的离开与 1968 年前后的学潮密切相关，对学生运动的指责（认为是 " 左翼法西斯主义 "）令他失去了学生的拥戴。离开法兰克福之后，哈贝马斯在慕尼黑担任马克斯 · 普朗克学会科技时代生活条件研究所所长，直至 1981 年再次辞职。

1981 年，十年思考凝结成巨著《交往行动理性》。

从公共领域出发，20 世纪 80 年代的哈贝马斯不再认为公共领域是聚合的对象，而是社会对自身政治意愿的自我理解和自我启蒙的过程，它是动态的。社会是我们栖息于其中的一种介质，我们生活在社会里，而社会也在我们每一次的思考、感觉、行动中。

当时的哈贝马斯已经完成了理论转向，他曾经承认社会理论对解决现实问题，诸如饥饿、暴力、疾病等束手无策，他小心谨慎地释放自己的理想主义，这克制了他的悲观。但他也明确地希望消除社会压迫，对他而言，社会理论应该既能解释现代性成就，也能解释现代性带来的潜在危机和内在病理，如此社会理论至少能够帮助我们辨别什么是有害的。为了这个宏大的理论工程，哈贝马斯进行了自己的语言学转向。

既然社会在人的行动中，哈贝马斯所关注的语言交往就是一种建构社会的行动。语言除了能够认识世界，在社会层面的言语更是一种使对话者走向理解和共识的工具，这就是语用功能。日常生活中表达自己要吃什么、要去哪里的活动，是一种自然互动行为，而能够成为哈贝马斯的对话的，需要论证和协商。哈贝马斯规定了对话的原则：完全将参与者纳入对话过程；平均分配论证权利和义务；交往环境非强制性；参与者保持以沟通为目的的观念。

这种对话是哈贝马斯意义的 " 交往行为 "，它特指人们使用言语（包括语言和非语言符号）能够理解彼此，人们正因如此能够走向一致。在这个基础上，哈贝马斯在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之外定义了 " 社会世界 "，一个人际关系得到调节的世界。

用中国人的观点来解释，这种思想非常 " 入世 "。思想和观念，要求与批判，不应停留在意识的层面，他希望我们 " 说 "，说出来，说给对方知道，让这种交往改变世界。同时，用中国人最浅显的话来解释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大概是 " 凡事都商量着来 "。尽管哈贝马斯的思想横跨、综合了多个学科，并且他的论述博大而宏富，但是他的哲学意旨经过概括之后，即便对门外汉而言，并不难懂。

尽管这番理论发表之后，在学界遭受了不少批评，但哈贝马斯仍然因此，逐渐成为当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1980 年，哈贝马斯接下来马上又要回到法兰克福，那将是他第三次进入法兰克福，这次，他将在这里度过自己退休之前剩余的研究生涯。

那一年，法兰克福市授予他 " 阿多诺奖 "，为领奖，哈贝马斯发表了演讲《现代性：一项未竟之事业》。 " 我们正目睹一种现象——我的社会科学界同仁及其他学科研究者们，正以某种理所当然甚至冷漠的态度，铺天盖地地发表着宣告现代性终结的研究。事实上，大量经验迹象表明，不仅现代性的伟大政治成就面临威胁，知识界的情绪正在转向反对启蒙运动的根本主题，而西方政治迄今为止正是从启蒙运动中汲取力量的。"

这场演讲引起震动，因为当时后现代主义思潮正在沸腾，但是在哈贝马斯看来，同时否定现代性的成果（人文主义理想）和拒绝现代性的问题（工具理性带来的异化）是把洗澡水和婴儿都泼掉了。他坚持认为，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非那么轻易就能逆转或者阻止，如果说 40 年前的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启蒙的理想带来了启蒙的危机，那么哈贝马斯则相信，现代性的成果中包孕着解决现代性问题的资源。完成现代性的事业，对哈贝马斯而言，就是找到现代性自身提供的解决之道，他并非拒绝承认现代性的 " 后果 "，而是相信我们还应该坚持下去，与这后果继续缠斗。

20 世纪的历史在 90 年代初那几年完成了最后巨大的转变。1989 年 11 月，柏林墙倒塌。哈贝马斯仍然谨慎地与历史保持距离，然而对民族主义狂热复辟的提防让他在忧虑中继续发声。媒体问道：" 现在对您来说，做一个德国人意味着什么？" 哈贝马斯答道：" 确保让人们不会因为 1989 年那个幸福的日子而忘记 1945 年那个富有启示的日子。"

两德统一后，民族国家迅速成为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思考的对象，而千禧年的到来所创造的一种前所未有的世界图景，让哈贝马斯不得不在新的条件下思考民族主义的环境。

" 在第三个千年到来之时，民族国家在外受到了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压力的威胁，在内则受到了文化多元主义的威胁。" 内外交困的历史现实中，民族主义很有可能再度成为回应方案，但是哈贝马斯认为，它的复兴将会是现代化的倒退，真正的解决方案，应该在符合现代性思想成果的商谈与律法当中寻找，也即在一种后世俗关系模式当中，重寻沟通的潜能。

哈贝马斯对民族主义的敌意和警惕，与他成长时期的历史密切相关，他没有忘记阿多诺的告诫：" 必须防止奥斯维辛重演。" 支持欧洲联盟的主张不是他为整个世界在世纪之交的变局中找到的最终解，但是这种超民族的政治制度被他视为下一个千年的一个好的开端，一种后民族民主政治在有限的历史条件中一次能够达成的实验，" 正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仍然要尝试 "。

1994 年，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荣休。当时的哈贝马斯已经在面临不可避免的健康问题，他有耳鸣的毛病，但他仍然在世界各地讲演，履行他所信仰的，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责。

哈贝马斯的政治介入使他成为反抗精神的象征，也让他成为思想的实体，作为民主国家的公民，在政治授权的专业议政领域之外，他仍然坚持表达意见，捍卫一个思想者的角色。

2001 年 4 月，哈贝马斯访问中国，两周做了八场演讲，当时他的著作在中国已经有中译本，很多专业学者和哲学爱好者对他并不陌生，而等到他结束访华，中国才真正掀起了一场 " 哈贝马斯热 "。

2002 年，哈贝马斯开始领略老年的残酷，其中最为痛楚的一条，就是越走同行者越少。1 月，布尔迪厄去世；3 月，伽达默尔去世。他继续活着，继续见证，从 20 世纪走来的思想大师里，堪称硕果仅存。

2012 年，他曾经参加一场由哲学系学生组织的 " 大师研讨班 "，哈贝马斯当时很重视与青年学者的交往，而他的出场则俨然是宗师地位。但是在当时学生的记录里，这位大师并不像传言中说的那样好斗和热衷自我表演，更没有那种刻板印象里大学者的犀利机锋与滔滔不绝，更不像如今大学里大多数的教职员一样只会包容且隐藏立场，他只是总在一些问题上思索良久，" 以至于要为自己的结结巴巴道歉 "。

对，我们忘了，他是一位先天性唇腭裂患者，他从来不善言辞，疾病带来的脆弱和敏感让他相信人与人之间存在交流和依赖，这影响了他，让他一辈子都在探索现代社会中的文明个体，到底应该如何共同生活。

哈贝马斯非常长寿，他活了 96 年，超过了他绝大多数的同行和好友。他这一生横跨多个学科多种思想，创作了等身著作来建立庞大复杂的理论。

在那些关键的理论转向之中，我们仍然能感受到，一个孜孜以求的学者，是如何砥砺着用思想靠近世界的真理，小心谨慎地想要去修正文明的罪过，试图推动建造一个真正和平、正义、为人类谋求福祉的社会——它尊重人的智慧和尊严，捍卫人的自由和平等，将人的解放，还给人自己。

年迈的哈贝马斯仍然在为我们注入信念：" 我年事已高，文化或权力兴衰轮回的黯淡循环图景已经无法取代我毕生所凝聚的对学习过程及其在人类历史中累积沉淀的深刻直觉。我指的是这样一种直觉，即理性在历史中虽然一再被倒退所击退，但从长远来看始终在取得进步。"

二战以来到当下，如果没有哈贝马斯及与之同时代的思想者，人类可能会陷入面对历史的不知所措。至于未来如何走向，我们相信，在群星的闪耀下，人类还不至于盲目地悲观。

2006 年，一群高中生曾经给哈贝马斯写信，问了七个问题。分别是：

几天后，哈贝马斯回信。让我们用他这七个朴素的回答来结束对他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