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TOP 创新区研究院

波士顿肯德尔广场（Kendall Square），有一个流传很广的称号：

" 地球上最具创新性的一平方英里 "。

这个称号不算吹牛。麻省理工在街对面，几百家生物科技公司挤在几个街区里，全球顶级风投在这儿设办公室，一个咖啡馆里坐着的三个人可能分属三家竞争对手。

中国过去二十年建的每一个生物医药园区，规划文本里都能找到它的影子。

肯德尔广场（Kendall Square），被称为 " 地球上最具创新性的一平方英里 "

那我问一个问题：

全球市值最大的十家药企，有几家总部在这儿？

答案是零。

咱们把 2026 年年中的名单摆出来，顺便看看它们都在哪儿：

公司	市值	总部
礼来	约 1.07 万亿美元	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
强生	约 6210 亿	新泽西，新布伦瑞克
艾伯维	约 4450 亿	伊利诺伊州，北芝加哥
默克	约 3060 亿	新泽西，罗威
阿斯利康	约 2820 亿	英国剑桥
诺和诺德	—	丹麦，哥本哈根郊外的巴格斯韦德
罗氏		瑞士，巴塞尔
诺华		瑞士，巴塞尔
安进	约 2090 亿	加州，千橡市
吉利德	约 1650 亿	加州，福斯特城

一家在肯德尔广场的都没有。

礼来，目前全世界最值钱的医疗公司，市值破了一万亿美元。

它的起点是 1876 年 5 月 10 日，一个打过南北战争的退伍上校 Eli Lilly 在印第安纳波利斯 Pearl Street 开的一个小实验室。一百五十年，总部从来没有搬过家。

印第安纳波利斯是什么地方？

美国中西部的小城市，被玉米地包围的 " 乡下 "，任何一份 " 全球生物医药集群 " 榜单上都找不到它。

礼来公司（Eli Lilly）企业中心，印第安纳波利斯，总部 150 年未搬迁

安进，全世界最大的纯生物技术公司，四十多年前生物技术产业就是它帮着立起来的。

它的总部在千橡市——不是南旧金山，不是圣地亚哥，是洛杉矶西北方向的一个郊区小城。

安进（Amgen）总部，位于加州千橡市（Thousand Oaks）

艾伯维，修美乐、Skyrizi、Rinvoq 的公司。总部在北芝加哥——注意，不是芝加哥，是北芝加哥，一个人口三万多的小城。

罗氏和诺华，两家全球前十，同时挤在巴塞尔——

一个人口十七万的瑞士边境小城。

罗氏（Roche）巴塞尔总部

诺和诺德，欧洲最值钱的公司之一，

总部在哥本哈根郊外的巴格斯韦德。

那肯德尔广场有什么？

有 Vertex、Moderna、Biogen、Alnylam，有几百家早期公司，有全世界最密集的生物医药风投，几乎所有的巨头也都在这里有研发部分，这些都很了不起。

但一家全球前十大总部？

不好意思，一家都没有。

这不是巧合，也不是肯德尔广场不行，

但这个事情让我们猜想：

肯德尔广场最擅长的那件事，和那些巨头最擅长的那件事，

可能不是同一件事。

Vertex、Moderna、Biogen、Alnylam 等知名药企的总部均在肯德尔广场

不过上面这 10 大市值公司的例子有个共同点——

它们大多可以被解释成历史惯性。礼来 1876 年就在印第安纳波利斯，那时候波士顿还没有肯德尔广场；巴塞尔的染料工业催生了罗氏和诺华，那是十九世纪的事。

你可以说：

它们不是选了那儿，它们只是没走。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更干净的样本：

一家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主动做出这个选择的公司。

这个样本我们选择了再生元（Regeneron）。

一次主动的

反区位理论的选址

再生元创立于 1988 年，以强劲的自主研发能力、独特的科学文化著称，

是全球为数不多不被大型药企收购、保持独立运营的头部生物科技公司。

一家顶尖的美国生物制药公司，

那它的总部在哪儿？

纽约州塔里敦 Tarrytown，威彻斯特县，一个比较古早的工业园区里。

不是肯德尔广场，不是南旧金山，不是圣地亚哥。

2021 年扩建时，公司公开评估过不少城市，包括旁边的新泽西——全美科学家和工程师密度最高的州——比选之后，还是留在了塔里敦，并且追加了 18 亿美元。

现在这里有 3300 多名员工，是威彻斯特县最大的私营雇主。扩建新增 90 万平方英尺、最多 8 栋楼；县工业发展署批了 3.07 亿美元的 PILOT 房产税优惠加 367 万美元销售税豁免，州层面另有最高 1 亿美元的 Excelsior 就业税收抵免，公司承诺新增约 1000 个全职岗位。

算一下，大约 4 亿美元的政策优惠，换 1000 个长期高薪研发岗位。每个岗位约 40 万美元的公共成本，摊到十年是每年 4 万美元。

这笔账划不划算，大家都会算。

但真正有意思的不是钱，

是这个选址推翻了创新区理论的默认假设。

从马歇尔的地方化经济，到雅各布斯的知识外溢，到波特的产业集群，再到 Katz 和 Wagner 那套创新区框架——所有主流理论都指向同一个处方：

进最密的节点，最大化碰撞率，收割外溢。

我们研究了 10 年的创新区，也一直在讲 " 碰撞率 " 这三个字。

再生元却选择反着做。

我们想来想去，觉得一个合理的解释是：

对一家护城河是专有平台的公司来说，

外溢不是收益，是泄漏。

肯德尔广场最核心的特征是人员流动性极高，平均三年跳一次槽，每次跳槽都把隐性知识带过街去。

学术界赞美这件事，因为它正是知识外溢的物理机制，是集群生产力的来源。

但你现在换个位置，你是再生元的一号位，你的护城河是一只花了二十年改造的人源化小鼠、一套只有你会调的工艺、一个三百万人的外显子组数据库，那 " 人员高速流动 " 就没有那么值得赞美了。

反观这个塔里敦儿，偏居一隅给了再生元低流动性、长任期、极深的企业专用型人力资本，以及——街对面没有一家竞争对手在午饭时间挖你的工艺化学家。

密度优化的是 " 重组 "，

隔离优化的是 " 积累 "。

碰撞率是收益，前提是你在创意上是净多头——能吸收的比能泄漏的多。如果你是净空头，碰撞就不叫碰撞，叫失窃。

中国的地图

长得一样奇怪

有意思的是，让我们打开中国创新药企的名单，

中国最能打的那几家自主创新药企，也基本不在张江、不在 BioBAY、不在中关村。

看 A 股医药一哥，恒瑞医药，它在江苏连云港，当然咯，它的前身是 1970 年的连云港制药厂，1997 年改制。近十年研发投入 238 亿元，5000 多人研发团队，自建分子胶、ADC、生物信息学、转化医学等多个平台。连云港在苏北，实话说，在江苏 13 太保中的排名不算靠前。

荣昌生物——山东烟台。

这家跟再生元非常之相像，

荣昌生物 2008 年成立，创始人有两位：王威东，烟台荣昌制药的本地企业家；房健民，达尔豪斯大学生物学博士、哈佛医学院和波士顿儿童医院博士后。一个商人，一个科学家，搭档十八年。

再生元也是如此：

莱昂纳德 · 施莱费尔（医生出身，管商业）+   乔治 · 扬科普洛斯（科学家，管科学），1988 年至今，三十八年。

更巧的是：

房健民是康柏西普的分子发明人——中国首个自主知识产权的眼科抗体新药，一个 VEGF 融合蛋白。而扬科普洛斯最著名的作品是   Eylea，也是一个 VEGF 融合蛋白，眼科药。

两个人隔着太平洋，在同一个靶点、同一类分子结构上，各自做出了自己国家的第一个，然后各自从眼科转向更宽的平台。

荣昌现在有三个自研平台，做出了中国首个原创 ADC 维迪西妥单抗，2021 年授权西雅图基因总额 26 亿美元，刷新当时中国单品种海外授权纪录。

但你知道它熬了多久么？

十余年 " 零收入 " 深耕原研。

还有，康方生物——广东中山。

康方在 2015 年把完全自主研发的单抗授权给默沙东，2 亿美元，是中国生物科技公司第一次做到这件事。2022 年 PD-1/VEGF 双抗依沃西授权 Summit，首付 5 亿、总额最高 50 亿美元。卡度尼利是全球首个获批的肿瘤免疫双抗。中山是夹在广州深圳两位老大哥之间的 middle city，不太有存在感。

石药集团——河北石家庄。

石药在 2026 年 1 月与阿斯利康签下潜在总额 185 亿美元的协议。但石家庄这个城市，在中国创新药的叙事里不太会被提到。

当然，国内这几家大部分是路径依赖。

孙飘扬 1982 年从中国药科大学毕业，是被分配到连云港制药厂的；1990 年那个厂濒临破产、还是小作坊模式，他临危受命当厂长。他不是选择了连云港，他是被时代扔在了连云港，然后没走。荣昌的根是本地制药企业，石药的根是石家庄的原料药老厂。

不管是主动选的还是被历史扔的，只要你的核心资产需要十年以上的积累，非集群位置的低流动性就在帮你。

连云港没有第二家能挖走恒瑞工艺工程师的公司，烟台没有第二个 ADC 平台。

你如果真想做，就更有机会沉下心来慢慢做大。

最强的证据

是一个不对称

有人说，这可能只是巧合。

但我们发现，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是一个不对称的现象：

以 license-in 为主要模式的中国药企，几乎全部集中在上海和苏州——

再鼎在张江，云顶新耀在上海。这个模式几乎找不到扎在三线城市的例子。

而做长周期自主平台的公司，集群内外都有。信达在苏州工业园，百济在北京；恒瑞在连云港，荣昌在烟台，康方在中山。

再鼎医药以 license-in（授权引进）模式为主，多管线分层推进，多款分子进入中后期临床，

其总部位于上海张江

请注意这个不对称的方向。

它说的是：

重组型商业模式对密度是刚需，

积累型商业模式对密度是可选项。

为什么？

因为 license-in 的核心能力是 BD 网络、投资人关系、" 谁手上有什么资产 " 的信息流、三个月内组起一个临床团队——全部依赖高密度、高流动、高频接触。

没有密度，这个模式根本跑不起来。

而自主平台的核心能力，是一个团队在同一个技术方向上不换人地干十五年。这件事在张江能干，在烟台也能干——而且在烟台可能更容易干成，因为没人来挖你墙角。

信达生物总部位于苏州工业园区

所以，现在我们回头看开头那份名单，就通了：

全球前十的药企，全都是靠长周期积累起家的老牌平台型公司。而肯德尔广场最擅长的，是重组型的早期创新——把新科学、新团队、新资本在最短时间里拼在一起。

这两件事都极其重要，但它们需要的空间条件不尽相同。

真正的配方

咱们继续深挖中美这组案例——

塔里敦离曼哈顿开车四十分钟，通勤铁路直达。威彻斯特是纽约州最富裕的郊县之一，学区顶尖，生活半径覆盖整个纽约都市圈。

一个再生元的资深科学家住在威彻斯特，孩子可以上全美最好的公立学校，周末去大都会博物馆，配偶可以在曼哈顿工作。他的生活质量不需要为这份工作打折。

但同时，他上班的地方方圆二十公里内，没有第二家能给他同等 offer 的公司。也就是说：

产业上隔离，生活上完全不隔离。

因为生活不隔离，所以你留得住人；

因为产业隔离，所以你能锁得住知识。

这个配方是普适的：礼来在的印第安纳波利斯是印第安纳州首府和最大都市区；北芝加哥在芝加哥都会区里；千橡市在洛杉矶都会区里；巴格斯韦德在哥本哈根郊外；罗威在纽约都会区里。

没有一家在真正的偏远地区。

全都是 " 产业上隔离，生活上完全不隔离。"

翻译成选址语言就是：

在一个大都市圈的通勤半径内，

找一个产业上没有直接竞争对手的位置。

所以园区设计的正确问题，就不单纯是 " 我们怎么提高公司与公司、人才与人才的碰撞率 "，而是在碰撞之前问：

对我这批租户的资产结构来说，碰撞是净流入，还是净流出？

给做 license-in 和早期孵化的租户建高密度共享空间，是正确的；

但它不一定适用于做长周期专有平台的租户。

一个代价

上面这整套逻辑，是从企业视角写的。

低流动性对企业是护城河，但对人才是什么？

如果 " 方圆二十公里没有第二家公司 "，那么就意味着他 / 她的议价能力接近于零，工资涨幅不由市场定，由公司定。想换工作得换城市，得让配偶辞职，得让孩子转学。

企业的护城河，是个人的发展墙。

但这并不可怕，

因为世界上有很多硬科技，比如哪些作者最难的制造业和深科技的公司，就是一群人，长期蹲守在一个地方慢慢熬出来的，企业与人是双向锁定的。

回到礼来。

一百五十年，总部从来没有离开过印第安纳波利斯。这里面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礼来基金会（Lilly Endowment）持有公司 10.8% 的股份。

这是一个扎根印第安纳州的本地基金会。它意味着这家公司有一个永远不会卖出、也永远不会要求搬迁的长期股东。

这个安排的意义不在于税务，在于它把公司和地方绑在了同一条时间线上。

礼来基金会（Lilly Endowment）

这就引出最后一个问题：

印第安纳波利斯是因为它是个好地方，所以礼来在那儿吗？

恰恰相反。

是因为礼来在那儿待了一百五十年，那儿才变成了一个好地方。

今天印第安纳波利斯都会区有约 14000 名礼来员工，这些不是印第安纳波利斯 " 吸引 " 来的，这是礼来 " 长 " 出来的。

印第安纳波利斯 1912 年明信片上礼来化学制药厂

集群不是选出来的，是长出来的。

而几乎所有 " 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 " 的规划，都是在试图跳过生长的那一步——想直接得到肯德尔广场的密度，却没有肯德尔广场背后麻省理工一百年的积累；想直接得到集群的产出，却没有一家愿意在一个地方待四十年的公司。

所以在问 " 我们该照着哪个集群抄 " 之前，也许该先问一句：

这个地方，有没有一家公司，愿意在这儿待四十年？

如果有，剩下的事情，时间会办。

（数据来源：各公司公开财报与官网；2026 年年中全球药企市值排名综合多家数据源，口径与时点略有差异，此处用于量级比较；再生元投资者关系与纽约州政府、威彻斯特县工业发展署公开文件；恒瑞医药、荣昌生物、康方生物、石药集团公开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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