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碧 / 文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称反网暴法）8 月 28 日即将结束为期一个月的征求意见，完成立法链条中重要一环。

近年来，互联网上屡发因造谣诽谤、恶意攻击、人肉开盒导致的悲剧，比如寻亲男孩刘学洲和粉发女孩郑灵华，他们因网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社会呼吁专门反网暴立法的声音日益强烈。2026 年 5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把治理网络暴力的立法放在预备审议项目之中，交由相关部门抓紧调研起草。仅两个多月后，7 月 29 日，国家网信办就拿出反网暴法向全社会征求意见。这样的推进速度体现了网络暴力治理的现实紧迫性。

从此次草案内容来看，其治理工作主要围绕平台责任、政府责任、社会责任和司法责任展开。这大体沿用了 2024 年网信办发布的《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的思路，平台负责风险防控、处置管理、权益救济；政府层面涉及网信、公安、教育、电信等多部门，未来可能联合出台执法细则；社会责任落到了群团组织、学校、家庭、行业组织、网络大 V、MCN 机构以及普通网民身上。换句话说，治理网暴人人有责，大 V 更有责——因为声音越大责任越大。

司法责任则吸收了两高一部 2023 年《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最高法《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 修正）》等司法文件，实现了 " 民行刑 " 的衔接贯通。在民事领域，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是一个亮点；在行政领域，引入了网络暴力告诫书制度；在刑事领域，则对案件移送、证据移交、提起自诉、协助取证、自诉转公诉及支持起诉等程序性事项进行了细化规定。

以上这些反网暴的手段都并非新设，而是将以往散见于各部门法及行政、司法机关的治理工具进行了系统性整合。同时将立法层级提高，表现出国家治理网暴的决心和诚意。从这个意义上讲，反网暴法和《反家庭暴力法》的立法逻辑类似，都是以专门法律向全社会传递保护尊严、反对暴力的立场，同时将《民法典》《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以及各类部门规章、司法文件中碎片化的相关规则统一收拢。它既有社会宣示效果，又致力于设置一套可救济、可处罚、可诉讼的制度框架。

但我们也要看到，专门立法固然设置了平台义务、人格权禁令、支持起诉等一整套规范，但纸面上的法条无法消解网暴的现实困境。如果缺少持续、丰富的个案去填充法条的细节，仅仅依靠一部成文法，很容易出现两种局面：要么法律只是空头支票，要么法律误伤言论自由与舆论监督。

对于前者，如果大部分受害者因怕麻烦望而却步，只有恶性极端事件发生时才有人真正拿起法律武器，那么法律的保护效力就会大打折扣，网暴不会减少。对于后者，当平台掌握了内容治理的裁量权，究竟何种情形应当干预、何种情形不可过度介入？批评与羞辱的界限何在？挑动对立的认定标准又是什么？这些复杂的边界问题，亟待通过司法判例予以明晰，从而为平台的审查尺度划定合理范围，有效防范因过度管制而对正当言论造成误伤。

法律可以惩罚造谣和侮辱，但如何惩罚冷嘲热讽和阴阳怪气？如今，有的网暴已经不是有组织的仇恨攻击，而是表现为大众娱乐，比如对当事人的穿着、表情、过往经历进行解构、恶搞与梗图传播。如果过度依靠行政权力介入每一个道德失范的网暴现场，是否会导致公权的无限扩张？一旦不合时宜的观点或尖锐的批评被轻易贴上 " 网暴 " 标签，又是否会引发寒蝉效应，压制正常的批评与举报？

这些都是相当个案的问题，要结合当时的背景、动机、后果加以判别。反家暴法出台之后，也曾存在处罚场景有限、价值引导色彩更重的质疑。正是得益于基层法院受理了大量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在司法实践中逐步打磨、明晰了裁判标准，才真正让 " 纸面上的权利 " 转化为 " 现实中的权利 "。反网暴法也会经历非常类似的过程。

立法从来不是万能的，反网暴还需要司法的持续深耕。与此同时，网暴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社会问题。网暴之所以屡禁不绝，并非仅仅因为缺乏法律的威慑，其背后还有人性弱点与算法的推波助澜。因此，在完善法治体系之外，重塑公众对人格尊严的敬畏、引导算法规则向善，可能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