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两起学生攻击老师的事件引发广泛讨论：1 月，浙江省瑞安市一名小学老师在课间劝阻两名六年级学生打架，被其中一名女学生用金属镊子戳伤右眼。5 月，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一名男学生因上课睡觉被老师叫醒，冲到讲台旁，当众对老师高声大喊：" 杀、杀、杀！"

讲台上的教师变得不再安全。只要老师在公共场合参与学生争执，纠正学生的错误，就有可能被举报、辱骂甚至动手殴打。有的时候，老师仅仅是履行职责上着课，都可能遭受攻击。

当工作中最基本的人身安全无法得到保障，一些教师开始感到害怕，少说话，向后退，点到即止。" 越负责越危险 " 的悖论开始形成。" 师德 " 逐渐成为牺牲与奢求。

那个男学生身材胖且强壮，在高中男生里算是比较矮的，但也比身高一米五五的英语老师李晓丽要高出许多。因为皮肤病，他身上红一块白一块地掉皮屑。

他是学生，李晓丽是老师。即使他向来不爱听课，也井水不犯河水。这是李晓丽任职的第三年，她一直觉得自己和学生们关系处得不错，很受欢迎。

状况发生改变的那一天，李晓丽只是在完成一件小事：中午十二点打下课铃前，不让学生们提前离开教室。这是校长反复强调的规则，李晓丽守在门前，手掌搭在门把手上。

那个男学生径直朝她走过来，像是方才没听见她的要求，气势汹汹，直接将手按到她的手上。门被打开了。其他学生仍在座位里没有动。有人叫道：" 老师，你去洗手吧！" 一些学生发出笑声。

李晓丽知道，因为皮肤病的缘故，那个男学生被班里同学孤立。或许，他是因为这句话记恨了她。

下午，男学生被班主任叫到办公室谈话。李晓丽想强调一下纪律，便走到男生面前，才说出第一句完整的话，男生就暴怒着逼近了李晓丽。

动作之快，办公室里近三十个老师都来不及反应。李晓丽的胸口被用力锤了两拳，紧接着，男生抬腿踢向她的肚子和大腿。

几拳几脚下来，李晓丽被推到墙边。她直接哭出了声，要去找校长，要马上辞职。老师们把那个男生控制住，李晓丽被带到另一个房间，暂时保护起来。她打电话给家里人，爸爸帮她报了警。

后来，李晓丽的右大腿出现了大面积的紫色淤青，近两个月才消退。因为受到攻击和惊吓，她几个月没有来月经。

警察很快来到了李晓丽的办公室。警察告诉她，学生还没满十八岁，拘留不了他，如果她要去起诉，也会非常麻烦，建议私下调解。

第二天，男生的舅舅提着水果来道歉，要李晓丽原谅男生。几番劝说无果，舅舅有些急了，对她 " 软硬兼施 " ——一边质问她 " 怎么当老师的，连这点处理事情的能力都没有吗？"，一边暗示自己 " 有点关系 "，能给她当个领导。

校长对李晓丽几次默拒家长的行为也有些不满。他一直找李晓丽谈话，说她是老师，" 老师天生就是要让着学生的，天生就是要对学生宽容 "。那位舅舅一直不停地发消息、打电话，李晓丽最后只能回答：" 那我原谅他。"

那是她的学校里第一例学生动手打老师的事件。李晓丽任职于广东的一所私立学校，学生家里普遍比较富有，对孩子管教得不多，主要目的是想让孩子把高中读完。像那个男生的舅舅，如此强势地希望李晓丽原谅侄子，也只是因为担心影响他后续的出国留学。

在此之前，老师们一直知道那个男生 " 脾气很暴躁 "，平时动不动就捶桌子，说话时也经常拍桌而起，指着任课老师的脑袋骂：" 你信不信我把你投诉？你信不信我打你？"

当时，因为害怕进一步激化师生之间的矛盾，所有的老师都选择了不处理的态度，容忍他一次次地挑衅。李晓丽说：" 我们都觉得他不会真的打（老师），但就跟潘多拉的盒子一样，第一起事件没有处理好，后面就会有人无形之中效仿。"

在同一年，李晓丽听说自己所在的学校里又有一个老师被打了。这次是男老师，被男学生重重挥了一拳。

学生针对教师的暴力正越来越多地在全年龄段的学校出现。近年来，教师受到学生攻击的情况愈发频繁，从言语上的不尊重、辱骂，发展到投诉举报与人身威胁，再到最后实质性动手。

在南方沿海的一所市重点高中，省一级达标校，语文老师林觉也得知了校内两起学生打老师的事件。她从学生各自的任课老师那里听说，一次是因为劝学生剪头发，学生挥拳打坏了年级领导的一副眼镜。另一次更 " 没办法预料 "，英语老师正好好地上着课，也没有批评任何人，一个学生突然站起来，冲上前要打老师。

" 说实话我们算是很好的学校了。" 林觉说，" 骂老师的那就相当多了，统计不过来，一般他们是私底下偷偷说，偶尔会传到老师耳朵里面。"

教师遭受暴力的现象增多，在全世界范围内同样是普遍趋势。2023 年，韩国首尔瑞草区瑞二小学一名 23 岁教师在校自杀，其生前疑似遭受家长恶意投诉并承受巨大的工作压力，引发 3 万名教师抗议，后规模扩大至 20 万人。

韩国教育部 2023 年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 年共发生 202 件学生家长霸凌教师案件，肉体伤害和肢体冲突等行为从 3.6% 增加到 6.9%。日本、美国也多次因教师受霸凌事件引发公众讨论，出台相关新规。

教师浸泡在一种 " 高危 " 之中，束手无策。并且在大部分场景里，老师越 " 负责 "，便会越危险。几个年轻教师都提到，给学生拉架、当场没收手机，那都是经验不足的教师才做的事。老教师会选择默默记下，日后再报告给相关的负责老师。

师生之间越来越难以沟通。比达成共识更常见、也更简单的结局是，学生的愤怒化作一把显形的镊子，架在自己身前。老师的靠近只能换来被镊子刺伤。

就连课堂管理这种日常小事，都变得棘手起来。在以往观念中，学生上课睡觉，老师叫醒学生，是天经地义的事。现在的学生却会冲着李晓丽骂道：" 你不就是怕被扣工资吗？你们的工资都是我们的学费。"

学生对她说，他们交了学费，所以想干嘛就干嘛，睡觉也好，说小话也好，老师都不应该批评他们。

第一次听到这些话时，李晓丽一下子觉得很生气，同时也有些莫名其妙：" 我们的工资不是由他们直接给我的呀？我们的工资是领导发的呀。" 到后来，李晓丽的同事们也开始听到学生这么说，渐渐成为常态。

她发现，一些学生把自己当成了 " 上位者 "。他们清楚自己家庭条件优越，投入大笔学费，也眼观六路，能够直接说出老师工资的具体数目。

高昂的学费似乎成了他们自我认同为消费者的底气，" 他们的学费一学期得有两三万，三年高中读下来要十几万，他们又不学习，可能就觉得每天在学校无所事事啊，没有听讲，没有收获。他就觉得老师拿这个钱拿得很轻松。"

老师似乎无权管教学生了。传统的师生关系正被解构。学生上学，老师上班，二者互相交换利益，划分明确的边界。

" 教师行业成了服务业 "，原本这句老师们用以自嘲的玩笑话，正逐渐变成现实。

在服务业的逻辑中，" 客户至上 " 是普遍原则之一。在教培机构兴盛的今天，" 消费 " 足够成为一把好用的武器，让学生有底气拒绝、抵抗甚至摧毁老师的教导。

有一次，李晓丽在课堂上没收了一个男生的手机，他 " 立刻做出那种要打人的状态 " ——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两个拳头握紧，离得很近，眼神里满是愤怒。李晓丽本能地感到害怕。

手机根本无法收上来。老师当面收手机，学生会拒绝上交，如果强行没收，学生下课了也会来讨回，有时还联合家长，要求老师归还手机。

这是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学生不认为自己是学生，不认为老师是老师，二者可以是消费者和服务者，可以是监督者和从业者。总之，不分场合与条件地平等。

这样的想法逐渐低龄化。一位从业三十年的县城小学老教师观察到，现在的小学生之所以不怕老师了，是因为现在他们知道，老师不敢打他们、骂他们，要不然就会被投诉。一旦老师想要管教学生，连小学一年级、二年级的孩子都学会一口咬定：" 哦，老师打人，是犯法的！"

原本是为保护学生安全与权益存在的 " 法律 "，也逐渐超出了合理使用的范围，演变成一种针对老师无孔不入的威胁。据新华社报刊《半月谈》报道，西南某地基层教育局提供的台账显示，2024 年 1 至 8 月，该局共收到 128 条举报教师的信息，经调查，仅 7 起举报基本属实。小学老教师提到，有个老师被学生投诉，仅仅是因为午饭时间让他吃了不爱吃的菜。

李晓丽感到无助：" 我们从来不会说脏话，或者任何侮辱学生人格的话，但是只要在公众场所说了他哪儿不对，他就会暴跳如雷。我们都是课后去处理学生问题，即使给他保留了尊严，学生也接受不了。现在的老师对学生进行不了行为矫正。"

面对威胁，一些老师采取对峙的方法。高中英语老师王蓓习惯在工作中处处留痕，" 因为学生和家长真的很能扯皮 "。她在社交平台刷到其他的班主任买了运动相机别在胸口，当作 " 执法记录仪 "。评论区都在骂那个老师太夸张、太过分，但王蓓觉得，旁人很难理解他们的无奈。

但这样的对峙也无法真正解决问题。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已然改变，社会对老师职责的期许却保持如旧：家长仍希望老师能够教好孩子，又不希望孩子受到哪怕一点伤害。

王蓓说，如果有些学生反应很激动，他们就会请家长。但很多时候家长不会来，即便到了学校，也会指责 " 是老师的问题才会让小孩变成这样 "。

学生的态度很大程度来源于家长的支持。在小学，学生观念还未成型时，家长便展现出了过度的敏感。一位小学老教师提到，去年有个家长因为每周的 " 在校德智体美劳积分评奖 " 将老师告到了教育局——全班四十几个学生，获奖的有三十人，颁发小奖状，而他的孩子没有拿到，" 大大地打击了孩子的自尊心 "。

矛盾在于，学生和家长的需求未必是合理的，而老师的责任在于矫正陋习、培育学生。如果老师丧失了教育主导权，教育的专业性、教学的质量都会受到影响。

在师生身份反转的前提下，暴力的介入是另一个维度。互联网和短视频带来的流行语，例如 " 杀杀杀 "" 我和你爆了 " 等口头禅，将隐含的暴力植入日常生活，从改变青少年的语境开始，一步步侵蚀青少年的文化图景。

语文老师林觉在市重点高中带理科班，只要提到能 " 玩梗 " 的关键词，例如某个人名、某个谐音，学生们就会立刻相互以目示意，开始窃笑。林觉说，" 玩梗 " 的学生男女都有，而男生玩得更多，梗也 " 更烂 "，因为他们更难意识到别人的处境。" 他们不会太去思考这方面合不合适，还处在‘成群结队’的阶段，朋友玩了他就玩。"

比 " 玩梗 " 更为直接的是，学生暴力行为通过短视频进行广泛传播，比以往成倍地更加容易被青少年看到，因此可能被效仿——看到视频，知道 " 别人会这么做 "，就会有样学样地执行。

家长和学生都发生了变化，老师也不得不改变。高中英语老师王蓓说，网络上那些学生攻击老师的视频，她一条也不会漏过，总是会刷到。" 从此以后，看到这些事情，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自保。"

哪怕只是执行规定，老师都承担着受到危害的风险。王蓓认为，学校在规则制定与执行上有根本矛盾。严格制定规则，却在执行上又喜欢站在学生那边，对严重违反规定的学生 " 以人为本，网开一面 "。于是实际的执行者，也就是老师，成了恶人。

王蓓曾经接到一个高二学生家长的电话，在 2024 年 11 月，那个学生因为违纪情况过多，被学校给予停宿的决定。

王蓓做的事情仅仅是通知了家长。家长打电话过来，劈头盖脸地把她骂了一顿，说她不顾学生前途，不配当老师，不配待在这个学校。

王蓓安静地听着辱骂，拿来另一部手机录音。后来，她什么也没有做，一直保存着录音，但一次都没敢点开听过。王蓓说：" 我其实对于这个家长，看到她的名字，看到她给我发的消息，都会很应激，很害怕。"

被学生殴打后的第四个月，李晓丽从那所学校离职了。

大腿上的淤青渐渐消散，比身体受到的伤害更为恐怖的是精神上的崩溃。在那间办公室里，很少流泪的她直接哭出了声。" 我是真的觉得很委屈，尊严真的是被践踏了。所有的老师、学生全都知道了我被打的事情。那以后在这个班级你还怎么教书？你还有什么威信？我的同学都可以打老师，还怎么那个（教书）呢？"

李晓丽的世界变了，即便只是微妙的变化，她也知道许多事情回不去了。她似乎永远是一个 " 被学生打的老师 "，在学生眼里，是受害者的弱势形象，在同事眼里，是能力不够。

事情发生之后，原本处得很好的同事关系、领导关系变得糟糕，李晓丽感受到，他们会在无关的地方莫名挑她的错。亲戚对她说：" 以后别教高中生了，去带小孩子吧。"

暴力带给李晓丽的心理创伤也根深蒂固。她曾经以为自己 " 看得挺开 "，但后来男朋友陪她去医院拿药，他给李晓丽递东西，" 手在我面前晃了一下 "，李晓丽下意识脖子一缩，往旁侧躲开。" 我以为他要打我，当时我就惊呆了，我没想到我会有这种想法。"

四个月后，李晓丽离职。坚持教书到六月的原因是，这是她带的第一个重点班，她想送孩子们完成高考。

像李晓丽这样因学生攻击事件离职的老师不在少数，其中，不乏长期接受心理治疗的老师。更多的、没有直接受到攻击的老师依旧选择在岗位上教书，试探着边界，一点点后退。

为了不被学生投诉，在评分表打低分，老师要和学生处好关系。为了防止被学生和家长找麻烦，有人会在平日里降低对一些事情的要求。

王蓓想起自己初入行时，冲上前插在两个一米八几的男学生之间劝架，虽然没有受伤，但老教师们都和她说：" 你以后不要劝架了，去叫男老师来。" 王蓓时常感到后怕。

她说，自己现在没有那么的 " 善恶分明 " 了，也没有那么跟着规矩办事了。" 有的时候我们会避免矛盾，依旧自保，对一些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学生和家长不尊重规则，你还要按规则办事，那矛盾就到你自己身上了。"

面对学生，王蓓形容自己 " 戴着人格面具 "，和对朋友、家人完全不一样。她是从什么时候改变的呢？

她回想，入行一年后，她就不再和学生嘻嘻哈哈了，也学会不公开点名、不动声色地提醒学生。但是再仔细去想，她似乎从未对学生 " 真 " 过。

" 从入职的第一个月开始，我就开始隐藏自己了。我已经很疲惫了，没有任何的心思去和他们深交。尊重还有掏心窝子都是相互的。" 王蓓说。

老师的一退再退、一味隐藏成为新常态。但身处其中的人仍然感到疲惫，也都清楚，这并不是师生矛盾的真正解法。

师生之间意见相左时，王蓓的学校总是在 " 程序上支持老师，态度上支持学生 "，也就是会找学生谈话，但不给予实际的处分，试图两边都不得罪。

教师委曲求全背后的另一种本质，是作为教师后方的学校和教育系统不能给出有效的处理办法，导致老师们很多时候只能忍让。

国际社会正在探索问题的解法。首尔市教育厅 2023 年宣布引入一套试点系统，要求家长必须通过系统预约才能与教师打电话或会面，加强对教师的法律援助，并考虑增设 " 纠纷调解委员会 "，在教师或家长发生法律纠纷之前进行调解。

2024 年 5 月，美国得克萨斯州议会也通过一项法案，允许教师将行为不当的学生请出教室，并延长校内停课的时间。北卡罗来纳州则通过《学校暴力预防法》指出，学生在社交网络上针对教师的网络欺凌行为属违法行为，按照规定可判处 2 级不法行为。

美国教师工会组织增加了对处于法律纠纷状态中教师的资金支持，当教师被指控行为不当时，可提供高达 100 万美元的诉讼保险，如果教师被证明无罪，则可报销最高 3.5 万美元的律师费。

中科院心理所教授陈祉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呼吁，应从暴力行为背后的心理健康问题入手。但是，这套方案在现实中难以推进，心理咨询无法深入学生群体，得到信任，对于老师来说，受到伤害后的心理讲座大多像是任务和负担。

追根溯源，师生之间的紧张关系并非一日而成。当代学生的敏感和逐渐增多的极端反抗，也是被过往的教育环境所塑造。

学者汉娜 · 阿伦特在《教育的危机》中提到，现代教育中存在两种极端：一方面，人们默认教育需要权威和一定程度的强迫，以此来传授知识、塑造人格；另一方面，人们害怕权威会演变成专制力量，把教育变成控制。

现代教育长久寻找着其间的平衡。课还是要上，说到底，这只是一份工作。并且在很多时候，这仍是一份想用心做好的工作。

林觉现在已经习惯了 " 自我审查 "，她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 尤其是对于某件事的观点类言论，最好不要表达。"

但即便如此，她有时还是会说，例如涉及女性权益的话题。林觉明白，这些话或许会有被举报的风险，但完全不说，也是不行的。" 搞教育的不敢把道理教给学生的话，怎么尽这份工作的责任呢？"

图丨会考期间林觉给学生送考

林觉最初读师范大学、想当老师的原因，是希望能让更多人觉得中文很有趣，希望大家喜欢上中文。另一个原因是，她读书时被不好的老师隐形霸凌过，也被很好的老师鼓励过，她觉得自己人不坏，" 我当老师的话，世界上可能就少了一个坏人当老师。"

她能说出许多好的瞬间。逢年过节收到学生的贺卡，写得很用心。分班前最后一次考试，学生们考得特别好，跑过来说：" 老师这是我们送给你的临别礼物。" 年级里一个女学生发起了漂流日记本活动，全年级的女生都可以在里面写自己的想法、体验和生活烦恼，其中一部分，女生们希望拿给能够理解她们的女教师写。她们找到了林觉，想让她写下寄语。

到如今，林觉已经从业四年。她后知后觉，读书时遇到的 " 好老师 " 比她想象中还不容易，坚守这样的 " 好 " 是件令人敬佩的难事。

" 我现在得到的正反馈很少、非常少，学生还没长大到能理解老师的年纪。" 王蓓说。她在等待教育的 " 滞后性 "，也就是那句网络流行语所说的——当年扔出的粉笔，正中了我的眉心。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等到。

李晓丽离职后，还是去了一家教培机构教书，多数是小学生，偶尔也教高中生。她说：" 小孩子上课的时候脸上都是笑容，我最喜欢他们永远都是笑眯眯地看着我。"

或许越来越少人想当老师了。直到今天，李晓丽提起当教师后印象最深的事情，还是在那所私立高中。有一个男学生告诉她，因为她，他想去当英语老师。

他们约定好，如果以后他当了老师，就去看望她。这本是一个陈旧的、投桃报李的叙事，但李晓丽听到这些话，还是觉得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