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政量化考核下，让官员坐上被告席不难，难的是他们真正担起责任，为可能的行政违法买单，在法律的框架下积极解决利益问题。

湖南衡阳市政府官网 11 月 9 日发布消息介绍，本月 6 日上午，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刘中杰赴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主动接受司法监督，依法回应企业诉求，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原告与负有行政补偿职责的行政机关达成了解决问题的共识，当庭申请撤回起诉。

大众平时很少见市长出庭应诉，这个新闻让人感觉新鲜。事实上，近几年，湖南聚焦行政复议纠错率、行政诉讼败诉率、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出庭应诉率 " 三率 " 提升，并将 " 三率 " 指标纳入省管领导班子年度考核、平安建设考评和法治督察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行政履职。

包括衡阳在内的各地级市，当前正在努力优化 " 三率 "。刘市长出庭前一天，衡阳市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行政复议应诉工作，明确要求紧扣 " 三率 " 目标，抓实负责人出庭应诉。

从结果上看，市长出庭应诉，让原告撤诉，等于亲自出马减少了一桩行政诉讼的记录，同时也告诉其他行政部门正副负责人，打消恐惧心理，别怕出庭应诉。

在市长这次出庭之前，衡阳市 " 告官能见官 " 的数据挺亮眼的。2015 年新行政诉讼法实施初期，衡阳市中院审理的案件中，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只有 35%；2023 年，衡阳市各级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达 100％，当年，衡阳市被命名为 " 全省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 "。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觉得市长出庭不一样。在老百姓的印象中，官越大，能解决的事就越多。这次涉及的纠纷，是关于矿山开采权退出的。由于政策原因，企业必须退出，但没有拿到该有的补偿，于是将相关部门告上法庭。打行政官司有很高的成本，企业走到这一步，说明常规的维权途径已经失效。

但从法庭上双方很快达成共识、企业撤诉看，这个案子本身并不复杂，也不是没有妥善的解决方案，整个事件中唯一的变量，是市长当面承诺，会督促相关部门履职到位。这就让人好奇，如果换成别的行政负责人出庭，会有这样的效果吗？

一般而言，如果相关部门负责人私下缺乏解决问题的意愿，到了法庭上也不会突然 " 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多数时候，他们只是在等待法院的判决与强制执行。这不只是猜测，媒体报道，在某些地方的行政诉讼案件中，" 官员出庭不出声、出声不出效 " 的现象仍然存在。

" 三率 " 指标的考核，不只湖南在搞，其他地方也有，但很多行政纠纷并没有因为官员的高出庭率，就得到高效解决，常常是法院判了也不执行，案子在程序里打转。

此前有业内人士撰文指出，当前存在 " 选择性出庭 " 问题，一些机关负责人倾向于选择合法性无瑕疵、案情简单、容易化解、适合外部宣传的案件出庭应诉。由于考核以数量为主，一些行政机关负责人认为，只要出庭就可以 " 交差 "，把应诉当成一种表演。

这也是为何衡阳市长应诉能引发关注，不是因为市长的官够大，而是他实质性地解决纠纷，迅速将企业拉出了困境。但不是每个民告官的主体，都有与市长对簿公堂的机会，都能得到市长的信用背书。

高效化解纠纷若要成为常态，就不能只寄希望于市长出庭，而是要在制度上推动官员敢于解决问题。像专业人士建议的，除了考核出庭率外，也要将实质履约情况、出庭应诉案件难易程度等纳入考察范围。

行政诉讼法的制度设计决定，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不是对原告的恩赐，而是履行自身的法定义务。一些人把 " 民告官能见到官 " 当成进步，为时过早。

在行政量化考核下，让官员坐上被告席不难，难的是他们真正担起责任，为可能的行政违法买单，在法律的框架下积极解决利益问题。如果制度上不能赋予他们这种动力，市长出庭所带来的示范效应，终究也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