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时，离高考只有一两个月了。那时，我是四川江津一个山沟沟 " 大三线厂 " 的工人。名义上初中毕业，其实我小学五年级时就因 " 文革 " 而全市 " 停课闹革命 " 了。后来虽然又 " 复课闹革命 "，但历史、地理、物理、化学这些课程，连听都没听说过。所以，我以 " 同等学力 " 报名高考时，连 "-2×2=？" 这样的题目也不会做，手上什么课本也没有。当时四川还规定，在职工人报考，必须专业对口，我竟不知天高地厚地报了天津大学无线电系。太想上大学啦，勇敢地走进了考场，结果可想而知，名落孙山。那是 1977 年冬天。

经过半年紧张学习，我又报名参加 1978 年高考。这次比上次好些了，手里终于有了三本书：上海出版的《代数》，还有既无编者又无出版社的《物理》和《化学》。再一次走进考场，再一次名落孙山。

1979 年 1 月底回上海过春节。其时已考上上海一所大学文科专业的哥哥问我，是否可以考虑改考文科。我请哥哥弄来一本《历史》一本《地理》，准备用 7 天粗看一遍。结果，4 天就看完了。我对哥哥说，可以改文科试试。其时，离高考还有 4 个月不到。

哥哥介绍我到他的母校上海市北中学文科班插班旁听。这个文科班是闸北区教育局委托办的，共有六七十人，是应届高中班，除了我以外，还有四五名工人、无业青年。这个班，集中了最优秀的老师。近 40 年了，至今我清晰地记得这些恩师的名字：袁维国，张润苏，陆大堉，劳国民，余雁群，钟学义。经过一个月的 " 正规训练 "，在 " 两天一小考三天一大考 " 中，我的分数竟能较稳定地在第四名前后。老师们悄悄议论，前几名能进复旦。仿佛，曙光已经在远方显现。

没想到，5 月下旬一天傍晚，突然接到工厂同事发来的电报 " 省招办规定必须本人报名 "。尽管我已将相片等留给了这位同事，委托他帮我报名，但没用！我火速赶回厂里，在 5 月的最后一天，也是报名的最后一天，终于报了名。

看来回文科班，不大现实了 , 一张火车单程硬座票，超过我一个月工资，还要在酷热的车上往返坐四五天。

我人离开文科班了，袁维国老师和严惠孝同桌还把文科班的卷子不断给我寄来。学生们在考试，袁老师站在讲台上给我写信，几乎每一次收到卷子，也同时收到老师的来信。

四川真热啊。下半夜了，宿舍里还 40 多度。碰到单人床的铁架子，马上避开，烫人；床板、桌子、椅子，哪样都比人体温度高。所以，我的高考复习多半时间是站着的。年轻的同事们全身上下一丝不挂，通宵打牌 " 争上游 "。我们住的单身宿舍，离家属区一两公里，号称 " 西伯利亚 "，女性轻易不敢造访。我是想上大学的人，总得有个裤衩作遮羞布，汗水从每个毛孔里往外流，裤衩很快就有一股酸味。那时，从未听说过空调，整个单身宿舍连一台电扇也没有！

真累呀，又累又热，临考前每天只睡三个小时左右。有时，站着都能睡着；有时看着书就睡着了，醒来发现书在地上，身底下一滩 " 大 " 字形汗水。

第二天就高考了，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因为这年报名第一次有年龄限制，我明年没有资格报名了。凌晨一点半，昏暗的灯光下，一边复习，一边在共用厨房熬绿豆稀饭。所谓共用厨房，是厂里在单身宿舍一间房里装了十几个天然气灶头，大家烧东西都在那，格外热。我要在那里为明天高考准备早餐。照例站着复习。汗水不停地往下流，顺着下巴一滴一滴往下滴，顺着下垂的左手指尖往下滴，右手持书顺着腋窝、弯曲的胳膊肘往下滴 …… 稀饭熬好了，站立处的地上，一滩汗水。

早上六点起床，稀饭还是馊了，尽管两点多钟我及时把熬好的稀饭浸在凉水里，想想那 " 凉水 " 也 40 多度啊。食堂七点开饭，只有吃一碗馊稀饭去 " 赶考 " 了。第二天凌晨两点开始熬稀饭，早上稀饭还是变质分解了，没办法，不吃也得吃。

厂里对我们很照顾，早上六点半用一辆旧吉普车送我和厂子弟校的一位高中生去考场，傍晚六点来接。如果步行，从厂里到考场，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

考场周围戒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武警保卫着。考场门口四位战士，腰系子弹带，右手持长长的步枪，子弹上膛，枪尖上着闪亮的刺刀，格外耀眼。我注意到，这些战士胸前和后背的衣服，全被汗水湿透了。

我在考试教室门边的走廊上排队。一手拿着准考证、钢笔、橡皮，一手拿着即将考试的书，作最后一分钟冲刺。肩上背着一只借来的军用水壶，里面装着茶水，酷暑下两个半小时的考试，不喝水难以想象。

根据考号，我排在门口第五位。前后都是当地应届高中生，十七八岁，身高都是一米六的样子。我一米八。只听在我后面两位考生用方言戏谑道：" 郎大一坨还来考，他考啥子噢考！"" 就是，他考啥子嘛！" 四川话 " 郎大一坨 "，后面通常与土堆等相联系，意思是，这么个傻大个，他还来考，考了也白考。显然我的 " 驴高马大 " 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以为我这 " 下江人 " 不懂四川方言，所以敢如此大胆。其时我已到四川近四年，懂方言。很气愤，心想，大家都考试，我又没惹着谁，你们为什么要这样羞辱我？马上就要考试了，又不能理论。我又想，他们都是孩子，好好考，看看最后谁考得好！反正，也不知情绪调节好没有，就这样进了考场。

那时考试很人性化，允许上厕所，上几次都行。三天六门考试，我每门考到两小时左右时，就借口如厕，到厕所走一趟，六七分钟，醒醒脑，回顾一下前面考试得失。沿途有监考老师看着或跟着，但是好像从没跟到厕所里面的。那年代，从未听说过高考作弊的事。

上午考完后，自己得设法解决午餐。买了两只西红柿一个肉包子，一角钱。可能太累了，也可能太热了，咬了一口包子，闻到肉腥味，直想吐！没办法，中午就吃了两只西红柿，下午接着考。后两天的午餐，也都是每天两只西红柿，五分钱。

中午要准备下午的考试，还总得歇一下。但是我这个 " 下江人 "，在考场附近没有一个熟人。感谢在我们厂区做工商管理员的女孩，事先为我联系了镇上的工商所。工商所给我提供了一张 " 条凳 "，一米多长，十多厘米宽，也就是我们江南所称的长凳。很感谢了，中午能在屋内准备下午的考试，屋外骄阳似火。在 " 条凳 " 上仰躺了一会，两脚落地，大概十几分钟。肯定不能睡着，因为没有闹钟，睡过了高考也完了。

第二天下午考数学。最后一题是解析几何题，二十几分。平时解析几何题，我几乎所向披靡。一心想抱个金娃娃，想把这题解了。但是，直到考场铃声响了，也没能解出。估计数学只能得二十几分。回到厂里，几近绝望。在电镀车间外，我像祥林嫂，对好友小卢一遍一遍说：" 今生可能与大学无缘了！" 小卢听了几遍后，对我 " 当头棒喝 "：" 克希，考过的别说啦！说了有什么用！" 我竟一下子清醒，" 死马当活马医 "，第三天又走进了考场。

考完后，心中始终忐忑。每天都到厂门口警卫室转转，因为对面是收发室。负责收发室的上海老阿姨，每次看到我都装作没看到，她知道我在等通知，她知道我前两次高考都失败了，不想伤我自尊。

一天，厂宣传科广播室的小施问我：" 这次能上了吧？" 我回答一点把握没有。他悄悄对我说：" 你这次肯定能上了。" 我问为什么。他说：" 前两天人事科老刘去高考办开会，高考办负责人宣布‘今年我们考区的文科状元是新兴厂的一位工人’。我们厂只有你一个人参加了高考呀。"

看来大学是能上了，只是不知哪所高校。多想上西南政法学院啊。但是，这是全国重点大学，我上得了吗？

仍然每天上午一趟下午一趟，去警卫室附近转悠。

那天上午，离厂门口还有老远，只听收发室的老阿姨大声喊：" 小刘，你的信！" 她太大声了，以至于门口的三四位同事停下了脚步，其中一位问：" 是录取通知吗？" 老阿姨大声回答：" 就是嘛！" 我赶紧跑过去，接过一枚小小的深褐色的牛皮纸信封，上面并无录取通知之类内容，但是，我一眼看到了信封右下角几个红彤彤的大字 " 西南政法学院 "。

打开一看，是法律系的录取通知！

那年头，高考惨烈。尤其四川，是全国第一人口大省，但是高校却寥寥无几。据说，那一年的高考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二点几。那一间间考场的考试教室，都 " 剃光头 " 啊。江津地区四家 " 大三线厂 "，职工家属约十万人，恢复高考以后，工人考上大学的，空前绝后仅我一人。

当年的高考，激励我四十年来刻苦学习，努力工作，不敢懈怠。一年多前我退休了，退休后还是经常熬夜，总想为国家民主、法治尽绵薄之力。去年到今年，仅为制定民法总则，就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写了一百五十多条意见，近十万字，有些意见、建议已经成了国家法律条文。

（编辑 李蔚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