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快报讯(记者 陈曦)2019 年第一天,很少出门的迟子建携新书《伪满洲国》驾临南京先锋书店。
迟子建与老友——著名作家格非、毕飞宇以及批评家何平、季进、何同彬等人一起重返历史之河,寻找消失在时光中的温暖与苍凉。
迟子建说,这是她第一次在异乡跨年。说来也巧,前天她上飞机的时候,南京就下雪了,似乎冥冥之中有感应,要下一场雪来迎接雪国的女儿。
" 飞机快降落时,我看到窗外模模糊糊,看不到灯火,以为飞错了地方,原来雪花就是最灿烂的灯火在迎接我。" 这让迟子建有归乡之感。当她昨日在栖霞寺看到屋檐上的厚厚积雪时,感到 " 那是大自然赐给我们的佛光 "。
迟子建:现在来写这部小说,我无力完成
在先锋书店甫一落座,迟子建就拿老友格非打趣。" 一路走过来,一看到‘先锋’两个字,我第一想到的就是格非,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我和毕飞宇什么事,格非那时候已经有《迷舟》等等。"
对于迟子建来说,《伪满洲国》是她唯一一部跨世纪的小说,酝酿了十年,又花两年时间写成。尽管从她个人来说,这是她格外看重又是体量特别巨大的一部作品,但这部小说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
" 当代文坛,我不是受宠的孩子,所以也没有人关注到你。" 写完《伪满洲国》时,迟子建刚刚 36 岁,还是一位青年作家,当时文坛各种思潮、流派特别多,而她只是一门心思写自己的东西。
一方面极少被潮流左右,始终坚定地走在自己的写作道路上;另一方面,也正因为无法被归类,因此存在感也就不那么强。
所以,《伪满洲国》和迟子建有特别的缘分——就是在那样一个时代,她特别沉静地写一个她特别想写的一个作品。
小说里涉及到很多细节和民俗,比如那个时候秧歌的扭法,人们的衣着,妓院烟馆的陈设,妓院的行话、土匪的黑话等等,基本上是用史实去写。" 每一个细节的背后、每一朵花的背后,都是一棵大树,要把这些树叶都看到了,才能从里面凝练成一朵花,放到我的《伪满洲国》。"
迟子建说,让她现在来写这部小说,是无力完成的。" 这种元气、力量、勇气,甚至有点无知者无畏。就一门心思地做这样一个事情。"" 而且我写《伪满洲国》的时候是我人生最幸福的两年,我在写它的时候非常畅快,那个时候我还是手写,六个很大的笔记本基本很工整,我现在还保留着手写稿,修改的地方是极少的。"
主持人何平说,《伪满洲国》这本书跟南京的缘分也很深。1998 年迟子建开始写这本书,2000 年首发在南京的《钟山》杂志上,18 年之后,又重新由南京的译林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本书的游子还乡。"
格非:一部非常典型的长篇小说
格非与迟子建相识于 1986 年,作为老朋友,他也特地赶来助场。
格非说,《伪满洲国》2000 年刚发表时他就看过这本书,那会儿他们都还很年轻。这次译林社给他寄了新版本,重读之后又有不同的感受。
首先,小说在编排上,按年份写了 1932 年东北沦陷后的十四年历史,特别的简洁大方," 一看就是一个年轻人干的活儿 ",甚至他认为 " 在今天她可能已没有那么大的心力写这样的作品 "。
其次是迟子建的工作方法让他心生敬意。" 这是一部历史长篇小说,写历史小说有一个起码的工作程序,与根据个人经验写一个虚构性的长篇小说完全不同,因为历史就摆在那里,作家需要做大量的功课,需要建立一个写作的规范,不能仅对这段历史有一个大致的感觉就来写小说,尤其是伪满洲国这样的一段历史。迟子建写这本书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关注了很多重大历史事件,视野非常开阔。"
最后是这部小说的落脚点,更多关注普通人的情感以及他们跟历史之间的关联," 这是作家跟历史学家最大的不同,也是我特别有认同感的地方 "。
在格非看来,迟子建是非常典型的 " 长篇小说作家 ",而中国作家里面擅长写长篇的其实并不多。" 什么是长篇小说?很多人觉得 20 万字以上、30 万字以上就是一部长篇小说,我从来不这么看。比如说《追忆似水年华》,从我个人意义上来说它不是长篇,为什么?因为它的主题非常单纯,它没有像托尔斯泰那样的构架。中国也有很多作家动辄写到 20 万字,算不算长篇?很难说。"
格非说,迟子建的小说,从对具体人物的情感的描述,一直到东北当地的地理、气侯、风土人情等等,构成了一个地方的风俗史、社会史,是非常典型的长篇小说。
" 我重读《伪满洲国》的时候,觉得它是具有饱满热忱和充沛精力的作品,而且它有一种野心,关注一个重大的问题,融入了很多既随意又特别自然的手法。从一个个很小的事件、一个个很小的人物进入,写着写着河流就变宽了。"
毕飞宇:小说家最大的荣耀在于创造历史
延续着格非的思路,毕飞宇说,《伪满洲国》是一部史诗性质的作品。
在他看来,史诗类的作品大抵可分两种,一种是《三国演义》,一种是《红楼梦》,这两类作品,后者有价值得多,虽然前者也很有价值。
" 我的理由是什么?《三国演义》里面所处理的事件,所处理的人物,虽然需要作家重新做过文化审定,但是它在历史上是已经被命名的史诗,它已经被命名过了,它就是那样,你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呢?是组装。这样历史题材的史诗,有一个巨大的作用,某种程度上它呈现了历史。《红楼梦》也是史诗,但《红楼梦》里面的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情,除了园子里的树木石子以外,我们看不见,它的历史文化那是需要作家命名的,需要作家加以文化处理的。换句话说,《红楼梦》这样的史诗,它的价值不在呈现,它的价值说起来特别牛,它在创造历史。我觉得小说家最大的荣耀就在这里,他可以创造历史,他不能创造一棵树,不能创造空间和时间,但他可以创造历史,历史为什么要创造?因为历史特别容易被淹没,特别容易被遗忘。"
写作《伪满洲国》,迟子建做了大量历史的、田野的调查,其中也有跟历史相关的事情在小说里有所呈现。但在毕飞宇看来,"《伪满洲国》最了不起的地方,不在于它呈现了什么,而在于她史诗般地创造了只属于她的历史,就这一条,《伪满洲国》就了不起。"
毕飞宇认为,一个作家要成长得比较好,需要两样东西,一是时势,一是外力,比如某个作品改编成了一部热门的电影或者电视作品,而他本人是享受过这种好处的。但迟子建是极少数几乎没有得到过外势的作家。" 在我的印象当中,迟子建是一个自己拿了一把榔头或者凿子在那里打石头的人。通过一个一个汉字,一部一部作品把自己摞成了一个丰碑的作家。每当我想起这个的时候,我就对迟子建肃然起敬。"
" 虽然《伪满洲国》的命运不如《额尔古纳河右岸》那么好,《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获得了更多读者的关注,可是说实在的,我们这些人又不是媒体人,我们这些人又不是卖她书的人,我们可能看问题的角度还是有所区别。" 毕飞宇说。
(编辑 郭子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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